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非洲国家人均GDP曾高于中国。例如，1970年非洲有30个国家人均GDP高于中国，1980年41个，1990年35个，2000年15个，2011年7个，2020年1个。

　　中国过去70多年由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实现了14亿多人的发展。通过历史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过去几十年实现发展的最大优势是充分发挥了制度优势。而非洲国家发展面临三大“瓶颈”：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基础设施落后；三是人才不足。其背后的根源正是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建设不足。

　　非洲国家独立后，在捍卫国家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发展主权上一直非常艰难，“资源诅咒”和“债务危机”成为发展道路上难以破除的“魔咒”。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非洲人民反而经常因国家资源丰富而遭到伤害。石油并没有给苏丹带来繁荣发展，反而带来战乱，导致苏丹分裂。

　　中国在资源地理分配极不均衡的情况下，实施了“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工程，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发展的诅咒，而是发展的福利。中国制度具有强大优势，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将区域性的丰富自然资源转化为全国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资源。

　　非洲国家治理能力差、政府权威弱。在社会结构复杂和部族多元化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轻易地通过支持不同族群挑起部族战争，争夺资源。尼日利亚东区比夫拉石油资源区伊博人上演分裂、独立闹剧，英、法等国同时向尼日利亚政府和闹独立的比亚夫拉共和国提供武器，目的是通过操纵内战，达到在与政府关于石油开采谈判中控制经济利益的目的。内部冲突是国家经济增长滞缓的关键因素，而这实际是西方国家干预、挑动的恶果。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当前西方舆论再三炒作“中国债务陷阱”。为何招商引资在中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非洲国家有限的外资投入却造成了债务危机，中国甚至被认为是在制造“债务陷阱”？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从外商直接投资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吸引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之一。中国自1953年起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长期规划。2021年“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中国始终保持着政策连续性和政局稳定性，使外资可以在中国获益。

　　1960年是“非洲独立年”，这一年非洲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在此之后很多国家长期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中断或更改致使外资难以获得收益。实际上，非洲国家的主要债权方是西方国家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私人贷款机构，他们给非洲国家贷款不以主权担保，反而可以操控非洲国家主权。

　　中国贷款给非洲国家，尊重非洲国家主权，通过非洲主权国家来推动非洲国家建设，且贷款主要用于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大、收益慢、对非洲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有长远意义的领域。同时，中国还积极回应非方关切，减轻减缓其偿债压力。2000—2019年中国共取消非洲国家至少34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或再融资了150亿美元非洲债务，且没有任何“资产抵押”。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真正让非洲国家领导人夜不能寐的不是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而是西方的债券持有者”。

　　非洲国家要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将外来资金转换为投资资金，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有赖于非洲国家在国家制度和国家能力建设方面探索出一条保持非洲国家能力不断提升、政策保持长期连续性的可行之路，最终实现政治稳定、捍卫国家主权。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破除“资源诅咒”和“债务危机”，将资源和资金转换为实现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非经贸合作时应注重以下两点。一是把经济研究与制度研究，贸易投资研究与非洲国家制度设计、能力建设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针对非洲国家具体情况做深入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有很多担忧。这种担忧源于对中国发展模式、发展制度，包括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不了解、不信任。越来越多非洲国家也在思考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我们需要积极回应非洲国家，把中非经贸合作、投资合作的优势和中非国家制度交流、国家能力建设合作，尤其是中非国家基本制度的合作研究更好地结合、打通，回应非洲国家的期待，最终达到建成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目的。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2022中非投资论坛暨中非投资指数报告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