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批判路径。围绕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消费、生态、意识形态、技术、全球化、现代性等议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技术资本主义批判、生态批判等几个批判路径。应该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生态学转向，很多学者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道路与方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生态批判路径，而又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三种批判模式为代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形成和发展于20世纪中后期，是在西方生态运动蓬勃发展中产生的。它试图将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为人类消除生态危机，重建社会主义探索新的道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加拿大的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与本·阿格尔（Ben Agger），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英国的大卫·佩珀（David Pepper），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西方的生态危机，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同当代西方的生态学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从资本批判、技术批判、制度批判、文化价值观批判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试图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最为独特和最有价值，他们从资本主义总体体系中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期望破灭理论）、双重危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新陈代谢”理论等重要的创新理论，极大地推进了对当代生态危机的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紧密的联系，很多研究生态危机的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基本的理论基础，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自然结果。

　　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他提倡将社会主义同生态运动结合起来，实现“绿色”和“红色”的联合，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包括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等，这一代的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由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反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消除异化消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要将人的需求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必须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实行“稳态经济”，使用分散化的技术和可再生的能源，构建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展观。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包括法国的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德国的瑞尼尔·格伦德曼、英国的大卫·佩珀等。他们这一代的主要特点是“绿色红化”，主张深化对生态危机、生态主义同生态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构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尝试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全球生态危机，批判了生态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立足于基层民主，走非暴力的渐进性改良道路，还主张充分运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等社会力量，同时要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20世纪中晚期兴起，在目前仍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其将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同地理空间的嵌入结合起来，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法国的亨利·列斐伏尔，美国的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e）等。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注重将生态问题同空间结合起来，他们认为，由于资本逻辑的扩张，空间成为资本积累和增殖的场所，资本已经渗透到包括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所用空间领域，而且资本的空间渗透逐渐变成了资本的空间生产，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空间不仅是资本创造价值和超额利润的条件，而且其自身已经资本化和商品化。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既彰显着对权力的支配，又通过空间的转移和修复等手段使自然界成为资本积累的“水龙头”和“污水池”。

　　从全球层面看，资本扩张带来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体现为发达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一方面遮蔽了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另一方面又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承受由于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全球生态正义的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灾难进一步导致全球的生态危机。生态帝国主义借助资本的全球空间扩张，掠夺全球资源、转嫁污染、垄断全球生态话语权、构筑与环境相关的贸易壁垒，试图实现其生态霸权。因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拓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带来的全球空间重塑的认识，深化了对在生态帝国主义（空间帝国主义）视域下理解全球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消解帝国空间的分析。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三种模式，从不同角度又相互关联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世界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逻辑和效应，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都有着一定的启示，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三种模式都存在几个理论方面的困境和不足。

　　一是过于重视理论阐释，忽视了同复杂多样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等特点，社会呈现矛盾多点爆发、总体异化的趋势。虽然以上三种生态批判模式关注到了西方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论结合起来，拓宽了资本主义批判的视域，但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不同现实存在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其所提出的生态规划和未来新社会愿景只会成为纯粹的乌托邦，不具有现实的根基和实现的可能。

　　二是仍然限定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内部进行生态批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三种模式既没有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角度提出超越现实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和总体体系的有效路径，也很少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从而遮蔽了其理论的视域，弱化了其理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知道，如果只是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决定的统治体系内进行生态批判，构建某种生态理论，提出某种改良措施，而不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逻辑，就无法真正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如果不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就无法了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也就使其理论失去了时代感，并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之中。

　　三是都不同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了重建，且存在着夸大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问题。以上三种生态批评模式都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解和构建，而无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绿化”，还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同空间和有机哲学结合起来，都是试图构建一种符合自身理论旨趣的理论体系，这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建”，存在着诸多问题。此外，这些理论体系还存在着内部的争议，无法真正指导现实生态文明的实践。

　　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生态批判的分析，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全面准确认识目前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要辩证看待资本逻辑，深刻把握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影响，要警惕生态陷阱，保障生态正义。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要把解决生态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事业对待，要从制度建设、人才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的迫切需求，并在持续推进中建设美丽中国。在此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走向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牵引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将片面的发展转变为以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