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和主要方向。基层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末梢，中国基层社会形成了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方式。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转型，基层治理事务日益复杂和基层治权相对不足所导致的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成为各地社会治理的突出难题。

　　2022年，“枫桥经验”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诞生6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枫桥经验”的诞生地诸暨市先后成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首批信访工作示范县和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市。融合中国历史“德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枫桥经验”及其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对于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总结枫桥镇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时代价值，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启示。

　　第一，治理能力再造，从化解矛盾向矛盾源头溯源。60年来，枫桥乡村从农业乡村逐步发展成为城乡融合乡村，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和叠加化。“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传统枫桥治理经验面临治理转型。

　　有学者提出，基层治理能力的再造，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三个维度——濡化能力、强制能力、规制能力——的建设与重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枫桥经验”精神，即“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在这一精神指引下，诸暨市进行规制能力再造，提出社会基层“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的“四早”原则，让“枫桥经验”从就地化解矛盾向矛盾源头溯源。2023年，枫桥镇初信初访同比下降12.87%，办理效能同比提升39.5%，矛盾纠纷一次性化解率同比上升25.2%，群众评价满意度同比上升2.6%。基层政府因地制宜制定一套处理基层社会矛盾的规则体系并能较好地监督和约束行为，从而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第二，治理方式革新，应用数字技术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数据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与大部分基层政府还未能真正明确数据治理的核心要义和技术实现模式不同，2020年以来，诸暨市在全国率先加快数字化改革，打造出“浙里兴村治社”“网络安全智治”“浙里直播共富”“一站式社会治理中心”等一批具有辨识度和体现“枫桥经验”内涵的综合应用平台，在不同层级和部门间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在枫桥镇，镇班子领导使用手机“浙里兴村治社”等应用把握动态，下派任务由村书记签收并分派到其他具体分管的两委干部。村两委干部在限期内按要求完成工作并拍照或上传文件。把工作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实现了“任务一键下达、事项一屏掌控、评价一体联动”，避免了互相推诿扯皮。数字技术所构建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机制。

　　第三，夯实治理基础，挖掘自身资源推动共同富裕。在基层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传统上以基层社会治理为核心的“枫桥经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枫桥镇不断挖掘自身经济、生态和文化资源，夯实治理基础。在村级层面，枫桥镇各村通过不断开发和提升土地价值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各类农文旅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并为村民提供养老、助残等公共服务。同时，各村还积极培育特色社会组织、吸纳乡贤和村民等主体参事议事，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村级治理新局面。在镇级层面，枫桥镇政府大力挖掘自身精神文化资源，围绕“枫桥三贤”的历史文化资源培育传统文化经营业态，围绕周恩来风采苑、梁焕木故居和“枫桥经验”博物馆等红色地标打造红色经济文旅业态，依托枫桥镇内枫桥江营造良好的自然资源生态，努力将“枫桥经验”转变为“枫桥经济”。

　　60年来，“枫桥经验”主动顺应社会发展之变、思想理念之变、利益格局之变，首先，通过调动基层干部、社区居民、乡贤、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建立了一套预警、教育、防控和调解四位一体的规制机制，从就地化解矛盾向矛盾源头溯源。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提高不同层级和部门协同治理矛盾的效率。最后，努力挖掘自身资源推动共同富裕，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实现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蜕变为“积极探索源头化解矛盾、维护基层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维护基层稳定的“维稳器”。这为其他地区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与发展提供了参考典范，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