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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何谓“紫宫”？

　　二 优游“紫宫”的冯太后实为孝文帝生母

　　三 “紫宫”在哪里？

　　四 余论

　　—正文—

　　《魏书·高祖纪上》关于孝文帝拓跋宏的出生情况是这样记载的：“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467）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帝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显祖尤爱异之。三年夏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五年秋八月丙午，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这段话乍读中规中矩，关于孝文帝出生年月日、父母为谁、是否长子均有交代。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说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是有些不同寻常的。《魏书》帝纪中，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每位皇帝的出生地都有记录，罗列如下：

　　太祖道武皇帝，讳珪，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

　　太宗明元皇帝，讳嗣，太祖长子也，母曰刘贵人，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

　　世祖太武皇帝，讳焘，太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天赐五年生于东宫。

　　高宗文成皇帝，讳浚，恭宗景穆皇帝之长子也。母曰闾氏。真君元年六月生于东宫。

　　显祖献文皇帝，讳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李贵人。兴光元年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

　　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

　　世宗宣武皇帝，讳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太和七年闰四月，生帝于平城宫。

　　肃宗孝明皇帝，讳诩，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华。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

　　以上八位帝王中，明帝生于洛阳，其他七帝均生于北方，其中道武帝拓跋珪生于“参合陂北”，献文帝拓跋弘生于“阴山之北”，不在平城中；宣武帝生于“平城宫”，与明元帝生于“云中宫”一样，泛指其生于平城、盛乐宫中，未指出具体宫室名；太武帝、文成帝生于“东宫”，指平城内之“东宫”；只有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既非泛指的“平城宫”，又非指称太子宫的“东宫”，而是“紫宫”。那么，“紫宫”究竟指什么，有何特别涵义？本文就此试加探析。

何谓“紫宫”？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将全天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苍龙、朱雀、咸池、玄武为东南西北四宫，中宫天极星所在，即为“紫宫”：“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天极星，即北辰、北极星，索隐引《春秋文耀钩》“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太一则是天帝之别名。围绕着天极星构建的这座“紫宫”，亦即三垣二十八宿星象系统中的紫微垣，在敦煌写本P2512《玄象诗》中是这样描述的：“紫微垣十五，南北两门通，七在宫门右，八在宫门东，勾陈与北极，俱在紫微宫，辰居四辅内，帝坐钩陈中，斗杓傅帝极，向背悉皆同。华盖宫门北，传舍东西直，五帝六甲坐，杠旁近门阈，天厨及内阶，宫外东西域，天柱女御宫，并在钩陈侧。柱史及女史，尚书位攒逼，门内近极傍，大理与阴德，门外斗杓横，门近天床塞，欲知门大小，衡端例同则。天一太一神，衡北门西息，内厨以次设，后与夫人食。公相及枪、戈，攒聚杓旁得，势、守衡南隐，天理魁中匿，三公魁上安，天牢魁下植，以次至文昌，昌则开八谷，北斗不入咏，为是人皆识，正北有奎、娄，正南当轸、翼，以此记推步，众星安可匿。”

　　可见，所谓紫宫，就是人间帝廷的翻版，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简直把天上的星写成一个国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后宫、藩臣、诸侯、骑官、羽林天军；屋的方面有端门、掖门、阁道、明堂、清庙、天市、车舍、天仓、天库等；物的方面又有帝车、天驷、枪棓、矛盾、旌旗之属”。总之，秦汉以来的天文学、星占学，将紫宫或紫微垣视为天上的皇宫，当时距北天极最近的“帝星”俨然天上的君主，坐镇中央，号令四方，日月星辰围绕在其周围旋转。而汉代人相信，宇宙中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地上人类社会的运转是对应的，有某种关联存在，即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天人之际”，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由此，紫宫内星辰的变动便与帝王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汉代人提到紫宫，主要是与帝王对应相关。西汉成帝时李寻说外戚王根，称“紫宫极枢，通位帝纪”。扬雄《甘泉赋》比甘泉宫于紫宫，有“前殿崔巍兮，和氏珑玲。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之语，《汉书》解释称：“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崖、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鬼神可也。”

　　到东汉，紫宫为帝室的观念仍旧。东汉太史令张衡，天文之妙，冠绝一代，故其论著如《灵宪》《浑仪》等，均为天文星象学之经典，影响极为深远。刘昭注引张衡《灵宪》曰：“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跱，各有逌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秦汉时天文星象观念，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所承袭，直至《隋书·天文志》仍沿用其说。

