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政治格局、全球发展格局、世界政党格局等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推进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新老问题与复杂矛盾交织叠加、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性挑战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愈发严重。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政党政治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的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影响国家的治乱兴衰。世界政党政治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衰落

　　美国曾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原型和典范，但近年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抗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政党极化成为常态。政党极化进一步导致美国社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分裂，导致“否决政治”日益猖獗，并最终在美本土引发宪政危机。具体而论，以下三个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衰落的重要表现。

　　一是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选举政治逐渐发展成为选票政治。选举投票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美国的西式民主更把选举本身视为最高成就。政党的职责本来是在每次选举中通过政策纲领引导选民，让选民信任其政策主张为其投票。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党淡化本应担负的政治责任，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选举和选民议题作为政策出发点去迎合选民。在这种情况下，选民被某个特定政策或承诺所吸引，选举民主产生短视性。同时，过于频繁的选举和剧烈斗争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政党更多考虑的是政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是自己如何得到执政的短期利益而不是保障社会大众的长期利益。再加上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设计，如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选举各环节缺乏统一规定、选举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操办但它们却分属于不同政党等，美国全国性选举常常成为两党争斗的主要战场。选举政治被两党政治所裹挟，从“谁是选民”到“如何投票”，从“设计选票”到“如何计票”，两大政党组织均通过设置迷宫般的行政程序，使“民主”从目的沦为党争的手段。

　　二是政党极化导致国家社会政治极化。近年来，美国政党极化已经逐步变为全面的社会政治极化。美国两党内精英意识形态分化愈严重，传递给选民的党派性信息也就愈强烈，选民更容易分清两党政策主张的不同，使他们产生党派性很强的观念，加强其与政党的内在联系并强化其政党认同。换言之，两党的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清晰化使公众更易选择与其在这些方面相一致的政党。

　　三是社会政治极化导致宪政危机。社会政治极化反弹到政党政治层面，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选举竞争方式，即不再趋中、整合民意，而是比拼“互黑”，政权交接过程充满冲突对立和恶斗厮打。换句话说，美国政党政治的运行规则和竞争方式，即两党竞争中政权的交替，不再是平和与平稳的。美国政党那种“不为反对而反对、你可以不赞同对方的政策或执政理念但必须合法与理性地反对”的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究其根本，麦迪逊式制衡宪政体制与极端主义政党政治冲突才是宪政危机的症结所在。

　　欧洲政党政治出现危机

　　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选举政治出现剧烈的混乱局面，其背后是欧洲政党政治出现严重危机。

　　一是英国自“脱欧”以来的政党政治衰落。首先，英国频繁“换相”，暴露政党政治困境。保守党自2010年成为执政党以来，或为联合内阁，或为“悬浮议会”，执政之路步履维艰。其次，“脱欧”余温下党内分化与党际斗争严重。“脱欧”及“后脱欧”时代的经济走向彻底撕裂了两党，致使两党各自的党内派系斗争外溢，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行。传统的两大政党受到“脱欧”议题的拖累，实力均有所下降。最后，“脱欧”带来的民族自决或自治倾向使英国多个分离主义政党快速崛起。多个地方分离主义政党伺机而动，意图借助“公投”的方式实现民族或地区独立。2022年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作为主张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的分离主义政党，新芬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彻底改变了北爱尔兰的政党政治格局。而在同年苏格兰地方选举中，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再次作为第一大党胜出。因此，如何平衡和整合两党内外政治分歧，有效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是英国面临的主要难题。

　　二是德国选举制度导致目前联合政府无能无力。德国政党政治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温和的多党制。在选举制度上，德国采取的是“两票制”和“5%条款”，设计初衷是限制小党。因此，德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为主、联合自由民主党执政的“两个半党制”。除了绿党在1983年以5.6%的得票率冲破了“5%条款”限制，成为联邦议院拥有议席的第四个政党以外，尚未有其他政党进入联邦议院，这为德国的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

