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是弥补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创新型乡村振兴人才不足的重要方式。为有效提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新功能，应在规避概念同构、逻辑路线、评判标准等建构依赖沉疴的基础上，创新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走“三动”“三双”“三到”“三防”型路径重构之路，培养更多助推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专业化人才。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路径；依赖；突破

　　一、问题缘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发展是关乎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乡村产业发展韧性强劲，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进步显著，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但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且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代背景下，由中国乡村社会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农民集体意识溃散等历史沉淀催生的农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依然是包含广袤民族地区在内的农业农村发展之短板的现状并没有明显改变。

　　新使命催人奋进，新征程任重道远。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历史发展关头，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要求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策动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快马加鞭之势，给包含民族地区在内的农业全面升级、农民全面进步和乡村全面振兴创设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精准把握和高效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确保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接续，实现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发展远景，关键在于通过民族地区乡村人才的振兴培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营造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外部环境，塑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源，为现代化农业注入新鲜血液，厚植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智慧根基。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才的全面振兴，应依托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能之保障策略，对诞生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精确化培育，使之达到专业化发展的理想效果。

　　尽管已有诸多文献或基于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之立场，或紧扣职业教育的社会性、职业性等属性，抑或凭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逻辑思维，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本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现状及影响因素和创新路径、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与精准脱贫的复杂关联、新型职业农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新型职业农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智慧农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互联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也得出一些诸如“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怀有浓厚的乡土情怀”、“技术+学历+就业的三重模式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滞后，生成主体在认知上存在偏差”、“利用互联网＋推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仅为精准扶贫注入动力，也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做好根基”、“乡村振兴不仅要继续发挥好带头人的引导作用，更要培育一批新型农民”等结论，但这些研究结论大多是从主客对立的“二元论”逻辑进行推理的，很少有从人的本体性价值、教育的本原性层面展开的探究，更少有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对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问题进行的探讨。

　　其实，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是一种以乡村人才振兴为目标诉求的复杂教育现象，是基于某一既定专业或某种专项技能，以“化”字为突破口，以纵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横向拓展上的“宽且通”等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诉求的发展过程或存在状态。但这一发展过程或存在状态却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充分彰显乡村振兴人才的专业化发展、助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之效应，在当前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的现实背景下，理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瞄准新发展目标，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之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交织中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的改革力度，从批判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复杂系统科学等视角对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进行精准厘定和辩证建构，激发农民主体性，助推乡村振兴开新局、农业农村现代化出新绩。

　　二、路径依赖：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应革除的沉疴

　　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实践史。作为矗立于新历史方位中的实践活动，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逻辑路径。然而，这一路径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变化中的静态存在，在民族地区农业农村发展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既然如此，囿于人类思维层次和认知结构等方面的差异，面对激烈的农业市场竞争态势和复杂的农村社会发展变局，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可能会因守成、逐利等诱因而偏离其应然的逻辑路径，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进而制约其发展质量的有效提高，影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效果。

　　既然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是路径依赖呢？通俗地讲，路径依赖指在人类社会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中，当下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与物理学中的“惯性”相似。初始条件的偶然性和自增强机制是路径依赖产生的基本条件。虽然路径依赖通过刺激和惯性等方式帮助其宿主凭借“意外的历史事件”获得初期的领先优势，并使这种领先优势在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得以不断强化，但伴随路径依赖生成的历史决定论、忽视路径依赖宿主之有意识行为及行动过程中的创造性等弊端，使路径依赖理论饱受诟病。具体到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建构层面，鉴于“大量的古村落、古建筑、民族节日、风俗礼仪等文化资产生动地体现着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伦理思想、管理制度”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承载实况，虽然专业化发展这一诞生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土壤中的“意外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因其益智、赋能、悦情、提质、增效等效应，导致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使自身获得某些民族个性禀赋、区位地理结构、自然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暂时性垄断型的初始优势，比如说因民族地区古村落建筑文化或传统手工艺等民族个性禀赋层面的专业化发展所获得的生产技术竞争上的溢出优势及潜在市场等，但这一“意外的历史事件”也可能因其与生俱来的自增强机制的正负向反馈潜意识地忽略其宿主之有意识的路径建构创新，按照其既定的认知定势擅自勾勒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运行路径，进而使其跌入概念同构、逻辑路线、评判标准等路径依赖怪圈，导致农产品品牌效应不强、乡村产业生产要素活力不足、农业经营同质化竞争严重等现代农业发展问题的生成。