　　因为紫宫与皇帝、帝室对应，占星家对出入紫宫的星象尤为关注，其解释多与帝王干系重大。如西汉昭帝元平元年：“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轸东北，干太微，入紫宫。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顷，声如雷，三鸣止。占曰：‘流星入紫宫，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宫车晏驾。”汉宣帝黄龙元年：“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宫。……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黄龙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东北可九尺，长丈余，西指，出阁道间，至紫宫。其十二月，宫车晏驾。”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炎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白气为丧，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秽。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后三年，光武帝崩。”汉章帝元和二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东方，在胃八度，长三尺，历阁道入紫宫，留四十日灭。阁道、紫宫，天子之宫也。客星犯入留久为大丧。后四年，孝章帝崩。”汉灵帝中平五年：“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后三出，六十余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明年四月，宫车晏驾。”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后魏文帝受禅。”

　　紫宫为天子之宫，星入紫宫，则为皇帝驾崩、天下易主之占。此外与帝王相关诸事，亦会有紫宫之应，如承袭家学、明风角星算的郎上书顺帝，称“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善天文阴阳之术的襄楷上书桓帝，谏其远离宦官，称“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今乃反处常伯之位，实非天意”。

　　晋末及十六国时期，天下分崩，星占家多以紫宫之变是否与某政权相应，作为宣示正统、斥责僭伪的决策依据和政治说辞。如八王之乱时，孟观为赵王伦坚守，史称“义军既起，多劝观应齐王冏，观以紫宫帝坐无他变，谓伦应之，遂不从众议而为伦守”，这是以紫宫无变作为向背依据；刘渊起兵称帝，都于蒲子，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紫宫之变，犹钟晋氏”，这是对刘渊虽称帝但能否久安的担忧，劝其迁都平阳；《宋书·天文志二》称“是时虽勒、虎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这是宣称石赵僭伪。此外，紫宫之异亦占侯政权兴衰、王位更替。刘聪时，客星入紫宫，太史令康相以为不利于刘聪，说：“蛇虹见弥天，一歧南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歧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叡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石勒鸱视赵魏，曹嶷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紫宫之变何必不在此乎！愿陛下早为之所，无使兆人生心。陛下诚能发诏，外以远追秦皇、汉武循海之事，内为高帝图楚之计，无不克矣。”刘聪听后非常不高兴。

　　总之，紫宫天象与帝王安危相应，在政权林立时，则与政权的正统与兴亡相关。十六国南北朝时，帝王宣示自己与天象的感应联系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苻坚太史令王彫临刑上疏，称其师京兆刘湛言新平应出帝王宝器，名曰“延寿宝鼎”，苻坚将得之。太元七年新平郡果献玉器，“器铭篆书文题之法，一为天王，二为王后，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伯子男，六为卿大夫，七为元士。自此已下，考载文记，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应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辞，不违帝王之数。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上应天文，象紫宫布列”的宝器铭文，作为祥瑞，被新平郡献给苻坚，以应太史令王彫的谶言，这种操作正是当时观念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魏晋以后，紫宫虽仍为天子之宫，如西晋咸宁三年七月，“星孛紫宫。占曰：‘天下易主。’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也。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为王者’”。东晋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见紫宫西垣，至七月乃灭。占曰：‘客星守紫宫，臣杀主。’……六年，桓温废帝”。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二月“有大奔星自极东贯紫宫而出，影迹随之，迁君之应。至九月，上诛太原王荣、上党王天穆于明光殿。是夕，尔朱氏党攻西阳门不克，退屯河阴。十二月，洛阳失守，帝崩于晋阳”。但随政治形势不同，皇后、太后等有较大影响的女主也开始以紫宫为占。如汉章帝建初二年：“九月甲寅，流星过紫宫中，长数丈，散为三，灭。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娄三度，长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灭。流星过，入紫宫，皆大人忌。后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汉和帝永元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宫中灭。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参。戊寅，金、火俱在东井。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轸。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宫，金、火在心，皆为大丧。三星合轸为白衣之会，金、火俱在参、东井，皆为外兵，有死将。三星俱在斗，有戮将，若有死相。八年四月乐成王党，七月乐成王宗皆薨。将兵长史吴棽坐事征下狱诛。十月，北海王威自杀。十二月，陈王羡薨。其九年闰月，皇太后窦氏崩。”

　　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灭。七月庚午，水在舆鬼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钩陈，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气生紫宫中为丧。客星从紫宫西行至昴为赵。舆鬼为死丧。钩陈为皇后，流星出之为中使。后一年，元兴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殇帝即位一年又崩，无嗣，邓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为孝安皇帝，是其应也。”

　　西晋泰始五年：“九月，有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为兵丧。’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乙酉，帝崩。永平元年，贾后诛杨骏及其党与，皆夷三族；杨太后亦见杀。”