　　然而，正是德国特殊的选举制度导致目前联合政府的“失能”。首先，“5%条款”为政党进入议会所设立的壁垒，导致旧政党对于新政党进入体制准备不足。其次，《政党法》对反对党的运行机制无制度化规定，对于新政党进入议会无制度约束。这导致“一鸣惊人”的另类选择党一进入议会即成为首要反对党，直接掌握最强的监督权力。该党意识形态极化且毫无议会妥协经验，对长期以来德国稳定的议会政治生态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最后，多党制往往意味着在现有宪政体制的权力划分之上附加另一层权力划分，因此多党制政府一般来说比较软弱。2022年，德国联邦政府不仅经历了耗时最长的组阁过程，其间还伴随着极其激烈的党内纷争，尤其是在社民党内部。此外，德国作为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多党制国家，第一大党不仅要面对议会内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政党联盟内部友党的监督。

　　三是法、意等国政党出现剧烈的分化组合。在2022年法国总统和议会的选举之年，出现了2000年宪制公投（决定将总统任期从7年减少至5年）以来的第一个悬浮议会；各党间围绕组成稳定多数政府的谈判失败，成立了以伊丽莎白·博尔内为总理的少数政府。这显示出法国政党政治两大变化趋向：首先是从传统的左右翼竞争格局向新的左中右格局变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其次是左右翼力量分化与联合并存的现象同时存在。更深层次上，这表明法国传统主流政党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2017年大选形成的中间与极端对立的格局得到进一步确认，同时政党结构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选举制度，意大利政党的分化与组合现象更为突出，形成了党派林立和缺乏稳定的政治力量的特点。意大利的2022年大选，既是意大利在减少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数的宪法公投后进行的首次大选，也是在原议会第一大党五星运动急剧下滑、意大利兄弟党影响力急剧上升的背景下进行的。极右翼政党在这次大选中崛起，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看，欧洲国家的选举政治显示了欧洲政党政治的一些变化特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影响力的显著扩大；伴随着主流政党影响力的普遍下滑，碎片化局面在继续；政党格局的动荡持续加剧，伴随新党现象出现的政党起伏是欧洲各国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更雪上加霜的是，2022年2月下旬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作为北约成员国紧随美国拜登政府之后，参与对俄罗斯的多方面制裁，造成了能源危机和物价上涨，严重影响西欧各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

　　“全球南方”政党政治兴起

　　“全球南方”是一个包含多元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近年来，“全球南方”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内涵，被视为不追随西方甚至是反西方的政治力量。以拉美、非洲、中东、亚洲为代表的广大全球南方地区或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拉美地区左右翼政党换位的政治生态日益普遍。在拉丁美洲，执政党更迭继续成为拉美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主基调，除尼加拉瓜、巴巴多斯等少数国家的执政党实现连续执政外，多国出现执政党更迭。左翼政党在多国大选中胜出并取得执政地位。比如，2021年左翼政党在秘鲁、智利、洪都拉斯等国大选中获胜并取代右翼政党上台执政。2022年的哥伦比亚大选则改变了该国几十年来一直由右翼政党掌权的局面，极大改变了该国的政治生态。

　　二是非洲、中东国家政党政治对殖民主义的反省。20世纪80年代末非洲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以来，政党政治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和运行机制。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的不适应，经常导致各国政局动荡，尤其是军事政变和内部冲突等问题。随着非洲各国主权意识的逐渐觉醒，谋求具有本土特色的政治创新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是非洲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

　　2010年阿拉伯剧变以来，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治进入过渡阶段，多数阿拉伯国家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政党政治实践，虽然整体上逐渐向剧变之前的有限多党制转变，但仍未尘埃落定。同时，美国从2001年开始在中东地区拓展霸权，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稳定、发展和繁荣，反而将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推向了政治失稳、发展倒退和血腥内战的深渊。中东地区国家也开始反省西方殖民主义在本国植下的毒瘤，意识到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三是亚洲政党特别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西方实行“寡头政治”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坚定地同全体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政党政治方面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