　　（一）附生于认知方式上的概念同构之依赖

　　同构指一个态射或一类映射，它能够揭示出在这些对象的属性或者操作之间存在的关系，包括自同构、群同构、环同构、域同构、向量空间同构等类型。而概念同构作为一种混合型态射，主要指一个概念的转移或者深化，通俗而言，可以用“偷梁换柱”来比喻。具体而言，就是在某些事物之前，可能在物品的外观、音质、矢量或者其他表现方式上存有一定的共同之处或相似特征，概念同构经常运用这个共同点来进行同构认知。由于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在认知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场依存性特征，因此附生于这一认知方式上的概念同构也会呈现出场依存性，即专业发展、专业化发展和专业“化”发展这些概念通过表象刺激和空间惯性等定势认知方式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体验，进而通过概念同构的认知行为生成一个隐含场依存性特征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层面的新态射，帮助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通过专业化发展获得文化品牌、专业技术、市场销售、企业声誉等方面的初期领先优势，并在这种领先优势之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较长时间地获取某种溢出效益。

　　不可否认，这种由民族个性禀赋催生的概念同构依赖在长期的实践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诸如追捧苗族刺绣手工艺、土家族印染文化品牌、藏族的服饰设计特色和水族的龙凤背带工艺等促进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正向经济社会效应，促进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培育工作的系统化、条理化和特色化。然而，一旦这种因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活动之初始条件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与场依存性关联密切）而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体验在初期领先优势之自增强机制的强化作用下逐渐走向真实或存在，就会导致概念同构依赖之路径建构现象或定势认知行为在民族地区盛行，并在概念同构认知行为之自增强机制的负向作用下使先前那种由场依存性催生的“偷梁换柱”之概念转移认知行为变成“堂而皇之”的概念建构盛举，进而使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路径创新跌入将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纯粹等同于专业发展、专业“化”发展之概念同构的依赖认知怪圈，使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因逻辑路径的突变而偏离既定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诉求的发展轨迹，进而影响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进程与发展质量。

　　（二）随行于思维习惯中的逻辑路线之依赖

　　逻辑路线指事情的因果规律所依循的根本途径，即解决某件事情或某个问题之思维活动的生发路径，简单一点讲就是思路。逻辑路线依赖指人类在谋划某件事情时，总是习惯性地采取分类与比较、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等自己熟悉的逻辑架构，对既定的目标对象进行判断、推理等潜意识的思维活动。很显然，这类思维活动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逻辑属性，是实践逻辑在当下的科学反映。考虑到人是文化性的存在这一共识，逻辑路线依赖的这种习惯性思维活动源于民族地区文化制度的产物——实践逻辑，是受精神思想支配、以服务社会为旨向的，正是因为其在民族地区具备了一定的以语言、神话宗教、伦理和艺术等为文化样式的实践逻辑基础，所以这种以民族地区集体表象中的原始思维和渗透着少数民族生命情感的神话思维为表征形式的思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培育过程中培育对象的精准、培育内容的得体、培育方式的适切等初期领先优势的获得。因为在少数民族理解、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自身的生存方式中蕴含着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正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带来了他们生存状态的独特性以及对我们来说的难以理解，在这种难以理解的初期领先优势之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确保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因习惯性沿袭这一逻辑路径而较长时间地获取其既得利益，进而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效益和水平，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开新局。