　　以上诸例显示，紫宫不仅是天子之宫，也可以是天子内宫，星孛紫宫也可以主皇后、太后之兵丧、政变。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十月，“大星大如斗，出柳北行，尾十余丈，入紫宫没，尾后余光良久乃灭。占曰：天下凶，有兵丧，天下恶之。……后三年，孝武帝、文穆皇后相系崩”，显然，星入紫宫，可同时预示皇帝、皇后之死；再如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乙亥，白气入紫宫。占曰：有丧事。明年……昭太后崩”，则紫宫之变可以指太后之丧。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高肇擅权，“正始元年正月戊辰，流星如斗，起相星，入紫宫，抵北极而灭。夫紫宫，后妃之内政，而由辅相干之，其道悖矣。且占曰‘其象著大，有非常之变’。至二年六月癸丑，有流星如五斗器，起织女，抵室而灭。占曰‘王后忧之，有女子白衣之会’。往反营室，衅归后庭焉。三年正月己亥，有大流星起天市垣，西贯紫蕃，入北极市垣之西。又公卿外朝之理也。占曰‘以臣犯主，天下大凶’。明年，高肇欲其家擅宠，乃鸩杀于后及皇子昌，而立高嫔为后”。紫宫为“后妃之内政”，故紫宫之变占于皇后之死。

　　前秦时长安也以紫宫为天子之后宫，如《晋书·苻坚载纪》：“初，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

　　紫宫从天子之宫到天子内宫的涵义变迁，以及星占家以紫宫星象变化对应太后、皇后吉凶的做法，最终逐渐演化为以“紫宫”作为太后、皇后的喻称。如梁普通七年十一月，昭明太子之母、梁武帝丁贵嫔薨，吏部郎张缵奉诏为哀策文：“日中思戒，月满怀箴；如何不跼，天高照临。玄莫修，袆章早缺；成物谁能，芳猷有烈。素魄贞明，紫宫炤晰；逮下靡伤，思贤罔蔽。躬俭则节，昭事惟虔；金玉无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庆表亲贤；甄昌轶启，孕鲁陶燕。方论妇教，明章阃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华，朱寝迹；慕结储闱，哀深蕃辟。呜呼哀哉！”丁贵嫔虽非皇后，但其时昭明太子仍在，张瓒以紫宫喻称贵嫔，用“素魄贞明，紫宫炤晰”来赞美丁贵嫔，实则将其等同于皇后。

　　紫宫为皇后之称至唐长孙皇后尤著，《新唐书·后妃传上》载：“兄无忌，于帝本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乘间曰：‘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长孙皇后自称“托体紫宫”即是以“紫宫”自称。高宗颂其母德，亦称“文德皇太后凭柯琼树，疏派璇源，德照涂山，道光妫汭。流芬彤管，彰懿则于八纮；垂训紫宫，扇徽猷于万古”。

　　综上，从秦汉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天上的紫宫与人间的皇宫有着对应关系，紫宫为人间皇宫之反映，皇宫也往往则紫宫而建。在天人感应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紫宫星象之变异，映射着人间帝后的吉凶。大概言之，西汉紫宫之变多与人君相应，东汉魏晋以后渐变为亦可占应皇后、太后，南北朝后期逐渐成为皇后、太后之代称。

优游“紫宫”的冯太后实为孝文帝生母

　　《魏书·天象志》太和十三年（489）天象记录：“是岁九月丙午，有大流星自五车北入紫宫，抵天极，有声如雷。占曰‘天下大凶，国有丧，宫且空’。夫五车，君之车府也，天象若曰：是将以丧事有千乘万骑而举者。大有声，其事昭盛。至十四年三月，填星守哭泣。占曰‘将以女君有哭泣之事’。四月丙申，火犯鬼，丧祥也。六月，有大流星从紫宫出，西行。天象又曰：人主将以丧事而出其宫。八月，月、太白皆犯轩辕。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绝声，勺饮不入口者七日，纳菅履，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毁骨立，杖而后起，虽殊俗之萌，矫然知感焉。自九月至于岁终，凡四谒陵。又荐出紫宫之验也。”

　　太和十三年九月流星入紫宫占冯太后之丧，十四年六月流星出紫宫占孝文帝谒陵。可见北魏至北齐，星占之风与魏晋以来同步，紫宫之变既可占皇帝，亦可占皇后、太后之吉凶动静。但冯太后是否如长孙皇后那样，可以“紫宫”自称，或朝廷大臣侍卫是否可以如张瓒、唐高宗以及太史那样以“紫宫”喻指太后，《魏书·天文志》的孤证似乎还有些不够。幸运的是，我们在碑刻文献中发现了更为明确的材料。著名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夫玄宗幽窈，非名相之所诠；至韵冲莫，非称谓之所摄。妙绝称谓，微言以之载扬；体非名相，圜像以之而应。故群有殊致，道以经焉；万流兢津，法以纪焉。是以神曦腾曜，镜重昏于大千；三乘肇唱，拯沈黎于炎宅。用能慈洳流于当时，惠庆光于旷劫。自世道交丧，灵烛潜晖，攸攸群梦，靡照靡矜。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鼓淳风以怀万邦，洒灵泽以沾九服。兼遐想虚宗，遵崇道教。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协宣皇极，百揆挺惟新之明；缉熙庶绩，八表流击壤之咏。虽智周世胄，而方外之志不亏；形应万机，而恬素之真弗挠。故能优游紫宫，宪章遗法，绍灵鹫于溥天，募祗桓于振旦。非夫天纵在躬，量齐虚受，其孰能令英风蔼而重扇，玄猷沦而再扬哉。

