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文学】对话的必要性

2022-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沃尔夫冈·顾彬

  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汕头大学讲席教授;

  研究领域: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思想史;

  代表作:《论杜牧的抒情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亲爱的朋友们,比起用英语,其实我更喜欢用中文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对话的必要性”。

  诗人翟永明在柏林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时,告诉我,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她怎么知道情况究竟是否如此?我们能看出她在某种程度上的偏见。这种现象甚至在一些具备外语能力的中国学者中也很普遍。

  任何形式的理解都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今天所能理解的内容,明天还得重新思考,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此,没有哪种理解是完全彻底的,而永远只会停留在某种程度上。但这是一个丰富我们有限知识的机会,因此是有益的。完全彻底的理解会使我们的思考对象变得无聊乏味,我们将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我们只不过是人,经历各种失败的人。

  这是否意味着东西方之间理想的对话就没有可能了?恰恰相反。只要我们从属于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只要我们对未知事物、对新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相互了解是有可能实现的。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是开放的,都取决于自身的判断,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清楚地看到事物在被我们接受时所发生的变化,进而了解事物本身。所以可以说,除了我们自身的判断,总还有别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法国哲学要求“法兰西万岁”(永葆青春)。

  如果人人都故步自封、排斥异见,那么谁都得不到发展。任何文化都是交流的结果,只有通过交流,社会才能发展。当然也包括语言的交流。长期以来,人们都说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翻译工作,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翻译各种各样的内容。到现在,中国已然成了一个翻译大国。其他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在图书市场领先,也在其他经济领域快速发展。没有书籍、译者、作者、读者的相遇,就不可能有知识。当然,这种“相遇”理论也有它的缺陷,但原则上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近期的德国都是如此。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超越我们固执的判断。以孔子为例,当我在明斯特大学从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习转向古汉语时,我的第一位古汉语老师告诉我,《论语》索然无味。1974年至1975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从古汉语的学习转向现代汉语。那时,孔子的思想被激烈批判,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被丑化和否定。当时在我看来,孔子的影响力就此终结。尽管在波恩大学期间,我跟随导师对孔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我当时还是认为孔子是我近20年来所了解到的世界上最无趣的思想家。

  但20年后,一位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打开了我紧闭的双眼。他不是中国人。他以诠释学为方法,逐字逐句地解释了《论语》。弗朗索瓦·朱利安(于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孔子,展现了孔子作为一位深刻思想家的形象。多年以后,我看到德国教育哲学家奥图·博尔诺夫在他的巨著中论述了“习”的作用,也就是中文中“学习”的“习”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的专著就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从那以后我就从一个道家支持者变成了一个儒家支持者。

  再举个例子,我不再那么信仰宗教了。虽然当年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但实质上他们更有助于让欧洲进入另一种前现代性状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他们开始了一场革命。伏尔泰等人发现,多亏了孔子,道德不需要以宗教作为基础,而国家能够以理性为根基,而不是以上帝为基础。当然,这不是耶稣会士的目的。他们只是想展现与基督教教义相似的儒家学说。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马丁·海德格尔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个纳粹分子,但除了他思想中一些细微的纳粹痕迹,他的哲学是世界性的。即使是一个道德品行存疑的人,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身上发现某些特别的东西。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爱上了已婚的海德格尔。二战后,他们还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德国再次相会。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阿伦特认为,真正的人道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话对象,甚至包括反对者。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凡事总有异于其自身属性之处。

  那么,这和我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关系?根据《易经》的说法,世界一直在变化。今天就是明天,也会成为前几天,尽管“今天”也曾经代表昨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剧烈的变化。如德国诗人席勒1789年所说,他在“父亲河”莱茵河中发现了“对亚洲的蹂躏”。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说“我即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的话: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很多个个体的组合;我们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同时也是中国人和德国人。一个人的身份不是单一的,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不同的身份。就这点来说,任何学术都是国际的,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

  回到我演讲的开头,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德语国家的汉学从20世纪末开始蓬勃发展,现在它可能在全世界汉学界排名第四,仅次于英语国家、日本等国的汉学。但往往不被翻译成英语、汉语或日语,德语国家的汉学就不容易引起关注。但我依然很乐观,因为我确信对话是可能的。目前这种对话更可能是一种不平衡的对话,但是大部分欧洲人都会几门语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开展任何学术对话。

关键词:对话;文化交流;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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