　　一旦这种因思维方式的差异性而生成的习惯性沿袭关系通过乡村建设行动等方式在民族地区民众的潜意识中固化成形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因生存状态的独特性等而生成的路径建构层面的强制性依赖关系，导致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各利益相关方总是按照习惯性的、潜意识的逻辑路线来谋划各类专业化发展活动，久而久之，则会使其陷入逻辑路线依赖之思维怪圈，致使原本纯粹的发展路径建构活动因兼顾不同族别利益相关方对培育文化、培育质量、培育内容、培育范式等某些领先优势的额外考量而变得更加复杂，进而逐渐偏离既定的常规发展轨道，生发出一种新境界层面的另类线性单向度逻辑路线，产生割裂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思维的整体协同关系、阻碍逻辑路线建构之软逻辑关系的架构等行为错位现象，迟缓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进程，影响民族地区农业经济行稳致远、农村社会安定和谐之新发展格局的建构。

　　（三）隐形于价值进路端的评判标准之依赖

　　标准是评判的依据。通常来说，评判标准又被称作评价标准，是评价主体在评判活动中用以判断评价事物好坏、多寡等的观念尺度和界限。评判标准因人物、产品、情境等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观测度。随着人工智能、网络信息数字化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推动云计算、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基因编辑等现代科技同乡村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人们对评判标准的重视及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考虑到评判标准与评价主体之现实价值观的相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创设了评判标准，谁就成为新秩序、新结构、新愿景的缔造者，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掌握了精湛的专业技能和营销技巧，在国际上率先创设了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质量优劣和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进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农业市场中占据了发展先机，吸引着全球诉求通过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来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眼光。

　　在新秩序、新结构、新愿景之初期，缔造者在其所拥有的领先优势之自增强机制作用下形成专业化的评判标准依赖，不但容易导致新秩序、新结构、新愿景等评判标准的创设者在既得的领先利益面前沾沾自喜、求稳守成，进而制约其可持续创新动力的激发，使评判标准滞后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而且还有可能导致一些仰慕新秩序、新结构、新愿景之缔造者不顾自身实际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背景、民族心理、产业布局上的差异，自动忽视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客观情境的易变性和时代性等特征，竞相仿效、争相跟进，逐渐形成盲目仿效和竞相遵循西方发达国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建构的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的国际化评判标准。长此以往，这些因历史偶然性而形成的国际化评判标准就会不断边缘化民族地区民众独特的思维方式、迥异的个性品质以及在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念的独特作用，逐渐生成束缚民族地区民众创造性思维的精神枷锁，并因逐渐成为自然、成为习惯而丧失本我，进而跌入评判标准依赖的怪圈，致使民族地区民众缺乏保护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强烈意识和实践能力，使新生的评判标准缺乏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乡土知识技能掌握程度的评价要素，进而失去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动力和激情，最终迟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三、路径突破：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的理性共识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诚然，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概念同构、逻辑路线、评判标准等依赖沉疴，要想干脆利落地将其革除，就应有效引导民族地区民众（即沉疴依附宿主）有意识地偏离既有路径，走突破变革之路。

　　有研究者认为，宿主策略的、深思熟虑的有意识地偏离原有程序或规则会影响路径的发展，而宿主这一策略的、深思熟虑的有意识地偏离原有的程序或规则的行为其实就是民族地区民众主动建构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外生力量的协同下，民族地区民众的主动性建构行为可以对其目的性活动中处于“暂时均衡状态”的路径锁定实施突破和偏离等路径解锁行为，从而改变或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所滋生的路径演化方式。依此类推，对于即将陷入“暂时均衡状态”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演化方式的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工作，完全可以通过“上下联动、内外结合、合纵连横、协同共生”等路径建构层面的主动偏离解锁活动来加以突破，进而实现“夯实多元利益联结的治村格局，完善系统精准的监督评估体系，重塑公开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尽管这种偏离解锁活动常常动于俄顷、辨于针芥，但蕴含的力量却如同大江大河，浩浩不可阻挡，完全可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快速推进。

