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并非是拜上天所赐的自然禀赋，而是人类经济交换的结果，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交易场所，是通过博弈和制度建设而形成的最重要“公共物品”。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消除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等有形与无形流动障碍的国内一体化市场。就其性质与发展程度而言，它是一国经济从非市场化转向市场化、又从市场分割走向市场整合的过程，包含了“市场化”(Marketization)、“便利化”(Facilit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 三个递进层次含义。

　　第一个层次，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是“市场”，是“市场化”的。市场的根本机制是供需双方通过竞争性定价和自由交换，用“货币选票”（看不见的手）来行使选择功能和激励功能，引导厂商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和怎样生产，从而实现社会分工深化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市场化”——独立经济主体的自主定价、自愿交换、公平竞争，是统一大市场的首要前提。而在“非市场化”——依附、强制定价、非自愿交换、行政性垄断等条件下，大量资源被非市场化部门切割，真正经济意义上的“市场”份额受限，则全国统一大市场根本无从谈起。

　　第二个层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便利化”的市场。“便利化”或可称为“自由化”，最重要的是消除了“进入障碍”，一国市场不再是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的碎片化市场，而体现为网络化联接，这通常被描述为“无边界”。作为本国公民，可以在国内任何地点学习、生活、购物、工作和退休。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来自国内外的大量产品，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更多消费者，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受到国内各地区、各市场和各部门壁垒的阻碍。但在“便利化”阶段，一国内部市场还存在大量的标准或规则差异，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制度套利”或“监管套利”现象，而持续不断的要素流动和套利过程，会倒逼国内经济向着机会平等和规则趋同的下一个高阶演进。

　　第三个层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统一的”，是一国经济内部的“一体化”。统一，并不是消除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不是定价与交易交由计划管制，而是特指市场规则的融合和标准的规范。此时，在完全无摩擦的纯理论意义上，一国内部同一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将最终满足“一价定律”。所谓“经济一体化”，最初由丁伯根于1954年提出，它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全面的经济联盟等国家间市场一体化形态或进程。欧洲联盟作为当今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的典型范例，其发展大体上依循了上述步骤。由于大国或大型经济体的潜在市场规模大、差异多，同样可以达成内部经济“一体化”——通过国内各区域的相互协作、融合与统一，消除有关阻碍经济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创造出最适宜或更有效率的国家经济结构。

　　如此看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依循着从“市场化”到“便利化”再到“一体化”这样顺次递进、逐级升级的逻辑层次与理论步骤。其中，市场化是基本前提，便利化是中间目标，一体化是最终方向。当然，在现实中这三个阶段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体化”的意义上，第二个层次的“便利化”或“自由化”，或可称为“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即消除歧视，引入经济自由化，促进一国内部的人、财和物自由流动。而第三个层次的“一体化”实质是“积极一体化”，即运用市场与政府的合力达成契约以改造现状，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和统一的机构来实施统一的规则，是更高形式的“一体化”。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专门文件，将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至国家战略和发展全局的高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入低流行水平，新周期必将迎来这一进程的加速建设步伐。其中既有优势，又有挑战。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规模已然不小，不仅人口多、面积广、市场潜力大，规模优势显著，而且产业体系完整，需求层次丰富，经济结构处于排浪式的攀爬升级之中。但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中，仍存在高昂的制度运行成本以及软件硬件基础设施不足等堵点。诸如商品和服务市场质量体系和价格问题、市场监管问题、要素和资源市场问题、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问题、利益集团固化等等，导致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割为“诸侯经济”“行政区经济”的小市场，分散化、碎片化、行政化长期难以改变。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近年市场化改革遇阻，规模庞大的“非市场化部门”不仅没有缩小（市场化），而且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人、财、物都加速向这些无效或低效的“非市场化部门”集中，不仅极大地拖累了整体经济效率，而且甚至形成了所谓“体制外”与“体制内”的严重对立，引发群体矛盾与社会风险上升。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都提示，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与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高度相关，国内各省际和各地区间也存在同样规律。经济结构中的“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官民差距”自古就有，但近些年似乎有拉大的趋势，其本质是市场化进程的差距，是当前市场化改革滞后所致。

　　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启动新一轮全面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推动完成各类要素价格改革，打破行政垄断，深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三大“非市场化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向着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大目标，降低市场摩擦和制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社会创新动力的重要突破方向。它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提升，还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