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的重要治国方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中国知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词检索，可以得到6669条论文数据，其中2017年(167篇）、2018年(392篇)、2019年(767篇)、2020年(1198篇)、2021年(2661篇)、2022年(1134篇)（2022年7月9日的检索数据），由此可见，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已经是学界研究热点。但是，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凸显的特点有两点，一是作者主要集中在我国民族院校和民族研究机构，二是发文的载体主要是民族类报刊。实际上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更关乎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给予关注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历史学界，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历史研究提供牢固的学理支撑，而对“三大遗产”的客观诠释是其中的关键内容。

　　中国边疆学的积极倡导者马大正先生曾经提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有密切血肉联系的中华民族”是中华先人留给我们的两大遗产，实际上以“大一统”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中华制度文明可以补充为第三大遗产。对这“三大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应该是“爱国主义传统”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资料来源，共同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共同家园的缔造：东和南是辽阔的大海，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西面和西南面则有葱岭与喜马拉雅山脉阻隔，既为中华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自成体系的地理环境，同时也为多民族国家中国这一家园提供了少有域外势力介入的宽松的空间。在这一农耕、游牧、渔猎等兼有的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费孝通先生语）中，不同人群建立的王朝或政权通过不断碰撞、重组推动着多民族国家疆域实现有局部“一统”到“大一统”的“自然凝聚”，并最终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实现了由“有疆无界”的王朝国家状态向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型，其标志即是清朝和俄罗斯签署的《尼布楚条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虽然中断了中国疆域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过程，并导致中国疆域的急剧萎缩，但这一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缔造和开拓的结果，对其历史过程的客观认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1]

　　血肉家人的形成：在缔造和开发家园的过程中，中华先民虽然建立了很多的王朝政权，人群的聚合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异彩纷呈的样态，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相互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却是不断密切的。从先秦时期“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华”与“夷”的博弈，宋辽金夏时期各王朝对“中国”身份的争夺，元代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的划分与混融，明朝在“中华”旗帜下的重塑，到清代统治者“华夷中外”弥合的努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得以壮大，梁启超将其命名为“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认为经过长期交融而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2]具有血肉性质的家人关系不仅在共同缔造家园的过程中呈现“自在”状态，而且在家园遭遇列强蚕食鲸吞的情况下再次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而“自觉”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交融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天下大同”是共同的政治追求：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即是从天、地、人和谐共存的视角诠释秦汉时期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天下“大一统”政治秩序。春秋时期形成于中原农耕族群中的以实现“天下大同”为目的的“大一统”思想得以成为现实，并自此成为中华大地上不同族群的共同政治追求，主导着中华民族先民实现了共同家园的缔造。“天下大同，风轨齐一，则政出于天子；王道衰，则政出于诸侯；君道缺，则政出于大夫。”[4]这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认识，一方面说明形成于中原农耕族群中的以实现“天下大同”为目的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大地上不同族群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大一统”思想之所以成功指导中华民族先民实现了共同家园的缔造，“夷狄”族群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实践功不可没。尽管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有将东晋时期出现的“五胡十六国”称之为“五胡乱华”的情况，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以及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并得到肯定的。“大一统”思想体现着中华民族先民处理天、地、人之间关系的最高智慧，其思想内涵与先民的实践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以“大一统”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结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虽然通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上中国”的讨论，历代王朝并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已经是学界共识，但传统王朝史观与近代传入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历代王朝框架下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做法还很普遍，将“国学”视为“儒学”，将黄帝祭祀视为“汉族祭祖”等错误的观念并非没有市场，甚至将元、清两朝历史排除在中国通史之外的论著也偶有出现。黄帝是作为“人文初祖”被祭祀的，将中华文明从礼仪之邦的视角进行解读实际上仅仅看到了中华文明的表象，其本质则是一种以“大一统”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大一统”政治制度虽然形成于中原农耕地区，但为周边地区的族群和政权继承与发展，这也是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延续发展而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对“四个共同”进行学理阐释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历史研究学者理应担负的责任，而要圆满完成这一使命则需要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革新我们的观念。 

　　注释：

　　[1]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汉书》卷56《董仲舒传》。

　　[4]《魏书》卷54《高闾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