　　（一）上下联动：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突破路向

　　规避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依赖沉疴，应在理性分析新型职业农民主体性自觉及其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坚持全国一盘棋”和“精准施策，压实所属地责任”等有意识偏离既有路径之动于俄顷的建构活动，在层次上创设以上层政策推动和基层实践探索为共生点的“三动”型突破之路。

　　一是内容精选联动。在选择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内容时，既要真切体现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大战略发展的需求，又要充分反映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促增长、惠民生、保稳定、利和谐”的发展诉求，还要适切兼顾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提升生产、经营和服务专业化发展水平的现实意愿，力争在发展内容的精选上既有国家政策层面的统筹兼顾，又有基层政府层面的精准施策探索，还要有培育对象领域的潜力激发活动，充分整合多方资源，促使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在发展内容的精选上能够根据农业农村的生产特点进行规划，最终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元化的学习需求，调动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致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

　　二是师资遴选联动。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创设其发展路径时，应在充分尊重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意愿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充分发挥师资队伍这一利益相关方的能动作用，即在遴选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师资队伍时，既要考虑农民企业家、高科技领军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推广人才、科技特派员队伍等各民族精英的理念引领效应，又要兼顾民族地区非遗传承人、传统手工工匠等基层师资的实践指导作用，力争统筹兼顾两者的优势和特长，通过他们之间的整体联动效应来激发路径建构行为的活力和动机，使乡野大地涌动工匠精神，促进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三是对象甄别联动。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是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关注领域。在对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培育对象进行甄别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效应，科学制定并及时出台专业化发展培育对象的遴选机制，克服因遴选机制不完善而产生的随意性较强的发展弊端，保证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培育对象的发展方向始终与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发展需求相协同。与此同时，还应科学兼顾民族地区各基层组织的实践探索作用，按照农业农村结构性改革和实施重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发展需求，对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展开摸底调查,甄别和遴选一批文化素养较高、业务能力过硬、心理素质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专业化发展的培育对象，并对已确定的培育对象初选名单分片逐户走访核实，经公示无误后付诸实施，进而改变民族地区乡民传统的生计方式，达到精准培育、靶向治疗的上下联动型之路径建构效果。

　　（二）内外结合：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运行脉络

　　规避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依赖沉疴，应依托“外请内聘、外训内建，线上线下”等有意识的偏离活动而绘就的运行脉络，在结构上勾勒以外生引力和内在潜力为咬合口的“三双”型突破之路，藉以实现培育乡村振兴之经济达人、社会达人、文化达人、政治达人、道德达人“五位一体”达人发展旨归。

　　一是要“双导师”联动。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因此，其发展前景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类挑战任务较多，要想通过充分发挥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实干斗志来应对这类挑战，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就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研发所”、文化传承“宣讲席”、乡村发展“云课堂”等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阵地的作用，不断完善优秀人才的选聘管理办法，采取“请进来、走上台”型的“双导师”联动模式，把销售精英、管理大师等业内楷模纳入到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导师团队中，把本地的非遗传承人、传统手工艺大师、岗位能手等优秀人才充实到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师资队伍中，紧盯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兴奋点”，确保两类导师间的数据互通共享，协同推进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

