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辽西山地环境的散居模式具有天然的分离和各自独立的倾向，文化地方类型的出现也显示居住区域相近、地理环境相似的人群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墓葬、礼仪性建筑的等级差异以及随葬玉器所显示的社会秩序，墓葬特征乃至变化的相同趋势都显示这是一个高度统一的社会，而非区域群体的简单联合。红山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等在宗教礼仪活动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表现的不同则可以说明不同领域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都更多地表现在与宗教礼仪行为相关的方面，而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设施和器物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等级分化明显、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也在礼仪行为方面表现出来，而居住址却并无明显差异。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从多个角度区分了神圣与世俗，提升了神权和圣地的地位，建立了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用以确定社会秩序、规范礼仪行为规范的“礼”经过不断的强化和拓展，成为红山文化最为核心的标志和价值观的主体，形成了以统一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统一”的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形成，而统一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关的礼仪行为则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石。红山社会开创了以统一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凝聚广大区域社会集团的先例。

玉斜口筒形器

　　统一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单一的社会信仰，而将表现方式不完全相同的信仰整合起来的礼制是红山文化统一意识形态的关键，与祭祀礼仪行为相关的各类塑像在材质、造型方面的差异也显示人群构成和礼仪活动主体方面的不同。红山文化的“礼”将不同群体中流行的略有差异的祭祀礼仪活动整合起来，以涉及人群范围的不同划分礼仪活动的层级、确定与其所处层级相适应的礼仪活动设施的规模，形成了有序的信仰秩序。红山文化的统一意识形态初步形成、“礼制”初步确立时，其重点以维护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为核心，保留了较强的制度弹性，缺乏严格的规范，虽然对与特殊礼仪行为相关的礼器的拥有和使用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仍相对松散，如在“玉礼器”的组合方面相对灵活，尚未形成绝对严格的规范，虽然勾云型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等主要器类相对固定，仍存在大量彰显个性化特征的特异性玉器。

　　社会团结建立在基于相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认同的程度受到社会公共礼仪活动参与程度的影响，其差异主要体现为在神权体系中的地位不同，高等级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而地位较低的人群之间仍更多保留着各自的特色。不同地域群体之间并无直接的领导或隶属关系，未能对不同区域的人群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未形成明确的具有统一行政管理特征的社会。

　　虽然红山文化中可能尚未出现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但礼制规范在广泛区域内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接受和认同，相同的墓地布局、较为一致的社会分化和组织结构特征在胡头沟遗址的发现显示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特征上的“礼”并不限于牛河梁遗址，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特征所显示的“礼制”的规范实现了多群体社会的有序统一。

　　由礼仪活动所体现的“礼”是红山社会的规范和秩序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所开展的活动和建立起来的配套设施在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了发达的宗教礼仪活动中心，同时礼仪活动设施及相应的礼仪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统一意识形态的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则让在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强烈依赖关系的群体之间产生联系，由礼所确定的社会秩序对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与职能的定位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

　　有序的社会组织机构整合了分散居住的地域群体，形成了红山社会发展的空间优势。礼制系统下的社会分层将红山社会打造成为以“礼制”内在凝聚力的统一社会，为“神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礼仪活动所表现的统一的社会秩序是红山社会最为突出的制度创造，实现了跨区域、跨群体的广泛的社会团结，由此所带来的社会体量的扩展和人口规模的增加也为红山文化晚期礼仪活动中心的修建奠定了基础。精神领域的繁荣与物质生活领域相对低效的发展形成的鲜明对比显示红山文化可能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模式，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将丰富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全面了解。

　　（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课题考古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