　　晖福寺碑，太和十二年（488）立，碑原在陕西省澄城县北寺村，1971年入藏西安碑林。碑文记述了宕昌公王遇建晖福寺为冯太后、孝文帝祈福事。王遇深受冯太后、孝文帝宠遇，后因得罪幽冯后而被孝文帝斥退，宣武帝时复被启用。太和十二年王遇正逢隆盛之时，身为将作大匠，负责诸多石窟寺院的兴建。该碑撰文者为孝文帝时秘书著作郎傅思益，刊刻者为定州巨鹿苏棠。傅思益《魏书·李冲传》中一见，曾参议李冲所提三长制。三长制始于太和十年，其时傅思益职为“著作郎”，与撰写该碑文时官职同。

　　上引这段碑文中，盛赞“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优游紫宫，宪章遗法”，与后来长孙皇后自称“托体紫宫”用法如一，可见冯太后生时，身边侍者及官员士人已经用“紫宫”来指称太后了，正与魏晋以来的时代风气相同。

　　回到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的问题上来。与孝文帝出生相关的，自然是其生母问题。《魏书》中既载明孝文帝生母为“李夫人”，并列之于《后妃传》，同时又称迄冯太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冯太后既被尊为“太皇太后”，孝文帝及当时众臣却又屡屡称二人为“母子”，且精通丧礼的孝文帝坚持为其服三年之丧；孝文帝尊冯太后之兄冯熙为“舅氏”“舅国”，而遇李氏甚薄。凡此种种，均指向孝文帝的生母并非李夫人，而是冯太后。《魏书》中以紫宫星象之异占冯太后之死，《晖福寺碑》中明确以“紫宫”喻称冯太后，都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是魏收运用魏晋以来以“紫宫”喻指太后、皇后的惯例，揭示孝文帝出身之谜的曲笔之法。《魏书》异于此前纪传体史书，开创逐一记录皇帝出生时、地的笔法，正是为揭示孝文帝出生之谜做铺垫。孝文帝出生时，献文帝并无皇后，平城宫中只有平定乙浑之乱而临朝听政的冯太后，那么所谓“生于平城紫宫”，就只能是指孝文帝为冯太后所生。

　　冯太后为孝文帝生母，除了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魏书·天象志》以及《晖福寺碑》的确证外，在《魏书》零散的资料中，其实仍有线索可循。

　　我们先看冯太后与孝文帝的年龄。孝文帝生于皇兴元年（467），崩于太和二十三年（499），享年三十三岁。冯太后崩于太和十四年（490），享年四十九岁，由此可知太后生于太平真君三年（442），皇兴元年孝文帝出生时，冯太后是二十五岁，至太和十四年终于四十九岁，历二十四年，而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时，孝文帝也正是二十四岁，二者年龄相合。由此再结合冯太后“优游紫宫”、孝文帝生于“紫宫”的碑志、文献记载，就会发现这绝不仅是巧合，而是史家曲笔的历史事实。

　　再来考察冯太后死后的谥号“文明”。“文明”一词出自《周易·乾卦》。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文言》称“君德也”，王弼注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王弼此注，综合了《象》与《文言》而通释之，甚为精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这种君德，《文言》又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如王弼所见，乾卦之中，只有九二、九五皆曰“利见大人”，其中九五为君位，上引《晖福寺碑》中，称扬孝文帝用的正是“我皇文明自天”，可证时人以“文明”喻君德，正是乾卦之意。而九二虽非君位，君之德则与九五不异，仁善宽博中正，普施天下，因此《文言》一再强调乾卦九二的“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君德也”。

　　总之，乾卦九二“虽非君位，君之德也”，仁德普施，就会“天下文明”，极为贴合冯太后“智周世胄”、临朝听政二十余年的实际君主地位，这样一个出自乾卦、寓指君德、用来褒扬皇帝自己的美好词语，却正是孝文帝给冯太后奉上的谥号，足见其对冯太后的爱戴尊敬，若非母子情深，何能如此。

　　再来说说孝文帝的生父献文帝。献文帝与冯太后的情感纠结要从文成帝太安二年（456）说起。这年正月，十七岁的文成帝立十五岁的冯氏为皇后，三月，立三岁的献文帝为太子，随即在常太后的主张下处死了献文帝生母李夫人。从此，平城宫中身为皇后的冯太后便始终陪伴着年幼的献文帝，他们一起经历了李夫人、常太后、文成帝的去世，一起经历了乙浑之乱，被手握生杀大权的乙浑隔绝在后宫，生死未卜。而这时的献文帝也才刚刚十三岁，并没有足够能力应对这突如其来的血腥政变。靠着在后宫中十几年历练成长的智慧与人脉，冯太后最终力挽狂澜，杀掉乙浑，临朝听政，稳定了局势，为献文帝、也为冯太后自己蹚出了生机，这也是《晖福寺碑》称扬冯太后“智周世胄”的实际内容之一。献文帝对冯太后生发出男女之情，应该就在这场危机解除之后的数月闲暇中。

