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社会变局下的史学转型

2024-03-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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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公元前500年左右视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此时,中国、印度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新的局面。从大历史的视野看,这是继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之后又一次划时代的社会大变局。这次变局尤其对人类的精神信仰和思想气质产生了深远影响。雅斯贝尔斯提到,修昔底德是轴心时代希腊地区的代表性人物。笔者将从古希腊社会变局的角度探讨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史学转型及其背后所蕴藏的观念裂变。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大变局

  公元前500年左右,希腊从古风时代过渡到古典时代。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希腊世界经历了剧烈的波动,既遭遇过空前的强敌,又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随着城邦间的冲突升级,希腊最终陷入了混乱与危机之中。公元前6世纪中叶崛起的波斯人在不到半个世纪内便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在扩张过程中,他们吞并了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城邦、塞浦路斯和色雷斯等地区。到了公元前500年,对于那些生活在本土的希腊人而言,波斯帝国无疑是一个令他们恐惧和忧虑的对象。同时,波斯帝国统辖的辽阔疆域与众多民族也改变了他们原先的世界图景,冲击了他们的认知观念。而希腊人能够两次(前490年、前480—前479年)击败人数众多的波斯入侵者,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心。

  希波战争后,雅典人迅速崛起,接手斯巴达人对希腊联军的领导权,并以反击波斯帝国为名,建立了提洛同盟。公元前454年,雅典人将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迁往雅典。公元前447年,伯里克利又用同盟的贡赋重建雅典卫城。此时,雅典人领导的这个同盟已越来越像一个“帝国”。

  随着雅典成为能与斯巴达分庭抗礼的领导型城邦,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关系逐渐恶化。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率领伯罗奔尼撒联军侵入阿提卡,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公元前405年,斯巴达将领莱山德在色雷斯地区的羊河歼灭了雅典人的舰队。公元前404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雅典人被迫向斯巴达人投降。但获胜的斯巴达人并没有给希腊带来自由和繁荣。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后,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受到严重影响。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斯巴达、雅典和忒拜都无力统合各城邦。希腊世界陷入进一步的动荡,最后只能被北方崛起的马其顿所征服。

  从宏观角度上看,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的历史进程,导致希腊文明在这个世纪中经历了先盛后衰的大变局。这两场战争也催生了两位最重要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希罗多德所开创的史学范式和修昔底德所进行的史学转型,可以折射出这个时代变局中的许多关键信息。

  宗教观念:诸神的退场

  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既是军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希腊人能够成功抵御波斯大军的入侵,源于他们的虔敬和勇敢,获得了神佑。而波斯人的失败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君主薛西斯失去了理智,狂妄自大,受到了神罚。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中,神明的干预和希腊人的传统美德居于核心地位。人格化的希腊诸神影响了战争和人世间各种事务的进展。在希罗多德之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已于公元前472年上演的《波斯人》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菲迪亚斯等人也艺术化地展现了同样的理念。公元前432年,由菲迪亚斯负责雕塑装饰设计的帕特农神庙完工,神庙上的柱间壁描绘了四场神话战争(奥林波斯诸神与提坦巨人之战、拉皮斯人与马人之战、雅典人与阿玛宗女人族之战、特洛伊战争),共同象征着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战胜波斯人的主题。他们都沿用了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宗教观念,用其展示和纪念希腊人打败蛮族人的成就。

  相比之下,在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只鼓动雅典人为雅典的霸权和荣耀而战,却丝毫没有提及雅典娜、宙斯或任何希腊神明。修昔底德在介绍雅典瘟疫的起源时,只说这种疾病来自埃塞俄比亚,同样没有将其归因于诸神中的某一位。他提到过庞大的军队中会突然发生惊恐,但也没有像大部分古希腊人那样认为这是潘神造成的。在他笔下,当然有神庙、神谕和敬神的节日,但人类的活动没有受到过神的嫉妒和干预,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神圣的计划。这在观念上是一次大的转变。

  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塞诺芬尼就曾批评过荷马与赫西俄德对神的描述,并嘲讽人类以自身的形象创造神的习惯。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智者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当时希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普罗泰戈拉对诸神是否存在的质疑动摇了希腊传统宗教的根基。早年的修昔底德深受智者们所带来的理性精神与怀疑态度的影响,因此,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成为反映智者时代精神特征的必读著作。从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对待宗教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

  现实体验:战争的残酷

  虽然修昔底德没有提及希罗多德的名字,但他暗示过两人著史旨趣的差异。修昔底德说,他的这部书没有传奇故事,不像有些散文编年体史家那样能够取悦听众,却对看清人类的处境有用。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里所说的“散文编年体史家”和“传奇故事”其实都是针对希罗多德而言的。

  美国古典学者斯图尔特·弗洛里指出,修昔底德所说的“传奇故事”尤指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作战的美化。由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分别生活于希腊世界的盛衰两个阶段,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有着不同的体验。希罗多德主要生活于希波战争后的一代人之中,并没有亲身参加过他所记述的那些著名战役。而修昔底德亲身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遭遇过雅典瘟疫,指挥了在安菲波利斯的战事,之后遭受长达20年的流放。希罗多德笔下那类美化战争的“传奇故事”为深受战争创伤的修昔底德所不取。

  希罗多德的目的是“保存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丰功伟绩”,使其“不致于失去荣耀”,究其实质,是为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获胜纪功。而修昔底德想让他的读者看清人类的真实处境,力求揭示战争中的残酷状态。在他眼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希腊人中间同样充斥着各种残忍行为。《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赞颂了雅典的伟大,乍看可以取悦雅典人,但修昔底德在两篇演说词之后又分别记述了悲惨的雅典瘟疫和伯里克利的逝世,并指出在伯里克利死后雅典人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西西里远征的惨败。与希罗多德在叙述希波战争时的自信相比,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明显带有悲观的心态。

  政治观察:雅典的盛衰

  修昔底德或许并非一开始就对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作和雅典城邦感到不满和失望。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的希罗多德大致在公元前440年左右旅居雅典,并结识伯里克利。古代传记作家马尔克里诺斯说,当希罗多德公开展示他的著作内容时,年轻的修昔底德在场并为之落泪。希罗多德朗诵的很可能是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之类的片段,以此激励当时的雅典人。为此,雅典人还赠送给希罗多德10塔兰特礼物。而修昔底德也真诚地称赞过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他的前辈亲属将军客蒙和政治家老修昔底德都反对伯里克利。作为历史学家的修昔底德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自己的家族背景,更关注雅典城邦的发展。

  但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态度日益复杂和矛盾。一方面,他关注雅典的崛起和霸权的建立,并热衷记述其伟业。另一方面,他又深知雅典在扩张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和不义之事。而最令他沮丧的是,伯里克利逝世后,雅典国内的政治失序和由此导致的最终战败,这些是希罗多德所未观察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其实反映了“历史周期率”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而他们对于雅典的不同态度,也是这场社会变局造成的。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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