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闽浙大地广为流传。在福建莆田，这一故事还被改编为闽剧《戚继光斩子》，以艺术的形式在民间盛传不衰，此后又被改编为京剧、越剧、连环画等。而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1945年所著《青铜时代》中最早提出质疑，认为“造这个传说的比较没有什么恶意，目的是想表示吴起重法或重信，因为立法无私，故尔即犯小罪，虽妻必出。这也就给后人所造的戚继光斩子之类的传说一样，多少是把吴起神化了”（青铜时代·述吴起），后人虚构的目的则为了赞扬戚继光严明的军纪。为了论证这个观点，郭沫若后来又专门写了一篇《续谈“戚继光斩子”》。其后，宁可在196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谈戚继光斩子的传说》，杨辄在《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发表《戚继光斩子说不能成立》，进一步论述斩子故事虚构性的理由。由此虚构说的观点被社会各界广为引用，几乎成为定论，其流弊日益凸显。目前有些自媒体以调侃的语气谈论这个故事，甚至以“别扯了”视之，严重亵渎数百年来民众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敬意爱心。

　　20世纪90年代，笔者与《山东省志·戚继光志》的其他编纂人员，面对民间如此广泛流传的戚继光斩子故事，面对权威学者已经撰文论证、似成定论的戚继光斩子虚构说，大家心里都产生过巨大的疑惑：为什么戚继光斩子的故事能够在闽浙广大地区广泛流传？为什么几百年来对戚继光父子的深切怀念能够深入百姓心中？难道如此富有生命力的英雄故事真的就是专家所言的凭空虚构？笔者当时就深感重新考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限于时间与文献资料，最后出版的《戚继光志》只能采取“以疑传疑”的折衷处理方式，在戚继光生平经历部分对斩子之事略而不论，在后世影响中选录闽浙民间流传的斩子故事，在学术研究中收录有关斩子虚构说的论著名称。如此模糊处理的缺憾也成为《戚继光志》编者的一块心病。

　　其后笔者一直努力搜集相关资料，从杂史、笔记等相邻史学文献的阅读爬梳中去寻找证据、线索。随着资料的发掘，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效新书》“厥后竟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可谓不愧所言矣”，《五杂俎》“戚元敬原不畏妇，后因出师，以军法斩其子，自是夫人怨恨”等权威文献的相继发现，进一步坚定了重新考证的信心。正是基于资料证据的不断积累，笔者还曾在2008年第四届戚继光学术研讨会上向与会专家汇报过这个研究选题的有关思考。此后十几年，相关工作时断时续，但此事始终牵挂于心，未曾放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本着致敬民族英雄、中华英烈的情怀，本着对“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精神探索，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戚继光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在主旨发言环节提交《戚继光斩子故实考略》（以下简称“该文”）学术报告，对此展开深入的考证，对郭沫若等前辈学者提出的戚继光斩子虚构说提出有力质疑，更加细致地挖掘戚继光斩子的历史真相，以此恢复这一悲壮肃穆的民族记忆，弘扬忠诚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得到广大专家的高度认可。

　　该文在深入分析前辈学者论证文章的基础上，对斩子虚构说的基本理由从民间故事情节相互歧异、《明史》《戚少保年谱耆编》等权威史书缺载、戚继光嫡妻王氏无子等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由此该文依据国内的丰富史料，从口耳相传资料的价值及多种遗迹对民间故事流传的参证、明清权威文献的清晰记载、戚继光夫妻关系演变的可靠旁证等三重论据，对戚继光斩子虚构说的立论进行有针对性的逐一的分析反驳。最终结论是：以往郭沫若等前辈学者所作出的戚继光斩子为后人虚构的结论及其依据都是非常武断的，是在当时条件下未能广泛占有历史资料的结果，经不起严谨的历史分析。

　　该文得到了第八届戚继光学术研讨会参会专家的普遍好评，认为该文对戚继光生平一个重大事件进行了扎实的重新论证，有正本清源之功，不仅有助于深化戚继光生平研究，有助于弘扬戚继光舍身报国、忠诚为民的高尚品格，也为当今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严肃的经典教材。参会专家还对该文修改提出了精当的建议，尤其是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刘汛涛教授等专家提供的明代朝鲜来华使节关于戚继光斩子的清晰记载——其对话发生于万历初年戚继光戍守长城时期，讲述者为戚家军将士——进一步佐证了戚继光斩子史实的真实性、可靠性，为这一故实论证提供了新的有力铁证、确证。对此，有专家提出，该文与朝鲜史料记载两相结合，完全可以彻底推翻前辈学者所作出的戚继光斩子虚构的结论。厘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不仅有助于弘扬戚继光严明军纪、不徇私情、大公无私、赤诚报国的崇高风范，也有助于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在研讨交流中，与会专家有一个深切感受，对戚继光斩子等论题进行如此深入而富有成效的讨论，既体现了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这个平台的吸引力、凝聚力，体现了戚继光高尚人格的感染力、生命力，更凸显了进一步深化戚继光研究的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