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指出，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初心宗旨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与“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要义。这进一步激励我们结合多学科知识、方法，充分运用典籍文献和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入综合研究，阐释清楚中华早期文明与现代文明传承发展的主要脉络，切实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扁陶壶朱书辨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时，“宅兹中国”展览的一幅图景，令人印象深刻：实物展示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陶壶，背景展现了扁壶上的朱书文字，非常醒目。左侧朱书下脚标注“文”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旁写“一脉相承”，意为扁陶壶上的“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文”一脉相承，这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右侧朱书下脚注：是“尧”？是“邑”？是“唐”？还是……这表明，对于此字有尧、邑、唐等不同识读意见，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众所周知，陶寺遗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发掘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考古成果，其中文字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1986年，高天麟在《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残扁壶的腹壁上有用似毛笔类工具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2001年1月，李健民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首次将扁壶朱书资料公布于世。同年7月，罗琨发表《陶寺陶文考释》，认为两个朱书文字，当读为“昜文”，其中昜同阳，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2002年，高炜在《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记述，扁壶正面（鼓腹一侧）的“文”字，因与甲骨文同字的形体、结构十分相像，对于此字为“文”字，无明显异议，对于扁壶背面（平面）的文字，则存疑。其中记录了1985年冬，张政烺看到线图和照片后认为，“这个字（扁壶上的‘文’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冯时考察后表明，“陶壶朱书‘文’字写于扁壶正面的右侧，壶的左半残失，而残断处仍留有朱红痕迹，可能左半原也有文字，如此则壶面本应写有‘文□’二字”，相关记载确实反映了“文命”与夏禹具有密切的联系，而陶寺文化扁壶的朱书“文□”，应该正表现了这种联系。

　　2002年1月，冯时在《“文邑”考》中，将扁壶朱书文字识读为“文邑”，并据甲骨文、金文中“文邑”与“文夏”资料，考释“文邑”为“夏邑”，并论证“文邑”为夏都。2003年11月，何驽发表《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认为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属于中原，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很大。但扁壶背面的朱书字符形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昜”字有显著区别，与甲骨文最形近的一个是“尧”字，朱书文字很可能是“文尧”，并与陶寺遗址为尧都互为参证。此后，有学者将其识读为“命”、是（氏）、唐等，还有学者认为朱书是符号而非文字的。

　　要之，自陶寺朱书扁陶壶公布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和探讨，目前对陶寺朱书扁陶壶平面文字的识读，主要有昜、邑、尧、命等不同意见，同时形成陶寺遗址为尧都或夏都的不同认识。

　　扁陶壶朱书新释

　　上述对于朱书扁陶壶文字的识读主要基于朱书陶文与甲骨文、金文字形的比对，基于“文”字与甲骨文、金文同字构形相像，对“文”字的识读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因此，扁壶朱书陶文与甲骨文、金文属于同一体系文字的判断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妨据此，在前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对朱书扁陶壶背面（平面）的文字继续识读，以期推进认识、达成共识。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朱书扁陶壶平面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中的“令”字构型更为近似。令的甲骨文和金文主要字例如下所示。

　　《说文解字》释此字为：“令，发号也。从亼、卪。”可知，此字原由三部分构成，中间一横属于上半部，下半部为象人之形，如字例中下跪之人形。从象形、表意而言，陶寺朱书扁陶壶平面陶文中的一横从属于上部的圆，应为象天之形，用以表示“天”。《甲骨文字诂林》云：“《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一，地也，意天所从口、、皆象天圆之形。又衍变为从一者，亦为天之形，与从一之地同谊。”由此可知，扁陶壶平面陶文中的为象天之形的早期形态。古文字演化有一个过程，随着人的观念由天命向人命观念的演变，字形也会随之由受命于天转变为受命于宗庙中的祖先（神主），因而，令有从向从亼演化的过程，、亼象征天和神。在古人观念中，天和神既高于众生又能体察众生意愿，古人认为天命、神命不可违。《甲骨文字诂林》记罗振玉案：“古文令从亼、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为一字一谊。”扁陶壶平面朱书文字由象天之形和下跪的人形构成，表示人敬受天命。因此，朱书扁陶壶平面陶文当为“令”字的早期形态。

