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并以此为根系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早在先秦时期，古代思想家就通过对宇宙本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构建起以道、儒两家为代表的深刻的生态世界观；与此同时，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总结发展出诸多顺应自然规律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田水利工程，体现了先秦劳动人民充满智慧的生态实践观。中华农业文明立足中华大地，根植于我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复盘先秦传统生态智慧能够为加快实现生态文明战略转型语境下的农业可持续回归，实现生态农业和智慧农业同向同行提供绿色密码。

　　先秦农业文明中的生态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先秦时期的生态智慧为基础，先秦时期的生态智慧又以道家和儒家内涵丰富的生态世界观为代表。先秦传统的生态世界观为中华农业文明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存在论基础。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索和追求。“道”的概念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万物同源”，这个“源”就是“道”。“道”既是古代先贤对宇宙本源的最初思考和解答，又是自然界和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律。同时，老子主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自由发展从而保持其天然的本性，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境界。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本质同源，主张人应尊重自然的存在和创造，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将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反对对自然进行人为的干预和破坏。因此，“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哲学世界观，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

　　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礼”也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孔子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强调人应当像水一样平静柔和，像山一样稳重不迁，亲近自然进而融入自然。孔子不仅胸怀“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在“以德治国”理念的影响下，他还主张“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强调尊重自然规律，依照自然规律行事。孟子将孔子“爱众亲仁”的思想上升到“爱物”的层面，提出“仁民而爱物”，指出人不仅要博爱众人、亲近仁者，也要对万事万物存有怜爱之心、善待万物。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提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主张对待自然要顺应时令，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与孟子不违农时、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的主张一脉相承。除此之外，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中已经出现“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认为人的行为会影响到自然。相应地，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反映人的行为。“天人感应”思想体现了人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对自然的欲望和索取，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友好关系。

　　道家和儒家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两大流派，虽然它们的核心主张不尽相同，但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都表现出对自然和万物的深切关怀，都主张人与自然应当友好相处，和谐共存。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传统生态智慧为中华农耕文化和中华农业文明的长期良性发展提供了和谐密码和哲学支撑。

　　先秦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实践法则

　　先秦传统生态智慧不仅体现在对中华农业文明视野下的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思考和科学认识，还体现在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睿智的生存法则和实践路径。

　　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尊重。我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的转变，这一过程是在不断的农耕实践和生产创新中实现的。早在原始社会，我国就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生产格局，水稻更适应长江流域温润多水的环境，黍粟则更适合在黄河流域气候干燥的环境中种植。这种农作物分布格局的差异与我国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相呼应，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重。除此之外，先秦时期土地耕作方式的演变也与对自然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日益加深，古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始发挥自身的智慧和能动性，“混作制”“井田制”“轮作制”“垄作制”都是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体现。混作制可以避免单一作物对土地的片面消耗，均衡利用土壤养分；井田制通过划分土地，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保证了土地的合理轮休；轮作制依据季节时令通过交替种植不同作物，保持了土壤肥力；垄作制则通过在垄台上种植作物，确保垄下排水畅通，土壤疏松而不易板结。

　　先秦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和利用。黄河和长江水患自古有之，严重的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一度让流域附近的人民出现生存危机。从先秦时期开始，充满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为了生存开始治水害、兴水利。最初的实践是在田间修挖沟洫，开沟排水，这与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井田制互为补充，科学有效地缓解了水土矛盾。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等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使用对农业生产中的灌溉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春秋时期淮河流域修建的芍陂，引河水成湖，灌溉土地，使淮河流域成为富庶之地。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充分利用自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仅成就了成都平原农业区，而且至今仍是闻名于世的水利工程。还有改善关中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郑国渠、为华北地区“引河水灌民田”的漳水十二渠等，都是先秦时期统治者和劳动人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动体现。这些农田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还减少了水患。它们的设计和修建，充分考虑了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自然环境因素，维护了生态平衡，彰显了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展的伟大智慧。

　　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田水利工程是传统生态智慧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勤劳勇敢的先民在适应自然、保护生态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具体体现，为中华农业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生产生活实践法则。

　　先秦传统生态智慧中蕴含朴素而深刻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实践观，为中华农业文明视野下的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和实践范式，同时使中华农业文明不仅延续千年而从未中断，而且一直是人地关系和谐、生态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数千年来，国人对于融入了先秦生态智慧的农业传统文化和传统技术已经“日用而不觉”，这些传统的生态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生活，是新时代发展绿色、循环、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实践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生态民生的重要论述研究”（20BKS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