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米特里·邦达连科（Dmitri M. Bondarenko） 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副主任、教授，研究领域为文化演进、政治人类学、当代跨文化互动、撒哈拉以南非洲，代表作有《世界历史中的轴心时代：对21世纪的教训》。

　　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乌干达这三个后殖民非洲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值得深入探讨。坦桑尼亚比非洲其他国家更接近传统的欧洲国家形式，也被称为现代欧洲模式，即本国公民身处同一个社会，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体系以及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他们认为，共同的国家公民认同要高于个人和地方认同，且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度要比地域、宗教、族群和其他划分更加重要。但是，和坦桑尼亚比起来，对包括赞比亚和乌干达在内的绝大多数后殖民国家而言，地方认同则更重要。在我们看来，这种显著的差异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与它们过去的历史，即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历史的特殊性及其独立时期对历史的解读有关。

　　与赞比亚和乌干达相反，在坦桑尼亚，当今植根于绝大多数人心中的社会文化基础早在殖民政权建立前就已形成，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基础是斯瓦希里文化及其书面语言。在此基础上，坦桑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几乎所有本土人身上。对坦桑尼亚人而言，斯瓦希里文化及其语言就是坦桑尼亚民族的源头和基础，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坦桑尼亚民族的形成并非归因于欧洲人和欧洲殖民主义。事实上，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人至今仍属于小范围族群，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直到19世纪才开始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除此之外，斯瓦希里文化和语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开来，欧洲传教士也出了一分力，他们经常使用斯瓦希里语布道，并在教会学校里将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此外，斯瓦希里文化和斯瓦希里语吸收了许多中世纪和近现代的阿拉伯元素。不过，今天有很大一部分坦桑尼亚人，不论出身和宗教信仰，都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斯瓦希里文化的传承者，认为它是土生土长的、纯非洲的，与殖民遗留毫不相干，并由此主张各本土“部落”应把公民认同放在地方认同之上（而非摒弃地方认同），以坦桑尼亚民族的身份团结起来。斯瓦希里文化不仅仅是坦桑尼亚民族形成的基础，还成为坦桑尼亚独立后的几年里政府建设国家的手段。其官方意识形态是基于该国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提出的“乌贾马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民众对坦桑尼亚民族形成和源头的认知，而非将其视为殖民主义的遗留产物。这种与国家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语言政策巩固了斯瓦希里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该政策的落实也让本国公民在坦桑尼亚民族长期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信仰逐步走向觉醒。本土斯瓦希里语和斯瓦希里文化自前殖民时代便有了，到了早期殖民时期开始传遍全国，这也使坦桑尼亚成为那个幸运的例外。

　　然而，和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一样，赞比亚、乌干达没有类似的民族团结的基石，他们缺乏能起到类似作用的地域文化。现代赞比亚和乌干达族群的融合正是从殖民时期开始的，是受殖民主义影响的结果。同样，赞比亚和乌干达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基础都只能算是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前殖民国的语言——英语。这些国家的很多受访者称，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着相似的文化和传统，说着相似的语言；等等。然而，他们没人会说大家有着相同的本土文化，不像坦桑尼亚人那样，来自不同族群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斯瓦希里文化的传承者，而且绝大多数坦桑尼亚受访者都觉得坦桑尼亚民族可被视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大多数赞比亚和乌干达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国家是由许多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族群所组成的。在这一类国家中，政府首先要将人们团结起来，其次还需要加强薄弱的文化统一意识，这种意识仅在原殖民地范围内开始出现，并且还是基于原殖民宗主国的语言的。因此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赞比亚和乌干达要比坦桑尼亚多一个制约因素。在前殖民时期，除了香巴哈王国，坦桑尼亚大陆坦噶尼喀领土上没有发展出集中式扩张主义的政治形态。假如出现了更多这样的政治形态，那其在后殖民时期就有可能成为部落主义、民族地区主义或分裂主义的中心，并唤醒周围族群关于在分裂争斗时期曾遭到如今是自己同胞的人的祖先压迫的历史记忆。在坦桑尼亚，实力相对弱小的酋长们的抵抗在国家独立之初就被轻而易举地压制了，所以他们还算不上是反对国家构建的力量代表。与此同时，在赞比亚，至少有四个这样的政体在前殖民时期兴起，即本巴、巴罗策、伦达和楚瓦。特别是在宣布独立之后，本巴和巴罗策的领导人都试图确保他们的人民在该国的政治主导地位。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肯尼斯·卡翁达为了占据优势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就包括采取压制措施以及对政府高层职位进行分配。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该国向多党制过渡，民族问题再次显现，该国以种族为基础建立了多个政党。