　　二是要“双循环”推动。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而民族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是筑牢乡村社会发展的根基，这些新型职业农民要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担当创举。要想精准布局且务实推动这一担当创举，应紧扣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充分依托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培育平台，采取“外觅良策，内夯平台”式的“双循环”推动模式，促使民族地区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勇敢地走出去，参加各类培训活动，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发展理念、成功营销模式和科学管理办法，拓展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空间，提振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精神，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与不足，激发其专业化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还应在认真消化外觅良策的基础上，夯实扎根本区域的产教融合基地、典型示范基地、观摩见习基地、技术孵化基地、党性锤炼基地等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实践平台，领悟新思想、实践新技术、磨砺新模式，最终在外觅的软实力和内筑的硬支撑的协同作用下促进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最大程度地将现代农业知识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三是要“双渠道”流动。我国农村社会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在其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助推器作用。为充分彰显这一助推器作用，应聚焦人才的使用、培养、激励等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各个环节，采取“线上观摩、线下实践”的“双渠道”流动模式，瞄准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思维纠结点，积极开发适应民族地区“三农”工作实际的信息终端、技术产品、移动互联网应用（APP）软件等，利用5G技术积极推动专业化培育活动“上手机、上电脑”，着力打造“云课堂、微课堂”，在线上观摩活动中促使新型职业农民不断认知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与此同时，还应充分结合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作息规律及分布特征，做到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和从事工作“三点一线”的精准对接，精心设计符合民族地区“三农”工作实际的培训专题和实操课程，科学开展“营养配餐”“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等培育活动，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忙于走向基地、勤于涌向广场，最终通过在线课堂教学、现场观摩体验、案例分析讨论等线上线下“双渠道”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以产业链延长、价值链提升、供应链健全和民族特色鲜明、农业功能充分发掘、乡村价值深度开发、农民增收渠道拓宽等为表征的民族地区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

　　（三）合纵连横：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偏离轨迹

　　规避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依赖沉疴，应遵循“纵向延伸、横向拓展、斜向交错”等有意识的偏离活动而勾勒出的发展轨迹，架构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斜向到角”为逻辑点的“三到”型突破之路，建构以“深且精”“宽且通”“交且透”等为外在表征的专业化发展目标体系。

　　一是要“纵向到底”。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正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家庭经营、适度规模经营等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基础和主体。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性必然会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少不了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的引领。鉴于此，应以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现有的某一既定专业或某种专项技能为逻辑基点，灵活利用人才自身的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模糊学徒、熟手、师傅之间的界线，通过积极开展现场观摩、岗位练兵、技能竞赛、专题讨论、在线学习等多管齐下的培育方式，全面推行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等科学培训范式，营造传承文化、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向懂研发、懂技术、懂管理的专家、能人和巧匠转变，不断延伸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触觉，将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纵向到底，力求达到“深厚且精湛”之发展境界，使新型职业农民真正成长为本专业领域的专家或能人，进而构建以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为目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二是要“横向到边”。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的引领是提升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选择，管理技巧在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围绕循环农业、智慧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民族地区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需求，采取“工学研一体化”“职业培训包”“互联网+”等培训方式，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实施包含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管理内容和可视化、智能化、平台化、全景掌控等管理模块的培训活动，消弭新型职业农民之专业技术岗位、企业管理岗位、行业服务岗位等左右岸标签，拓展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的知识面和技巧关联度，帮助他们努力将自己所应拥有的管理技巧横到边，力求达到“宽广且通达”之理想境界，使其真正成长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博学者。

　　三是要“斜向到角”。除专业技术引领和管理技巧外，交叉融合创新也是有效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要成功实现交叉融合创新，关键是围绕民族地区建设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体系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需求，模糊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之维度划分，采取“院校联合、校企联合、优势互补、项目共建、成果共享的产学协同育人机制”和“混编师资团队构建、实验室建设、研发基地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等多维度多层次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等“输入负熵流”型的有意识偏离培育活动，搭建交叉学科发展平台，促进学科之间的“科间”流动，交织更多的学科交叉渗透节点，努力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网线斜到角，逐渐融入到“交且透”的专业化发展目标之中，使新型职业农民真正成长为突破原创性的开拓者，促进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和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四）协同共生：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指向

　　规避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依赖沉疴，应高度重视“以物为本”“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和“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性有机统整，在情境上建构旨在诉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统整之“三防”型突破之路。

