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汉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传播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基础要素和动力，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内容和表征，语言治理也理所当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唐一代以其开放性和开拓性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新的阶段，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其间的语言文字政策在官员选拔、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民族交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深远影响。

　　第一，唐朝将语言文字纳入科举考试和官员考核中，助力国家选贤任能。科举制度对唐王朝加强中央集权、选拔人才以及发展教育起到重要作用。唐王朝根据人才需求，特设置不同的考试科目，其中明字科的设立彰显了对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明字科主要考察文字理论和书法水平，有明确的读写训练内容，“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新唐书》卷44）其他科目也很重视语言文字水平和经书熟悉程度，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明经科“先考贴文，然后口试”，童子科“卷诵文十”，史科要求“每史问大义百条”，算学要求“贴读十得九”（《新唐书》卷44）。甚至武举也有对语言能力的考察：“兼有步设、穿札、翘关、负重、身材、言语之选，通得五上则为第。”（《通典》卷15）以上科目或考核文字，或语言，或二者皆考，成为唐中央选人用人的重要内容。吏部“铨选试”的复试中也很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新唐书》卷45）不仅要求语言雅正，能言善辩，且要擅长书法，劲健优美。唐中央将语言文字与科举考试相结合，将语言政策融入国家人才选拔考核中，为国家选贤任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王朝将语言文字纳入官员年度考查或职位升迁考核中。唐中央以“二十七最”为官员年终考核标准，其中“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唐六典》卷2）。考核校正官员的雠校能力反映唐中央重视熟练掌握语言文字和传承经典文化的人才。集贤殿书院奉旨编集文章以及校勘整理古籍的学士月末年终都要进行考核，“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唐六典》卷9）。语言文字的掌握也被明确纳入流外官员的选拔和任命中。“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敘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每经三考，听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唐六典》卷2）对流外官员的考核包括书写、计算、时务，其中书写和计算是必要条件。唐朝对官员语言文字能力的要求，推动提升了读书人的语言文化水平，同时也使国家机构管理更为全面和科学。

　　第二，唐代实施正字正音运动促使语言文字规范和教育文化发展。唐王朝为实施文德教化，校订古籍和规范用字是必然之举，因此兴起正字运动。贞观四年（630）颜师古奉旨考定《五经》，“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旧唐书》卷73）《五经正本》完成后，向天下颁行，让众学者习之。在考定过程中，颜师古“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干禄字书》序）。《颜氏字样》定楷书为标准，规范了当时的字体字形。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命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卷189）唐太宗多次要求对五经进行考证校定，这极大推动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干禄字书》的命名直接将正字与科考仕途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正字的重要性，“夫筮仕观光，惟人所急，循名责实，有国恒规，既考文辞，兼详翰墨，升沈是系，安可忽诸？用舍之间，尤须折衷，目以干禄，义在兹乎？”（《干禄字书序》）除学者所编字书外，唐玄宗还自撰《开元文字音义》，规范当时文字。此外，还有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等以考定古代经典文字为主的字书。除正字外，唐代亦有正音之举。玄宗认为《切韵》不符合当时用韵要求，故改撰《韵英》颁布天下，“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陆法言《切韵》又未能厘革，乃改撰《韵英》……付诸道，令诸郡传写”（《集贤注记》）。“玄宗《韵英》五卷，天宝十四载撰，诏集贤院写付诸道采访使，传布天下。”（《新唐书》卷57）唐代的正字正音等语言政策规范了语言文字，为教育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唐王朝在国家机构中专设古籍文献编校部门，推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唐王朝设置专门编辑校订古籍文献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运作需大量精通语言文字之人。秘书省主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下有校书郎八人，其职主要是“正字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著作郎二人“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唐六典》卷10）。史馆主“掌修国史”，其职掌撰修的内容涉及疆土分封、昭穆继代、赏罚兴废、兴师军旅等。弘文馆有学士无数，主要“掌详正图籍”，其部门下亦设校书郎一职，“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唐六典》卷8）。集贤殿书院“掌刊缉古今之经籍”。崇文馆“掌刊正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其中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唐六典》卷26）。司经局设洗马二人，“掌经史子集四库图书刊缉之事”，校书四人，正字二人，“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唐六典》卷26）。唐王朝重视校书、正字，录用者多为明经、进士等，需通过吏部考试，且关注其仕途发展，“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唐会要》卷65）故校书、正字之职颇受文官清流青睐，“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通典》卷26）这也使校书、正字职位人才辈出，唐代多位高官以校书郎起家，如张九龄、元稹、姜公辅等，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唐王朝重视发挥语言文字的桥梁和载体作用，有力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唐代广泛的民族交融，呼唤并推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传播。唐王朝为了保障与少数民族沟通交流，特培养译语人：“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全唐文》卷75）并在唐中央设置译官一职，其中中书省有“蕃书译语十人”（《新唐书》卷47），鸿胪寺有“译语并记二十人”（《唐六典》卷2）。这充分昭示了唐王朝在国家治理和民族交往中重视发挥语言文字媒介的作用。而伴随民族交融所出现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唐蕃会盟碑》等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刻的石碑，是多民族语言文字和谐共生的语言景观，成为民族交融和友好团结的历史见证。

　　唐王朝在与藩国盟友的往来中，往往赐赠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汉文古籍，推动了中华文化传播。开元十九年（731）“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侍中裴光庭等曰：‘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唐会要》卷36）此外，也有少数民族藩国特派使者前往大唐求写古籍，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唐会要》卷36）。唐代实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为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传播营造了良好环境，成就了“昭昭有唐，天俾万国”的大唐盛世。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