　　古文令与命为同字同义，“文令”后世文献写为“文命”，即禹名。传世文献记禹为黄帝后裔。《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语：“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因治水成功，自视受命于天。古本《竹书纪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由龙哉。”禹受天命治水，以民众为忧的大德为后世广为传颂。西周燹公盨铭刻有：“天令（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西周时人一方面仍崇信禹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强调禹以德治民，以天下为忧。铭文记述天命大禹治理水患，禹因治理有方，划定九州，因地制宜，使民众安居乐业，成为民众之王。李学勤据此认为，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大戴礼记·五帝德》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阪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从禹“受命于天”“天命禹”“为神主，为民父母”“治天下”这样的关键性表述，可知当时禹的崇高地位是从天命和世功两方面确立的。《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说明，涂山会盟标志着禹成为诸侯之长，具有了天子（王）的身份和地位。因此，陶寺扁陶壶朱书“文令”是夏王国的奠基者禹之原名。

　　扁陶壶何以朱书“文令”

　　据上述李健民文章介绍，陶寺朱书文字载体是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破片，出土于老Ⅲ区的灰坑H3403。文字是朱书，用似为毛笔类工具写在灰坑中的一件残破的扁壶上，这件扁壶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侈口，斜颈，颈腹间分界明显，腹一面略平，另侧明显鼓凸，鋬作桥形，双鋬相连在口部鼓凸一侧。器表饰竖条细篮纹。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两个朱书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

　　田建文在《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中认为，这件扁壶及其所处灰坑的年代都已进入公元前2000年的范围内，这是研究这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的前提。迄今为止，没有见到在扁壶上涂朱的现象，这就决定了这件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和正面、背面写的两个或三个文字与上述礼器是不同性质的两种行为。所谓朱书文字的扁壶，除了与占卜或祭祀类有关外，别无可言。

　　然而，据上述信息判断，朱书扁陶壶很可能为丧葬仪式所用器物。这与以下几点密切相关。其一，陶寺朱书扁陶壶为泥制灰陶，制作粗糙，并发现于灰坑中，符合古时丧葬器物简朴和为逝者烧送器物的习俗。其二，扁陶壶朱书文字是以朱砂所写，这与古代随葬器物用朱砂写逝者之名相类。其三，扁陶壶的形制独特，具有特殊寓意。陶寺扁陶壶一面为平面，略有凹处，另一面鼓凸，或象征天地，平面不平象大地，鼓凸圆腹象天圆。陶寺扁陶壶朱书禹名及断缘涂朱，或是为禹特制的丧葬专用器物。在禹的葬仪上，作为一种特殊仪式，为禹烧送器物时，将扁陶壶一并摔破。与此相似，在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以摔碎的陶器作为随葬品的。时至今日，在我国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许多地区的丧葬仪式中，仍保留着殡葬时摔陶罐、瓦盆的习俗。残破边缘涂朱，或为出殡前由专人对禹名予以特殊标识，寓意禹的灵魂将由人王升为神主。旧时，山西人出殡前，有“点主”仪式。即用笔以朱砂在逝者牌位“王”字上加一点，“点主”也叫“成主”，即逝者升为神灵。出殡时，有长子摔陶盆或瓦盆的习俗，即起棺前，长子跪举陶盆至头顶，然后将盆掷地摔破，以破为吉。摔盆者通常为逝者的长子或长孙，意为子承父业。

　　如果说这些习俗是远古流传下来的，或许并非空穴来风。长子跪举陶盆的形象，颇似朱书扁陶壶“令”字的原形。如众所知，在中国历史上，文献明确记载子承父业、世袭为王的是禹子启，世袭制也由此成为早期王国确立的标识。夏王朝的基业是禹确立的，而其根基则奠定于尧舜时期。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夏启继承禹业的时间与陶寺文化晚期的时间基本契合。根据陶寺考古发掘报告，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如果以文献中尧舜禹相承的谱系而言，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当包括尧舜禹时期及启之早期。《史记》载：禹治水，“行自冀州始”。集解引孔安国曰：冀州，“尧所都也”。《周礼正义》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晋阳，皆在冀州之域。”《周礼正义》载：“禹受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周礼注疏》载子云：“彼三代所都异处，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阳宜松，殷居亳宜柏，周居镐京宜栗。”可知，与尧都所在地相同，平阳也是夏王朝早期都城。陶寺遗址发掘出与王国相契合的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的手工业区等，显示出华夏第一王都的气派。陶寺文化晚期都城衰落，或与夏迁都河南洛阳相关，陶寺地区不再作为王都，因废弃而衰落。此后，宅兹中国的“天下之中”由陶寺转向洛阳。然而，这并不能磨灭陶寺作为华夏第一王都的独特历史地位。

　　“文令”承上启下，华夏大地迎来王国文明的曙光。陶寺朱书扁陶壶上的文字是比甲骨文早近800年的成熟文字，今天我们使用的文字即是由此演化而成，其文脉清晰可见，这显示了华夏文明连续不断、绵延强韧的突出特性。这也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