　　一是要“防独断”。随着循环农业、智慧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乡村社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包含民族地区在内的新型职业农民对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数字艺术、网络文化等以“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工具理性愈发顶膜礼拜，这固然是他们应对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艰巨挑战之使然。但是，一旦这种以求真为宗旨、以技术改进为物质手段的工具理性因人类的无限崇拜而愈发膨胀并逐渐滑向独断界域时，就会操控新型职业农民的心理认知、驾驭他们的精神世界，使其迷失心智，进而导致个人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抬头，使新型职业农民逐渐异化为技术的附庸。这显然与“农民是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其他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根基”等实践认知相违背。

　　二是要“防偏执”。虽然“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关系着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实践活动的成效，但真正决定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实践活动品位的却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因为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专业化发展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培育一批具备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灵敏捕捉市场信息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以充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源泉。一旦这种以求善为宗旨、以现世关切为行为指向的价值理性过多地偏离人的生活意义、精神依托、人性的善恶标准等，就会遮蔽或抑制以征服和驾驭自然为表征的现代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改良，导致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观念和实践行为在盲目乐观中丧失本我，最终跌入轻视甚至否定农业科技进步之陷阱。

　　三是要“防分化”。人类理性的发展史表明，无论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都只是农民在认识和改造农业农村发展现状时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它们围绕着农业生产劳动这一实践场域，因“求真与求善”这一发展宗旨而相互交融在一起，并呈现出原始的和谐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轻人伦”等工具理性独断和“重农技”等价值理性偏执分化的窘境，关键是因为“重技能培训忽素养铸就”等外生型偏离活动的负熵流打破了“求真与求善”之间原有的均衡状态。为防止这种和谐均衡状态的再迷离，应通过融合与渗透等增熵活动，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动态张力中找到一个能够相互制约的新的平衡点，而这个新的平衡点就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发展，因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这一过程是以“化”字为突破口、以纵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横向拓展上的“宽且通”为目标诉求的。它不但体现了对以工具理性为现实支撑的新型职业农民之价值理性的高度关注，藉以帮助新型职业农民重新确立人生新价值以及人性真善恶的标准观，而且还凸显了对以价值理性为精神支持的新型职业农民之工具理性的重视，从而增强新型职业农民掌握新科技和开拓新市场的能力，有利于消除即将陷入“暂时均衡状态”的路径依赖，锁定演化方式对其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促使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化活动沿着理性的发展路径前行。

　　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不管是先前对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之概念同构、逻辑路线和评判标准等路径依赖沉疴的规避行为，抑或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是上下联动型、内外结合型、合纵连横型以及协同共生型之立体性路径建构的突破活动，它们都具有人类社会性行为之属性。既然这些规避行为或突破行为都是社会性行为，那么人类在对其进行选择时，就必然会依赖由场景环境、事件背景、社会性因素等不同维度的变量所组成的情境。因为情境依赖性说明，人们会根据当下的社会规范、个体的社会身份、承诺的社会责任、经受的社会压力等因素的变化做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决策。无论是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之路径依赖的规避行为，还是其发展路径的突破活动，他们都必须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通过某一外在因素的改变或某一内在元素的引入之类的增熵或负熵行为而产生路径依赖或突发路径偏离等，同构或异构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的路径建构活动。但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规避路径依赖是实现路径突破的基础，而路径突破又可能在自强化机制的作用下生成新的路径依赖。

　　虽然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建构活动要求相关利益方理性看待这一辩证的路径生成逻辑，但在化解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为一体的复合型、创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缺乏与乡村人才振兴需要之矛盾的大背景下，以及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集约化发展及农村整体性脱贫实现的现实条件下，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突破绝对是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之路径建构改革的历史必然，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应然要求。

　　参考文献（略）

　　注释（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研究”（编号：20BSH077）；贵州省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教育发展与山区乡村振兴”（编号：黔教XKTJ[2020]18号）】

　　（梁成艾，铜仁学院梵净教育研究院教授；代玉芳，铜仁学院梵净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德召，铜仁学院梵净教育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