　　需要提及的是，此时年龄尚小的献文帝对冯太后的感情，虽不排除有一时仰慕感激的成分，但更多的恐怕是十年相伴而生的真挚情怀。正是这种少年的真情，给了冯太后极大的信心和底气，以至于她在孝文帝出生后，选择“躬亲抚养”，敢于“罢令，不听政事”，也就是说，从孝文帝出生到延兴元年（471）献文帝禅位，冯太后并不亲政。在这五六年间，随着献文帝年龄的增长、宫中形势的变化，冯太后与献文帝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献文帝开始有了众多妃嫔，其第三子赵郡王、第四子广陵王分别出生于皇兴三年（469）、皇兴四年，第二子咸阳王禧出生当更早。同时，依史书所记，冯太后也有了内宠李弈。李弈为赵郡李顺之子、李敷之弟。李顺在拓跋焘时往复凉州，颇有盛名，太平真君三年（442）被诛。李敷先是给侍东宫，后受文成帝宠遇，却被献文帝族诛，李敷与弟式、弈俱死。《魏书·李顺传附》：“敷既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有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李列其隐罪二十余条，显祖大怒，皇兴四年冬，诛敷兄弟，削顺位号为庶人。敷从弟显德、妹夫广平宋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同时伏法。敷兄弟敦崇孝义，家门有礼，至于居丧法度，吉凶书记，皆合典则，为北州所称美。既致斯祸，时人叹惜之。”

　　李敷兄弟之死，与李有很大干系。李之父李崇，曾为北燕冯跋吏部尚书、石城太守，后归降，受拓跋焘礼遇。李亦得太武帝赏识，为文成帝授经，但文成帝似乎并不喜欢这位老师，即位后即外任其为相州刺史，直到献文帝时才被宠遇，《魏书·李传》载：“以治为诸州之最，加赐衣服。自是遂有骄矜自得之志。乃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兵民告言，尚书李敷与少长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劝以奏闻，敷不许。显祖闻罪状，槛车征，拷劾抵罪。时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吿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谓其女婿裴攸曰：‘吾宗与李敷族世虽远，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劝，竟如何也？昨来每欲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带自绞，而不能致绝。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为为他死也？敷兄弟事衅可知。有冯阐者，先为敷所败，其家切恨之，但呼阐弟问之，足知委曲。’从其言。又赵郡范具条列敷兄弟事状，有司以闻。敷坐得罪。诏列贪冒，罪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

　　李贪冒有罪，曾受李敷照拂，但最终为了自己脱罪，列其隐罪二十余条，导致李敷兄弟被杀。这件事中固然有李、范等人提供罪状，但最需注意的是“有司讽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显示出献文帝才是本案主使者。本来李敷兄弟见待于景穆皇帝、文成帝二世，献文帝年幼登基，亦当无由嫌斥，那么最可能的真实原因就是史书所称李敷弟李弈“有宠于文明太后”，这是献文帝不能接受的。但诛杀无罪而“为北州所称美”的李敷兄弟，既让“时人叹息”，也使得冯太后与献文帝就此结束了温情暧昧的关系，仅剩下政治合作乃至对手的关系。

　　皇兴四年冬诛杀李敷、李弈兄弟一事，献文帝似乎占了上风，但“太后不得意”的后果显然很严重，几个月后，就发生了献文帝禅位之举。虽然史称献文帝是迫于太后压力，但献文帝却曾执意要禅位给叔父京兆王子推，引发了北魏朝堂的震动，当时重臣如任城王云、太尉源贺、东阳公元丕、高允等扳倒乙浑的核心人物均持反对意见，以孝文帝是皇储正统为辞而不肯奉诏。不仅如此，就连身边的宦者也态度坚决，《魏书·阉官列传·赵黑》载：“显祖将传位京兆王子推，访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贺等词义正直，不肯奉诏。显祖怒，变色，复以问黑。黑曰：‘臣愚无识，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说其盛明，万物怀其光景，元元之心，愿终万岁。若圣性渊远，欲颐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显祖默然良久，遂传祚于高祖。”

　　赵黑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入宫，虽为阉官却颇有位势，又年长，史称其“得幸两宫，禄赐优厚”，可知是得到了冯太后、献文帝的共同信任，但在禅位问题上赵黑则坚定地站在了冯太后一边，遑论受宠于太后的王遇等阉宦侍者。

　　不过，被史家忽略的是，在献文帝想要禅位叔父京兆王子推前后，冯太后也曾有以咸阳王禧取代孝文帝的举动，《魏书·高祖纪下》：“帝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显祖问帝，帝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显祖甚叹异之。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

