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47期处室干部进修班第四次学员论坛开讲。本次论坛主题为“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的对话”。近代史研究所综合处副处长柴怡赟主持论坛。

公权力姓公——从逻辑的角度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并且提出“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公权力姓公”这个命题的提出，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严密性，因为从逻辑的角度看，“公权力姓公”这个同义反复是一个数理逻辑真理。在数理逻辑中，“同义反复”从20世纪初开始被作为逻辑真理的代名词。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精确而完备的表述，它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它是数学的一部分，处理类、关系、符号组合等，而不是数、函数、几何图形等；另一方面，它是一门先于全部其他科学的科学，包含全部科学依赖的观念和原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反驳“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这一观点，曾经用到了“同义反复”：“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复兴和高潮迭起就是其显著标志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降，社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最为红火的研究领域之一，与文化史一起成为新时期“史学奋飞的双翼”。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与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民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局相适应，社会史的研究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延伸。社会史研究成果虽说颇为丰硕，但同质化、平面化、零碎化现象严重。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仍显薄弱，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研究选题仍较分散，资料收集整理不够充分，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难以纳入主流历史记载。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而这正是社会史研究者继续努力的方向。报告从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史学科体系、加强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三个方面作了系统阐释。

从口头程式到仪式程式——以东巴史诗为中心

　　东巴史诗是纳西族东巴祭司用古老的象形文字记载于《东巴经》中，并在东巴仪式及民俗活动中演述的，以歌颂民族英雄祖先、记录民族重大历史为主题，并对民族历史及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韵文体叙事长诗。现在国内学界公认的纳西族史诗有创世史诗《崇般图》（又名《创世纪》），英雄史诗《董埃术埃》（又名《黑白战争》）。这两部史诗因流传的时空不同而存在诸多异文版本，对这些不同异文版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状况也存在着差异。

　　在长期的跟踪调研中发现，东巴史诗文本是由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互构而成的统一体，属于口头与书面互文性文本，可称之为“口头与书面的复合型文本”。但这一口头与书面互文的复合型文本又与仪式叙事中的东巴音乐、东巴绘画、东巴舞蹈、东巴工艺等多模态的文本交织融汇于一体，从而体现出多元模态的文本形态。由此，东巴叙事文本性质定位为“多模态叙事文本。”其中，程式是这些多模态叙事文本得以有机联结的共同基因。这些程式在仪式多模态叙事文本中是相对稳定的，重复律是共性，在不改变仪式叙事的核心结构及情节基干前提下，仪式的程序、主题、规模、时间、空间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减、组合，并共同构成了一个流动的、活态的、互构共融的多模态的仪式叙事文本。仪式程式在仪式叙事的功能如同口头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运用的“大词”，为仪式主持者灵活机动地组织、创编仪式叙事及仪式表演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库”。“仪式程式”概念的提出，基于“口头程式理论”的延伸性研究，也是这一理论对仪式叙事中的一次理论实践，这对与仪式叙事紧密关联的史诗、神话等口头传统的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仪式表演以及传统戏曲的深入研究也有相应的参考价值。

　　东巴史诗是在仪式中进行演述的，其史诗类型、文本内容、演述方式、创编程度皆受仪式的整体制约，与以文本为中心、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存在着诸多差异，体现出主题复杂多变性、以仪式演述为中心、多模态文本等特征，其史诗类型属于“仪式类史诗”。仪式类史诗类型的定位重在考察仪式与史诗之间的深层复杂关系。从中也反映了史诗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目治走向口耳之学，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元学科，从个体走向团队。

　　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主任高国荣、中国边疆研究所北部边疆研究室副主任朱尖、外国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任昕、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吴四伍作为评议人分别结合演讲内容和自身研究，从学科价值、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科交叉融合等方面作了评论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