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学始于中文，业改行新闻；新闻未精引向传播，本务理论又旁骛报刊史，门径上东张张西望望，较长比短，常深叹入堂奥之难；杭城刚安即奔上海，黄浦稍识回折西湖，火车里坐过来坐过去，既生又熟，总不免外出务工之感。

　　近年来跟随数字化、全球化、城市化之变局，聊发少年狂，怂恿同道：尝试媒介转向，推动城市传播，倡导新报刊史书写。未来仍希望思想和眼界还有变数，于是多读多察，清心勤思，自是每天必然的功课。

　　“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闻知音。”《申报》在创刊第一天，就呼唤“骚人韵士”提供“短什”“长篇”，以及“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文人们群起响应，“纷以辞章相投”，遂形成唱和呼应、热闹非常的“雅集”现象。

　　雅集是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借此以文会友，是朋友、熟人或师生之间的诗歌吟诵、酬唱和评鉴活动。当这样的“传统”与现代报纸发生对接，并通过版面运作出现时，原有的传统就发生了变化。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成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为回应新形势而采取参照旧形势的一种方式。对于报纸而言，是为解决稿源和读者问题；而就“文人雅士”来说，居于陌生的大城市上海，自有“琴剑自怜孤客况”之感，他们急盼有一通道，能与陌生的城市建立关联。响应《申报》的征稿，不仅符合他们作为文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之突出和呈现，有了自己的存在感。“四座宾朋同臭味，三生文字有因缘”，恰说明报纸通过“雅集”聚合起文人，文人“雅集”则是社群的编织，实体空间和报纸空间互为交错，喝酒酬唱与遥和呼应此起彼伏，从而辨识出“我们”和“我们中的一员”。这不同于安德森式的“想象共同体”，因为作诗作文本为中国传统文人之标志，他们都是彼此心领神会的“熟人”，只不过熟悉的“舞文弄墨”让沦落的他们重新浮现，共同寻觅和构建新的生活方式：“且喜群贤集，堂开绿墅时。晷移花影乱，风定鸟声移。谐俗论何健，清扬曲度迟。酒阑人未倦，还欲斗新诗。”

　　中国文人原本的生活是公私合一，即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基本合为一体，无论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都是以“公”为尺度。然而，《申报》雅集及其诗文互酬，却与两种传统的方式都无关，现代媒介上的诗歌之“兴、观、群、怨”，看上去是个人的表达，实际上是随着“申报纷驰”而展开的公共对话；貌似是一种静止的文本，其实质则是在诠释性演化和创造；《申报》雅集看上去不过是报纸上文人出没的一个部分，但却纳入了报纸“奇闻异事，罔不毕录”的整体构想，话语的翻来覆去、你来我往，其结果是为理解和感知上海提供知识和经验资源，甚至型构出上海独有的“城市性”：“曾向洋泾唱竹枝，须知南北自分歧；笔端消尽繁华气，重谱申江一曲词。”

　　初期《申报》上的“诗词”，粗略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有组织发起，聚首酬唱，冠名以“消寒”“消夏”之类，以“红梅”“雪”等当季风物为题，所作多为古典格律诗；一是竹枝词，随目所见，即兴而起，颇有新闻之风。前者讲究用典，在意平仄格律，尽显古雅；竹枝词大多是俗语，流畅便唱即可。格律诗表现出的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天马行空式的情感抒发和想象；竹枝词是世俗的，与日常生活切切相关，以周瘦鹃的说法，乃“犹文中之风土记也”。古典诗却是超凡脱俗，尽力显示自身的清雅高洁。泰勒说，“自我意识只在它对一个对象的关系中才显现出来”。这两类诗即体现出两个不同的自我——传统之文人与现实之文人；反映的是两种时间——文人之前身与文人之现在。竹枝词是现实的或关于现实的，它所唱吟的正是文人们所领受的生活、社会和文化环境；而“消寒雅集”之类则是以香草美人喻人，映照出内在的追求、不愿逝去的以往，以想象为现实支撑。两种抒怀唱咏的不同诗歌形式，是晚清上海文人两个不同自我的互为轮转。竹枝词是游历上海之“客”，是“客来海上见闻多，聊撰小诗编异俗”；古典格律诗中的则是自己向往和追求的“自我”，是“媚俗何多知己少，入时容易出尘难”“心香一瓣非阿好，愿向孤山结静欢”，而这样一个似乎抽取了实质性内容的抽象的“身份标识”，又离不开现实感知的支撑，甚至是一种回溯性的再想象。这些东西难以相容，又不能割离，甚至互为依存和参照：因为看到了现在而深切体会到了过去，过去的刻骨铭心则又使文人更加在意如今的奇异；这种看似不谐的相遇相碰，成了晚清上海传统文人精神和现实的共在空间。由此，《申报》的诗歌酬唱作为一个言语行动事件，重构了一个场域，看上去似乎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但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前不同了。文人的唱和是创造是虚构，背后所涉及的是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是看待现实世界基本方式的改变。

　　《申报》的牵线搭桥，文人的登台唱戏，二者互为合作，匹配成一种新的世界和世界观。这是一种由上海通达全球的开放：申江好，万国竞来同。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又是一种在“观者”“世之览者”框架下，打破“士农工商”以“士”为首的社会观。“雅俗共赏”自然与《申报》的“营业”为目的密切相关，但最终带来的是“四民皆士”的新四民观（王汎森语），从而使“士”——初期《申报》上的“文人雅士”，在“码头热，华洋杂”的上海重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原有的根柢发生了松动。《申报》雅集吟唱出的是他们的心思身感，交换的是各自的上海体验，积累的新式媒介运作和实践经验，聚合成的是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这又反过来塑造着他们的诗歌吟唱和他们自己。本来“志于道”的以文化为事业追求的知识精英，由此逐渐转变为以文化为职业的城市文人。由报纸“雅集”而来的晚清传统文人、报纸和城市及其文化的相互构造，共同展现出中国现代转型之路的一个不同寻常的面向。

　　（作者系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