　　冯太后“将谋废帝”一事，不记时日，无从考究，史家多用来作为孝文帝非冯太后亲生的佐证。但细绎这段“废帝”说辞，与献文帝禅位事相接而言，似乎提示我们，冯太后“废帝”与献文帝“禅位”，属于前后关联的事件，是冯太后、献文帝矛盾明朗化后双方的泄愤之举。皇兴四年冬，李敷兄弟被诛，冯太后逼迫献文帝禅位，而孝文帝居然“悲泣不能自胜”，由此引发冯太后的愤怒，那么将孝文帝“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的“寒月”应该就是这个冬天。冯太后性格刚烈，教子严明，虽然“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的雷声很大，却没有哪位大臣真会把一位母亲教训儿子的过激言行当真，因此也就元丕、穆泰劝劝，给太后一个台阶下罢了，史书既未载二人有实际的劝谏之语，也未见其他重臣出面。何况此时的咸阳王也就三四岁，孩抱中物而已，我们看看太和九年封咸阳王等诸王时冯太后的训诫，就能理解冯太后的所谓“废帝”之举，不过是与献文帝已生裂痕嫌隙后的赌气行为。而献文帝回应冯太后“废帝”之举，转而要禅位叔父京兆王，本也带有赌气性质，但要将实际仍掌控朝政的冯太后置于一边，无疑等同于政变，因此才有宗室大臣的激烈劝谏之辞。

　　本来，从种种迹象看，献文帝禅位后，冯太后与献文帝的关系是有所缓和的。冯太后容忍了献文帝与闻国事、率军北讨南巡，准许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宫。延兴三年八月，甚至还允许孝文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从献文帝来说，延兴三年正月，接受了高允的建议，将“崇光宫”改名“宁光宫”，十二月，甚至生发出鸳鸯之叹，《魏书·释老志》载：“（延兴）三年（473）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问左右曰：‘此飞鸣者，为雌为雄？’左右对曰：‘臣以为雌。’帝曰：‘何以知？’对曰：‘阳性刚，阴性柔，以刚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叹曰：‘虽人鸟事别，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于是下诏，禁断鸷鸟，不得畜焉。”

　　献文帝的“鸳鸯之叹”，提及者多联系于献文帝的佛性慈悲，少有人深入推究。献文帝所获为“鸳鸯”，而鸳鸯因雌雄常在一起，号为“匹禽”，多被人用来比喻夫妻。司马相如有诗“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以挑文君，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诉说刘兰芝夫妻的爱情悲剧。晋人干宝《搜神记》记韩凭妻殉身后，坟冢上生大梓树，“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可知鸳鸯情深属于人所共识。但献文帝发问，关注点却是雌雄双鸟遇祸后谁更悲伤？左右回答后，献文帝的感慨是“虽人鸟事别，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说明他的发问是有所思、有所喻的，是明确将鸳鸯与人比较的。那只悲鸣的雌鸟，若是喻人，也只能是冯太后。也就是说，无论献文帝视鸳鸯为冯太后与自己，或是文成帝，或是内宠李弈，冯太后最终都是那个承受悲伤的孤独者，一如失去伴侣的那只雌鸳鸯。献文帝善念及此，禁断鸷鸟，传达的应是一种甘心退出朝政的态度。

　　围绕孝文帝的出生与继位，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又经历了十年的恩怨。而皇兴、延兴年间政局的种种不同寻常处，都有必要从冯太后与献文帝的个人瓜葛去观察，如此才能理解孝文帝的皇储正统地位，理解献文帝禅位之后还能“国之大事咸以闻”，还能领兵出征，甚至还可以继续住在永安宫。“鸳鸯之叹”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较为明显的暗示。当然，后来又发生了新的情况，最终导致了献文帝之死，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最后来说孝文帝的舅氏与外戚。冯太后之兄冯熙，文成帝时已由冯太后寻访并征赴代京，献文帝初即位的和平六年（465）六月，由征东大将军封为昌黎王，后尚博陵长公主。皇兴二年为太傅，孝文帝即位后为太师。冯熙从文成帝时就已经作为皇后之兄进入了平城。但在献文帝时，凡提及冯熙处，均没有舅氏之称。冯太后去世后，史载孝文帝却在提及冯熙时以“舅氏”“舅国”称呼，《魏书·孝文五王列传·废太子恂》：“迁洛，诏恂诣代都。其进止仪礼，高祖皆为定。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汝至彼，太师事毕后日，宜一拜山陵。拜讫，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在途，当温读经籍。今日亲见吾也。’”

