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群体是一股重要力量，可以成为沟通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中间人”。在2022年11月出版的《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1]中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要汲取乡贤文化的历史经验，哺育乡村社会的重塑与发展。

　　遵循历史—现实—未来理路

　　《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和方式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出发，研究当代乡村社会中有着一定道德或文化影响力的体制外能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富有技巧地将国家话语与传统礼俗结合起来，获取新乡贤身份，进而以合法化的新乡贤身份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

　　在书中，作者由历史梳理到现实分析，并进一步转向未来展望，全景式地展现了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脉络。重点关注当前广大乡村地区的社会现实，分析当下治理路径的经验与不足，针对性地提出了乡贤文化这一历史资源对于当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借鉴和补充意义，研究问题意识鲜明、具有前瞻性，并与国家社会转型的大命题相契合，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乡贤文化的历史传统与传承发展脉络。在该著作的前半部分，作者主要阐述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逻辑问题，将古代乡贤文化分成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乡贤积极主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自觉以德行引导、教化乡村社会的行动及其精神；另一方面是国家推选、祭祀乡贤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其与宋代以来绅士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该书较为全面地开展了当代乡贤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作者利用社会学和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对我国各地的新乡贤文化当代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从新乡贤的“名”与“实”两个维度分析，发现从各地推选新乡贤的具体实践来看，虽然往往强调德能兼备，以德为先，但实际上村庄社区也存在主要看重新乡贤的“能”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情况。

　　新乡贤沟通现代与乡土、城市与乡村

　　基于田野调研，本书提出新乡贤群体可以成为沟通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中间人”的观点。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倡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注意到了新乡贤能够成为“文化中间人”，他们的权力获得与运作可以依托于乡村内部固有社会资本中的“文化网络”，而不是“悬浮”在民间社会之上。

　　论及当代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性问题，作者在书中讨论了“消极村务”与乡村“内聚性”发展、新乡贤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新乡贤与乡村文化治理、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等有重要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话题。

　　作者在著作中提出，“消极村务”并非不重视乡村发展，只不过其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主要倾向用于村庄文教、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乡村“内聚性”发展主要是指从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形来看，即使其在经济层面出现停滞现象，但是由于受到现代城乡互动发展新格局之影响，乡村社区内部往往在村庄环境改善、村民生活保障等领域仍然可能不断获得内聚式发展；“在村”新乡贤群体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属于一种“强关系”，而“在外”新乡贤群体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则属于一种“弱关系”。

　　以学理研究推动乡村治理

　　论及《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一书，以及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新乡贤参与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等话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认为，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历史性任务，需着重解决乡土人才资源的挖掘与利用问题。《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对新乡贤参与当代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索，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乡土人才资源运用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可能性，有益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提出，不同时代的乡贤文化有着十分不同的概念内涵、社会感受和实践意义，作者在书中对乡贤文化进行了清晰的历史梳理，对乡贤文化在当下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中的多元功能进行了实践呈现，因此对乡村社会研究和乡村振兴行动都很有意义和价值。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祖云表示，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路径来看，一条是理论建构型，它是面向未来的；而另外一条是经验观察型，它是面向现实的。事实上，还有第三条路径，即理论与经验的双向验证。《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是第三条道路的一种尝试，值得肯定与关注。

　　注释：

　　[1]《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作者简介：季中扬，文艺学博士、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人文学院教授；张兴宇，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