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出土车马出行图 作者/供图

　　汉代的画像石与画像砖在全国有着广泛分布，尤其在河南南阳、山东、陕西、江苏徐州等汉文化昌盛的区域。汉画像大多出土于画像石墓或砖墓，少数见于祠堂、阙等地面建筑材料。此外，汉画像还有壁画、帛画、器物画等多种载体。在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汉画像中，车马出行是常见的主题，伴随车马出行队伍的还有迎谒、送行等场景，彰显了两汉时期的礼仪文明。

　　出行场景类别与车马出行制度

　　根据汉画像中车马出行图的刻画，其内容大体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写实手法反映汉代各种社会出行活动，如出使拜见、祭祀丧葬、生活出行等，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画像等，都对死者生前经历有一定描绘；山东微山县出土画像石上的送葬图、安徽灵璧县出土的牛车殡葬画像等，都是对死者送葬场景的描绘。二是后人想象死者在阴间生活的富贵出行场景，形式上同第一种出行情况差别不大，但并非墓主真实活动的反映，如陕西米脂县官庄的车马出行图中，有用模板制作的多名骑吏和多辆轺车，这与画像砖中的车马出行图类似，一般不是特定的墓主专用。三是升仙或神话类出行的场景，如河南南阳河伯出行、鹿车升仙画像等。

　　写实的车马出行难以判断是墓主真实经历还是虚构，但无论怎样，都是源于当时的真实场景。尤其是由多辆车马组成的车队，前有导从，后有护卫，浩浩荡荡。其目的多是炫耀墓主人的身份高贵或家庭富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出行礼制。车骑出行，因出行者的地位、级别不同，场面和规格也各不相同。汉代制度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

　　据《汉官仪》记载，天子出行的车驾次第称为“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之称。大驾由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驾车，随从车辆八十一乘。汉代贵族官僚完整的出行队伍有一定的组合模式，遵循出行礼制的要求。

　　车马出行的导从礼制

　　车马出行的队伍一般由前驱（先驱）、主车、属车、护从及后殿四部分组成，前导和护从合称为导从，还有的把后殿作为属车或护从的一部分。汉画中完整的车队比较少见，有的仅有前驱和主车，没有属车和护从。现仅以导从和主车进行探讨。

　　导从之礼在先秦就已经存在。如太仆等职官都有充当前驱的职责，周王出入时，太仆“自左驭而前驱”。此外，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则前驱”。汉承秦制，官僚贵族都配备一定数量级别的车马或军人导从。作为前驱的导斧车一般用于县令以上的官员，而伍伯和骑吏则是充当前驱和护从的军人。高规格的出行往往是斧车、骑吏、伍伯并用，导从人数有礼制限定。

　　导车作为重要的前驱，有轺车、斧车等，且规格较高。山东沂南汉墓中室北壁横额西段车马画像中，导斧车同骑兵、步兵导从一起使用，导斧车上坐两人，一把战斧高高立于车上，驾车人居前，乘车人居后，两杆长长的棨戟斜置于车尾。导斧车前有二伍伯、二骑吏开道，队伍前有二人迎迓。在汉画像中，导斧车形制有一定差异，但车上均立有斧钺。

　　伍伯是导从中的步兵，他们作为前驱，往往充当开道的作用。《古今注·舆服》载：伍伯为一伍之伯。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曰伍伯。根据后汉礼制，作为先驱的伍伯人数各有不同，公为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都是四人，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都是二人。在四川的画像砖及山西离石马茂庄二号墓门前室南壁横额画像中，均有六伍伯为前驱的刻画。六伍伯规格介于公与二千石官员之间，应该为卿一级官员的规格，可惜史书阙载。伍伯所执器物在史料中并没有详细描述，但汉代画像补充了文字记载的不足，可见伍伯所执器物有棨戟、便面、棒、刀、剑、弓弩、矛、盾、幡，等等。

　　骑吏作为导从，同样用于高规格出行。骑吏的数量也有礼制规定：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为前导，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骑吏二人为前导，“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揵弓韣九鞬”。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画像石墓出土了三幅车骑出行画像，均前有二导骑，说明此墓的墓主人生前可能为县令或县长级官吏。山东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墓门横额右侧画像局部有四骑吏扛持棨戟夹车而行的场景。四川出土有多块骑吏画像砖，二骑吏、三骑吏、四骑吏均有刻画。

