战国中期以前，秦国的兵器大量为贵族掌握。至秦昭襄王统治时期（前306—前251），建立了中央、郡、县三级武库垂直管理体制，对兵器的管控逐渐收紧。秦王政亲政后，采取“收兵”措施，以实现国家对兵器的全面掌控。秦末，由于对外战争和地方治安的需要，兵器再度分散至地方和民间，“收兵”政策遭废弃，但秦国严格管控兵器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一，秦昭襄王加强兵器管控。战国中期以前，秦国兵器为国家和贵族私人二元所有。《诗经·秦风·小戎》曰：“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诗《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表明春秋初年秦君掌控着某些精良兵器。而春秋早期青铜兵器“秦子戈”铭文：“秦子作造，公族元用”，说明此戈由贵族保有。这种管理方式源于夏商周三代兵器自备的传统。

　　商鞅变法，主张国家对民间武力实行抑制，以实现“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目标，加强兵械管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直至变法失败，此政策未见明显效果，甚至连商鞅本人也没能遵守。《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显然，包括商鞅在内的秦国封君，此时仍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兵器，并能以之武装私兵。

　　秦昭襄王统治后期，秦国建立了中央、郡、县三级武库垂直管理体制。从出土兵器铭文看，中央级别的武器库有“少府武库”，郡级有上郡、上党诸库，县级则有阴平、修武等库。少府掌管秦君家族私财，少府设置武库，强调国君对兵器的掌有。地方武库集中于对其他诸侯国作战的前沿郡县。非前沿地区的郡县，即使有制作兵器的工师机构，所制兵器也多数集中至中央或前沿郡县的武库。如（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蜀假守竈戈”铭文：“五十二年，蜀假守竈造……丹阳。”该戈本来生产于蜀郡，但最终归属到沿边的南阳郡丹阳县武库。兵器高度集中于中央和沿边郡县，有利于国君对军队的控制，也加强了边军的武备。集中并严格管控公有兵器，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政治和后勤保障。

　　同时，秦国对私有兵器的使用也进行限制。考古发现，春秋至战国早中期，秦人多以铜矛、铜戈组合为陪葬品；至战国晚期，随葬兵器则转为以铜镞和铜剑为主。这说明秦国实行严格的兵器管控措施后，秦民的长柄格斗兵器持有率下降了，随葬品也多为防身短剑和数量庞大故而难以被官府完全掌握的箭镞。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九年（前238），“长信侯（嫪）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嫪毐作乱主要利用县卒、卫卒等国家武装力量，相对于商鞅的“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说明此时封君已难以拥有足够的兵器武装私军。显然，通过一定的兵器管控措施，秦统治者初步实现了对封君和民间武力的限制。

　　第二，秦始皇“收天下兵”。秦王政继位后，对兵器的管控愈加严格。《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当时已是秦统一六国之后，《史记》作为传世文献，对秦始皇“收兵”时间记载较晚。出土文献表明，早在此前十几年，秦王政已有“收兵”举措。

　　《岳麓书院藏秦简（陆）》有“禁私挟县官兵令”：“十四年四月己丑以来，黔首有私挟县官戟、刃及弓、弩者，亟诣吏。吏以平价买。”依据简文，秦国统一前已有“收兵”之举，但仅限于由官府平价购买百姓手中原属官府武库的“县官兵”。既然是购买，说明所收兵器数量还不算多，尚在政府财力负担范围之内。秦此时“收兵”，客观上为此后大规模“收兵”作了预演。

　　秦翦灭六国后，随即在新占领地区开展“收天下兵”的行动。据《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令十一”，秦廷以“令”的形式要求新黔首将兵器“辄入县官”，理由是新黔首“带剑挟兵曹偶出入，非善俗也”，所以“其谨禁御之”；“公大夫以上乃得带剑……官大夫以下不得带剑挟兵长刀”。后来，考虑到百姓防身需要，才允许新黔首保留一定数量的剑，但仍不得持有其他兵器，“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各三剑，公大夫、官大夫……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毋过各一剑，皆毋得挟它兵”。

　　秦“收天下兵”的政策，至此以律令形式展现出来。“收兵”的模式从赎买转为没收，收缴对象从“县官兵”扩大至新黔首的私人武器，将严格限制私人持有兵器的做法由故秦地延伸到了“新地”。秦此次“收兵”的重点，应是剑以外的较大杀伤力兵器。从文献记载来看，被秦征服的各地持有较大杀伤力武器的反秦者不多。如项羽少时，只能学习“一人敌”的剑术；韩信在项梁起事后，仅“杖剑从之”。可见，“收天下兵”在降低新征服地区反抗强度上曾取得一定成效。

　　此外，《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令十一”载，秦以爵位高低决定新黔首挟剑的数量，也显示了秦廷借“收天下兵”在新征服地区推广军功爵制。通过挟剑数量的多寡，新黔首能直观感受到爵位高低带来的不同待遇，以高爵吸引新黔首，使其主动向秦的统治秩序靠拢。从这个角度看，“收天下兵”也是一个向全天下推行秦国身份制度的政治举措。

　　第三，“收兵”政策的废弃和影响。“收天下兵”后，秦廷又面临如何处理所收缴兵器的问题。《里耶秦简（壹）》8—1510载：“廿七年三月……兵当输内史。”《里耶秦简（贰）》9—2283载：“廿七年二月……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兵，当传者多。”简文表明，秦始皇二十七年二三月间，洞庭郡、巴郡、南郡、苍梧郡有大批兵器转送到内史。将兵器转运至秦廷直接控制的内史地区，自然是为了维护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以稳固政权。

　　但秦始皇三十二年后，秦开始实行“外攘四夷以安边境”的政策，对外战争频密、赋役繁重，导致民变迭发。秦廷为维护地方治安，只得再度将部分兵器存留在地方武库，“收兵”政策因之逐渐废弛。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秦惠文王“四年张仪戈”，广州螺岗亦出土过秦王政“十四年属邦戈”。此二戈本属于秦中央武库的兵器，却在控制岭南的过程中留在了南疆。

　　另据《里耶秦简（贰）》简9—1547+9—2041+9—2149，秦二世元年（前209），洞庭郡迁陵县保有“甲三百卌九”“矢四万九百九十八”等，兵器总数“凡四万四千”，足见当时县级武库所藏兵器数目已很庞大。兵器再度分散于地方，使地方反秦力量获取武器变得容易。史载，陈胜起事，攻銍、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刘邦起兵占领陈留后，也“因其库兵”，壮大武装力量。兵器再度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秦国的灭亡。

　　尽管秦国“收兵”政策半途而废，但其严格管控兵器的做法却为后世很多王朝所借鉴。例如，汉初“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宋开宝三年（970）诏：“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可见，严格管控兵器成为历代强化中央集权的常用措施。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