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副会长、美国中国传播学会副主席。专著有《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现代性视角的反思》《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视觉文化传播导论》等，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当代人类文明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描述，都绕不开传媒这一客观存在。传媒是文明的载体，文明兴衰的晴雨表。传媒发展史贯穿和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对立、冲突与兴亡历程。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始终伴随着传媒技术的发明和进步。中国式传媒是当下中国新型文明形态的一个窗口，中国新型文明实践决定了中国式传媒发展道路的走向，中国传媒的当代实践，是新型文明的传媒化，它直接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符号系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百年文明实践中的中国传媒角色塑造。中国传媒的当代实践是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姿态。中国传媒现代性话语实践，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注入了中国式实践的原创性内涵。

　　从历时性维度看，中国社会对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有着悠久历史。然而，封建时代统治者对于信息传播的认识一般停留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状态，因而，通常采取堵塞信息渠道的办法，控制信息的传播。甲午战争后，有识之士深切地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对新闻事业在救国图强中的作用充满期待。此后，各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产生，近代传媒已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表征。中国当代社会对传媒角色的选择，就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回应。

　　从共时性维度看，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颁布，维护了公民的言论权利，出现了“意见自由市场”与国家现代化取得同步发展的局面，形成了相关指标的高度相关性。于是，以西方现代化理念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话语形成。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者就断言，只要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传媒的内容，就一定走向现代化。其理论核心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国家媒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然而，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脚本行事。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中国传媒扬弃了苏俄模式和西方模式，重新定位现代传媒的社会角色，强调传媒政党“喉舌”和人民“喉舌”的双重属性。从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作用，到“三贴近”“媒介深度融合”理论的提出，都是着眼于文明发展服务现代性要求，依据本土现实特征进行调整。中国传媒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渐形成自己的逻辑理路。

　　中国传媒在文明形态中呈现出独特气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现代化进程的非稳定性，决定了中国式传媒角色设定的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传媒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首先，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其次，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中国传媒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史既是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也是一部传媒文明史。再次，国情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传媒是在不断自我创新中壮大的。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直接外化形式，中国传媒始终将先进性理念作为追求的目标，这其中强调的人民性至上，是整个传媒制度架构的核心。最后，中国的传媒事业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中国传媒总是将社会效益、人民利益放在优先位置。

　　以“人民性”统领公共性。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业以来的西方传媒，无不秉持商业本位，其公共领域建设的诸种努力动机往往来源于其商业目的。而其以“言论自由”为招牌对高度意识形态议题的操弄，往往是提升注意力的有效途径，其终极目标不外乎读报率、收视率、点击率等商业指标。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和舆论等手段的控制，新闻界变得蛊惑、煽情而不负责任，这暴露出西式文明现代性的困境。中国式传媒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传媒当作人民的事业来经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国的传媒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所有，新闻事业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我国新闻事业的公共性正是体现在其忠于人民这一点上，遵循实事求是的新闻准则，以及惩恶扬善的正面取向。其公共性核心要素体现为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主流媒体要求体现责任和担当，做人民的喉舌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实质上保证新闻事业公共性的实现，基于传媒社会责任的强调而突出舆论引领功能。保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公共性必须为其注入公民理性和道德内涵。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还可以建立起新闻领域多元参与治理的社会机制。

　　中国式传媒规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耦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呈现载体，传媒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当代文明的品质。传媒在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使命和文化特质，使得中国传媒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环境下的西方传媒存在本质差异。在传媒规制中，政府规制的努力方向就是确保传媒的良性发展。当下传媒内容生产的两种倾向直接影响传媒的品质，动摇传媒的人民性基础。一是基于商业逻辑，将媒介生产视同一般性商品生产，看重其交换价值，从而寻找最大受众市场和受众趣味的“最小公约数”。二是基于民粹主义逻辑，否定一切精英或政府主导的文化，将文化的主导权归还给民众，极度推崇反智性的文化。这就造成了文化的非智性倾向。两种传媒文化生产逻辑都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文化发展质量。

　　面对传媒依据两种逻辑野蛮生长的发展困境，中国式传媒治理的优势在于其制度供给。中国式传媒规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一种制度默契和耦合。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传媒规制、监管改革必须站在民族文化、先进文化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文化善制走向文化善治。

　　开放共享，深度融合：新型文明形态下传媒发展的未来之路。媒介深度融合是中国式传媒适应新型文明形态的一种自我调整，它摆脱了西方经验支撑的文化现代性的宿命，将开放、共享、贴近作为与人类新型文明共振的基本内容和姿态，用中国特有的传媒文化实践回应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的“真理”权威，验证了基于西式现代性的传媒角色和发展道路在中国本土的“水土不服”，拓宽了发展中国家文明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当下，文明建设进入了新常态，它常常外显于一个没有疆界、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新生态“场”中，而传媒由平台向“场”的转变，正是新型文明必然经历的过程，也是传媒技术可供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的保证。媒体深度融合过程既表现为媒体形态的融合，更表现为文化融合，媒介深度融合正是要促成文化的代际融合、民族间融合，最终实现文化共同体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目标。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