　　负弩矢先驱的场面在汉画中有不少反映，如河南南阳唐河县针织厂汉墓出土的一块左门楣画像石刻车马出行图，最前面为二导骑，两名骑手均一手驭马，另一手高举矢弩，两辆轺车随后，第一辆车上有羽葆建鼓，除驭者外，车后一人正执桴击鼓，极具动态。第二辆车上有两人，一为尊者、一为驭者，车后车队最后有一人持矛恭送车队。

　　主车及车马出行规格

　　跟在前驱之后的一般是主车和属车，再后是护从或后殿。主车只有一辆车，属车的有无及多少根据出行者的地位而定。乘坐主车的出行者往往身材高大，面部较突出。

　　主车驾车马匹数量和车马的装饰都有礼制要求，数量从一匹马到四匹马不等。山东长清县孝堂山石祠有一“大王车”出行队伍，刻画人物117人，马74匹，车8辆，骆驼和大象各1头。学者大多认为，“大王车”应是诸侯王一级的贵族用车。该石祠另一幅“二千石”车骑出行图中，前有二导骑，一人执戟，一人扛旗。其后是执棨戟的两个伍伯，主车随后，在乘车的尊者身旁刻有“二千石”，证明墓主人是俸禄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吏。出行规模与其身份相符。

　　山东苍山县元嘉元年画像石墓前室的西壁下层为车马出行图。出行车马行列由一导骑、三轺车、一从骑组成，正自右向左行进。第二辆四维轺车即主人所乘的主车旁题“淳于鸿卿车马”，可知墓主名叫“淳于鸿”，由于“卿”与“丞”通，淳于鸿生前的最高官职应为丞。汉代丞的官秩在二百石到一千石之间，淳于鸿作为丞有骑吏两人，比较符合身份。

　　河南南阳市王庄画像石中有一幅车骑出行图。主车由三马挽结，前有八骑吏分前后两队排列。根据后汉礼制，只有公及二千石以上官员才会驾三马，导从四骑吏的出行规格，而八名骑吏显然超出了这种规格，且八名骑吏均右手持盾控缰，左手持刀上举，服装统一，动作一致，就连行进的马匹也列队整齐，马腿迈动一致。据此推断，这幅图反映的应为正在阅兵或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仪仗队，而非普通的车马出行。

　　山东临沂市白庄画像石中的一幅车马出行图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应该是接续下层的同一出行队伍，共有7辆车、8骑吏、4伍伯，其出行显现了完整的车队，不仅有前驱导骑、导车、主车、属车，还有迎宾与送行场景。

　　从车马出行看礼仪文明

　　民间的车马出行在汉画中也有刻绘，在四川邛崃市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有一马拉棚车，御者牵马于左侧步行。车里坐一妇人、一孩童。车辆的两旁有三人手执便面夹车跟随，车的右下部有一犬，应当是主人所养。由画面可以看出，妇人和孩童得到了很好的礼遇与呵护，可见应来自富有之家。

　　并非所有车马出行图都能体现出墓主人身份，到了东汉时期，随着车舆制度的破坏，士大夫以及富人僭越礼制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表现阴间生活的车马出行，则是生者希望墓主死后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过着更加美好尊贵的生活。车马出行画像一方面印证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如汉代舆服制度的史料并没有关于导卒装束、手执仪仗礼器、马匹的装饰等具体情况的描述，而汉画像则使人们更加直观地看到汉代礼制的具体实施和礼仪器物的使用情况。我国迄今出土的车马出行画像涉及出行、备车、迎宾、阅兵等多种题材，是了解汉代车马出行礼制和社会状况的重要材料。

　　汉画像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汉代的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物质经济、精神信仰、日常生活等诸多层面，呈现了汉代的礼仪文明、社会百态与汉代人的人生期望、喜怒哀乐。车马出行画像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汉代的官方出行礼制、民间出行礼俗，彰显了汉代的礼仪文明，给后人留下了史书文字所无法传达的宝贵形象资料。

　　（本文系2022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汉画中的礼文化研究”（2022-JCZD-16）、2021年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学科群项目“汉代文明社会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