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期，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和失业浪潮促使各国政府采取对策，在六个月内很多欧美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通过法案来应对各种需要。观察部分国家在此期间采取的措施可知，各国普遍增加卫生领域支出，并补贴企业和个人的需求，或者帮助环保企业推动产业改造。当然，不同国家对疫情的反应和采取的措施也有很大不同。例如，2020年3月，德国降低了支付的养老保险金金额；4月，美国增加援助金额帮助小企业，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方案来帮助企业。对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疫情前后的债务规模，可以发现疫情之后债务增长很多。特别是日本，在疫情前债务就很高，疫情发生后增长已经超过250%，同样，意大利、希腊等国家支出也很多。

　　影响这些国家应对疫情采取措施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等因素，也有预算能力、立法机关对财政监督等因素。从欧美国家的经验出发，可以发现，疫情之前债务越高的国家，应对疫情财政刺激措施的开支就越高。在议会体制下，即行政和立法机关同属一个政党时，可能因为其通过法案较为顺利，其财政刺激措施的开支相对其他体制更高。公开透明对财政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在考虑财政治理的因素时，其中的财政可持续公开报告中如果有市民导向的报告，则更可能增加对疫情财政刺激的开支。如果一个国家有财政风险公开报告，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压低疫情财政刺激措施的开支。

　　后疫情时代，欧美国家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特别值得引起关注。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将是在出现重大偏差后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基于规则的框架。各国政府在大流行后的环境中面临艰难的选择。无论恢复或修改规则的路径如何，稳健的财政制度和中期框架对于在过渡时期保持政策的可信度都非常重要。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系主任、教授。本文根据“国家治理高端论坛之财政治理子论坛暨第十六届（2022）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上的学者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