　　冯熙逝于代都，孝文帝派太子赴代，“展哀舅氏”，理由是自己不便“轻赴舅氏之丧”。这里孝文帝提到的“舅氏”，毫无疑问是指冯熙，冯熙既非太子恂之舅氏，那就只能是孝文帝的舅氏。而北魏诸帝提及“舅氏”者，均指母亲之兄弟。如杜超为拓跋焘之母密皇后之兄，“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大鸿胪卿”。高肇为宣武帝元恪之母文昭皇太后之兄，“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

　　孝文帝对太子称冯熙为“舅氏”，对宗室重臣元丕等则称冯熙为“舅国”，《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东阳王丕》：“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元丕等表请孝文帝亲临冯熙之丧，是别有用心的，孝文帝此时可能已有所察觉，因此驳斥称“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将冯熙称为“舅国”，即是“国舅”，也就是天子、国君、皇帝之舅。

　　孝文帝非常清楚自己的舅氏或国舅，即是自己母亲的兄弟。在冯太后未去世前，孝文帝按照皇家的记录，认为自己的生母是李氏，因此曾有一次恩宠舅氏的举动：“太和十二年，高祖将爵舅氏，诏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难于应命。唯道念敢先诣阙，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阳侯，兴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从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将军。”李惠与诸子及两个弟弟都已被诛杀，后其从弟李凤又遭安乐王牵涉而获死罪。至太和十二年，尚存者仅有李凤之弟李道念、从弟李寄生及李凤之子三人。即便几人与李氏已较疏远，但孝文帝仍赐了爵位，加将军号。但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崩逝，十五年，孝文帝对李氏兄弟的态度即发生了极大变化：“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以后，自非奇才，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后例降爵，安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沾恩泽。”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与十五年对待李氏外戚态度的截然不同，表明孝文帝在冯太后临终时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冯太后既为生母，冯熙自然是其舅氏，因此冯太后去世以后，孝文帝百般宠隆冯氏，所谓“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只是不明就里者的观感罢了。

　　冯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已经二十四岁，但冯太后既没有为他立皇后，更没有立太子；兄长冯熙虽位为太师，却长时间外任洛州刺史，并不参与朝政；侄儿冯诞与孝文帝同岁，却并没有位居要职。凡此种种，都可见冯太后并没有过多干涉孝文帝，更谈不上经营冯氏。冯氏地位崇隆，是孝文帝自己的选择，《魏书·外戚传》：“十六年，以诞为司徒。高祖既深爱诞，除官日，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为其章谢。寻加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师。”

　　至于冯熙父子死后之哀荣，更是无与伦比。除冯熙、冯诞外，冯氏两位皇后废立，兼及太子之废立，均为冯太后身后事，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夏四月戊戌，立皇后冯氏”，“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太和二十年七月，“废皇后冯氏”，十二月，“废皇太子恂为庶人”；太和二十一年正月，“立皇子恪为皇太子”，“秋七月甲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冬十月，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太和二十三年三月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所有这些与孝文帝息息相关的大事，都是冯太后身后事，是孝文帝自己的意志。那些以“是非言语”揣测冯太后者，其实是未能了然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母子关系。

“紫宫”在哪里？

　　《魏书》虽以曲笔手法揭示孝文帝身世，但根据文献史料，我们还是可以推测一下孝文帝出生的“紫宫”究竟可能是哪座宫室。关于北魏平城宫室布局的记载，有两段史料颇为重要。其一是《南齐书》所记太武帝拓跋焘时的情况：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初，姚兴以塞外虏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领五部胡，屯大城，姚泓败后，入长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为皇后。义熙中，仇池公杨盛表云“索虏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孙昔妾媵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

　　关于这段史料的解读，颇多歧义，要之可视为对于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时皇宫布局的大致描述。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称“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提示我们拓跋焘时所居寝殿，仍是拓跋珪所建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等；其二称“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提示我们北魏皇后可能与皇帝同处一宫；其三称“伪太子宫在城东”，应与“截平城西为宫城”对读，即拓跋焘延和元年（432）起为太子拓跋晃所筑“东宫”，是在汉平城之东部，而非郭城之东。

　　《水经注》“水”条的史料也常被引用：“魏天兴二年，迁都于此。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东堂东接太和殿，殿之东阶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阳八风谷之缁石也。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堂南对白台，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箓秘籍，悉积其下。台西即朱明阁，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

　　这段史料可视为文成帝至孝文帝迁都前平城宫的大致布局。根据《魏书》的记载，文成帝即位后，于太安四年三月起太华殿。到孝文帝太和元年正月起太和、安昌二殿，并起朱明、思贤门；三年、四年起坤德六合殿、干象六合殿；十六年坏太华殿而起太极殿。根据大同市考古发掘的大同操场城一号遗址、二号遗址、三号遗址来看，专家考证，一号为太和殿前殿遗址，三号为太和殿后殿遗址，二号为太官粮储遗址。考古发掘与文献相印证，可知平城宫主殿皆为前后殿制，前殿为大朝正殿，后殿即为皇帝、皇后所居寝殿。