　　赞比亚前殖民时期对后殖民现代性的另一个投影，就是关于赋予巴罗策地区自治权的问题，而前巴罗策王国在该国成立之初一直是政府的心头大患。自1962年起，坦桑尼亚法律就不再承认酋长的权力，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统一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前。但1996年的《赞比亚宪法》宣布重新建立曾被卡翁达废除的国家议会酋长院。正如其中一名成员说的那样，酋长院正在试图影响该国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即便其被授予的特权仅限于所谓的“传统问题”，村酋长和区酋长在他们能力范围内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举个例子，当矿业公司甚至是大型跨国公司打算在酋长们控制的土地上进行开发时，都免不了要过他们这一关。而在乌干达，就在英国宣布该国成为其保护国的前夕，仍有四个王国把控着各地的政局，分别是实力最强大的甘达人的布干达王国、尼奥罗人的班约罗王国、尼扬科莱人的安科莱王国以及托罗民族的托罗国。尽管这些国家的许多受访者都真诚地表示，为自己是一名乌干达人而感到自豪，而且乌干达人的身份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强调自己的族群。甘达人尤其如此，他们中有很多人都认为甘达人是乌干达人的中心族群，无论从地域、政治、历史还是文化角度，都是如此。甚至还说是甘达人造就了现代乌干达其他部落的文明，是他们传承了乌干达文化和文明。阿波罗·奥博特总统在推翻了该国原总统统治之后的第一年就废除了传统的法规，与此同时，还在1966年罢黜了乌干达的国王爱德华·穆特萨二世。之后接替奥博特的伊迪·阿明也拒绝恢复王权。但是，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于1986年掌权后不久就正式宣布恢复王权，众多不同级别的掌权人物在乌干达共存，而乌干达国王则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级掌权者。

　　另一个影响民族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就是该国的宗教状况，而其特征也植根于非洲前殖民和殖民时期的历史。综合来看，这三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便三个国家所谓的“传统”宗教即本土宗教，也可以被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所取代，然后只在一些偏远地区以双重信仰的形式存在。与此同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众多大大小小的分支。在坦桑尼亚，早在欧洲殖民主义带来以天主教、路德教和圣公会教为主的基督教之前，伊斯兰教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坦桑尼亚目前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数，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因为该国禁止官方在人口普查中对宗教信仰进行统计。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其国家人口中的占比约为60%和35%。尽管局势越来越紧张，但在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和谐。就原因而言，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是一个主要原因，早在该国刚刚宣布独立时，便宣扬了其无宗教的立场，官方不会优先考虑任何宗教团体。另一方面，坦桑尼亚的社会文化特征也是一个原因。首先，在坦桑尼亚所有的宗教、社会阶层和民族群体中，家庭纽带直到今天仍起着主要作用，虽然每个人的亲戚中都会既有基督教徒又有穆斯林教徒。其次，也正是受到第一个原因的影响，在坦桑尼亚的大陆地区并没有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之分，几乎在所有的族群里这两种信仰都会同时存在。最后，家庭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进一步促进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融入坦桑尼亚民族，而这也正是斯瓦希里文化中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多数公民的共同之处，且这个国家正是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形成的。

　　在乌干达，伊斯兰教也出现在基督教之前，尽管仍晚于其在坦桑尼亚出现的时间，但是，时至今日，以天主教徒、圣公会教徒和五旬节派教徒为主的基督教徒在数量上远多于穆斯林，占到了总人口的85%。根据2014年的人口普查，该国穆斯林的比例很低，只有14%。我们的田野调查研究显示，乌干达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不过，和在坦桑尼亚一样，他们之间也是相对和谐的。乌干达的宗教政策与坦桑尼亚有所不同，在尼雷尔执政时期，坦桑尼亚拒绝偏向任何宗教；在穆塞韦尼的领导下，乌干达成立了跨宗教委员会，只是该委员会并没有涵盖该国所有的教派，因此加入该委员会就意味着该宗教组织获得了国家官方认证和支持的地位，这一政策反映了乌干达人融入国家的程度低于坦桑尼亚人，并加剧了他们因宗教而产生的分裂。

　　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相比，赞比亚的基督教徒占据了总人口的96%。鉴于此，1991—2002年，时任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直接将赞比亚称为“基督教国家”，寻求实现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统一。1996年，该国还将赞比亚作为基督教国家的条款纳入了国家的现行新宪法之中。与此同时，奇卢巴对于五旬节派福音传道者的过度信赖也早已引起了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等分支教徒的强烈不满，而这在赞比亚早就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事实证明，赞比亚不同教派对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有着不同看法，而其各自的领导人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因此，宗教认同的多样性至少在今天看来并不妨碍坦桑尼亚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却无助于乌干达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而赞比亚尝试建立基督教国家的努力也尚未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的观点以及主要论点就是，从结果来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乌干达三国在国家构建上的区别，是由他们在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历史以及在独立时期对历史的依赖程度及利用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导致的。如果我们把后殖民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都没有像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文化那样统一的本土文化和语言。由于历史背景具有更大优势，今日的坦桑尼亚会比赞比亚或乌干达更接近于一个足以适应西方现代性的国家。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坦桑尼亚有着更好的国家构建前景。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以及在对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现实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妄下定论，尽管他们存在着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明显局限性。但如果说要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赞比亚和乌干达的立场或许同样有利，也许他们能够建立比坦桑尼亚更强有力的后殖民国家。在后殖民国家中，按照现代欧洲国家的模式构建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已然被提出，即便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建设难题。也就是说，如果赞比亚、乌干达和大多数后殖民国家的国家构建不是以单一的综合文化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那么，和坦桑尼亚比起来，它们在当前全球局势中的发展前景是否不够明朗？此外，在赞比亚和乌干达等国，主要的分水岭在于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各本土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像原住民族群与许多移民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那样显著，而在西方现代国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则构成了主要的文化矛盾。现如今，我们的问题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这是因为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景也是未知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该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