　　结合两段重要史料的记载与考古定位，大致可以得到以下认知。平城宫最初是“截平城西为宫城”，也就是在汉平城县的西边规划为宫城，因此称“西宫”。道武帝天兴元年首起“天文殿”，并在此举行了即位大典，之后陆续完成了宫城的基本建设，如二年起天华殿、太庙，三年起中天殿及云母堂、金华室，四年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六年起西昭阳殿。至此时的平城西宫，已经粗具规模，但除皇后之外的妃妾皆住土屋，年幼的皇子们大约随母亲居住。妃妾皇子所居，与皇帝居处朝堂为“西宫”相对，应在宫城之东，可统称为“东宫”。这种状况到明元帝时延续未变。如道武帝天赐六年（409）崩于西宫“天安殿”后，明元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泰常八年（423）“帝崩于西宫”。

　　太武帝即位后，对平城宫进行了大的修建。始光二年“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这里的“故东宫”即是明元帝、太武帝父子两人即皇帝位前的“东宫”。在原“东宫”基址区域内营建的永安、安乐二殿，是在天华殿以东的扩展营建，永安殿就此成为拓跋焘及文成帝前期的主要朝政大殿。文成帝即位后，于太安四年（458）起太华殿，此后太华殿便成为文成帝、献文帝乃至孝文帝前期的主要朝政大殿。

　　和平六年（465）五月癸卯，文成帝崩于太华殿，随即发生了乙浑之乱：“高宗崩，乙浑专权，隔绝内外，百官震恐，计无所出。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浑惧，逆出问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见天子，群臣忧惧，求见主上。’浑窘怖，谓郁曰：‘今大行在殡，天子谅暗，故未接百官，诸君何疑？’遂奉显祖临朝。”

　　平城宫主殿为前后殿制，文成帝“崩于太华殿”，实则是崩于寝宫太华后殿，乙浑“奉显祖临朝”，是将献文帝引至太华前殿，如皇兴五年（471）孝文帝“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那么，献文帝在被奉往太华前殿前，必然是与冯皇后一起守护在后殿文成帝侧。乙浑“隔绝内外”，大约是将太华前后殿之间封锁，在前殿的朝臣无法知晓后殿帝、后、太子的情形。而在平定乙浑之乱后，冯太后既临朝听政，当以仍寝居太华后殿为便。献文帝虽年幼，但既是皇帝，太华后殿自然也是他的寝宫。太华后殿既为冯太后与献文帝之寝宫，正可以被称为皇极所在的“紫宫”。由是则所谓孝文帝生于平城紫宫，极有可能实指太华后殿。

余论

　　上引《水经注·水》提到在太和殿之东北有“紫宫寺”。冯太后既称“紫宫”，则“紫宫寺”当为供冯太后礼佛之用的宫内佛寺，或许是太和元年起太和殿时一并营建而成。北魏《比丘尼统慈庆墓志》称慈庆“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或许即是在“紫宫寺”为尼。慈庆出家的时间，或为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之后。《魏书·天象志》载：“（延兴）五年（475）三月甲戌，月掩填星。天象若曰：是又僻行不制而弃其纪纲矣。且占曰‘贵人强死，天下乱’。三月癸未，金、火皆入羽林。占曰‘臣欲贼主，诸侯之兵尽发’。八月乙亥，月掩毕。十一月，月入轩辕，食第二星。至承明元年（476）四月，月食尾。五月己亥，金、火皆入轩辕；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谪也。天若言曰：母后之衅几贯盈矣，人君忘祖考之业，慕匹夫之孝，其如宗祀何？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睹履霜之萌，而为之成象久矣。其后，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阴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供人之党，是以胡氏循之，卒倾魏室，岂不哀哉！”

　　献文帝暴崩，平城宫中应该是并不太平，所以才有“六月甲子，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赐死”等变故。万安国为献文帝宠幸之臣，“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安国先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矫诏杀买奴于苑中。高祖闻之，大怒，遂赐安国死。年二十三”。史官认为孝文帝只知“笃孺子之慕”，为冯太后服丧尽哀，却“忘祖考之业”，不能为献文帝申冤，指责其“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供人之党”，其中“供人”向来无人注意，据《魏书·皇后传》，“供人”实为宫内女官：“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后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官，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春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

　　慈庆初入宫时“掠没奚官”，为五品，负责后宫医药、丧葬等杂事。到承明元年大约已升至四品“供人”。当时朝臣有认为献文帝是被冯太后鸩毒而亡的，那么为太后实行这一方案的大约就是后宫这些女官，即《魏书·天象志》所称“供人之党”，慈庆或许就是其中执行者之一。因此冯太后去世，虽然孝文帝并未“惩供人之党”，但慈庆毕竟失去了冯太后庇护，为求自保而“固求出家”，且出家不出宫，仍在太后生前礼佛的“紫宫寺”为帝室祈福，似是合乎情理的。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宫女出家的佛寺，能被称为“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