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领域划分，世界政治的视角希望发现推动这两个领域发展的一些共同的根本动力。这些动力因素导致了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并最终引发了国际国内秩序的根本变革。其中，包括技术革命、承认斗争、资本力量等因素，它们的发展变化会对不同群体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思潮产生深刻影响。在国际体系中，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国家间力量格局的变化和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力量对比和思想格局的变化共同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国际秩序。本文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形成出发，分析世界政治视角下国际秩序的演变。

　　过于激进的平等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是改造世界政治的自由国际主义主张，构成了国际联盟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等等。尽管部分内容没有体现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但新成立的国际联盟仍与过去的大国政治鲜明地决裂：在理事会中有代表的每个联盟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且代表不得超过1名。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国际联盟在调解国际争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一机制的局限性从成立之初就已开始显露。由于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导致当时美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却仍置身于主要国际舞台之外。英国作为一个被严重削弱的领导者，又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即将法国视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威胁，而忽视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1926年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理事国，然后于1933年退出。因此，国际联盟在处理一些不涉及大国利益的事务时，的确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具有足够实力的大国作为领导者，以及这一机构的“全体一致”决策，导致国际联盟无法对日本、德国的侵略行为作出有效反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联盟基本上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国际联盟的建立，是对19世纪盛行的大国政治、秘密外交等一次激进的否定，但其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工业革命仍停留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亚非拉的中小国家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它们在国际体系中居于弱势。西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发生在彼此之间，亚非拉地区主要还是作为原材料来源和商品输出市场。国际联盟虽然包含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制度化条款，但主导大国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的强权政治理念。受限于当时技术革命的扩散进程、资本力量的分布等因素，中小国家追求平等承认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成果（制度化的国际联盟），但在现实中，这种激进的平等化缺乏作为支撑的国际实力格局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思潮基础。

　　大国政治与普遍平等的妥协

　　相较于一战后的国际形势，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形势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在英美特殊关系中居于完全主导的地位，而且奉行更加彻底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美国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其自身的政治理念，以及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为了瓦解英国霸权，彻底建立一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从而使得全世界可以彻底向美国的商品、资本开放。但是，考虑到国际联盟的普遍平等原则导致的严重缺陷，因此，美国未必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而是可以通过大国协调的方式来推进自由主义原则。这其实与自由国际主义还是不一致的。

　　英国一直以来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只要美国能够承担起稳定世界经济体系的责任，那么英国是愿意放弃帝国特惠制的。但是，对于美国所主张的民族自决、主权国家平等，英国人存在相当大的抵制情绪，不管是在中国是否可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还是涉及英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的问题上，英国仍保持着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英国人认为，“《大西洋宪章》……是针对我们希望从纳粹暴政中解放出来的欧洲各国的，而不是用来处理英帝国内部事务”。在1941年8月英美首脑会议上，罗斯福以租借援助为筹码首先说服丘吉尔接受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并将是否支持《大西洋宪章》作为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前提条件。

　　此时，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已成为亚非拉地区的强大政治思潮，追求承认的渴望远比一战结束时要强烈得多。尽管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仍无法与西方国家匹敌，但欧洲老牌强国的实力已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罗斯福希望建立一个纯粹的大国协调的战后机制的构想面临巨大阻力。中小国家自然更加倾向于平等和民主的国际秩序，而大国则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特权。罗斯福最后作出了妥协，即将大国共管的思想与普遍平等的原则相结合，从而在大国政治和自由国际主义之间取得平衡。

　　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不仅规定了会员国的权利与义务，还确立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同时，它也是一个妥协，是美国霸权和大国、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妥协。在旧金山会议上，广大中小国家对否决权表示强烈不满，但它们也意识到，一个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是不会为各大国所接受的，所以否决权最终被列入宪章。美国的倡导、设计，其他国家的接受、内化，以及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妥协，其实就是不同利益、思潮得以结合的因果机制。

　　平等化是国际秩序发展的大势所趋

　　对于美国来说，作为二战后的霸权国，虽然自由贸易秩序有利于维护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国际政治秩序无疑会限制美国的影响力。随着加入联合国的新独立国家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在联合国大会中居于明显的优势，导致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经常被谴责。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联合国内频繁使用否决权，虽然使得安理会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处于瘫痪状态，但是联合国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活力。这说明推动国际秩序平等化的那些根本动力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

　　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说，技术的进步本质上降低了土地和人口的重要性，使得传统的中小国家也可以成为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会推动国际体系的实力对比走向总体的平等，中小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有力支持了追求平等承认的斗争。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也使得大国希望通过实力和武力主导国际体系的成本越来越高。

　　从承认斗争的角度来看，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不仅符合中小国家的经济利益，也符合其政治利益和认同诉求。尽管大国仍然希望维持不平等的承认，但在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性被大大削弱以及国际体系实力对比发生变动的背景下，追求承认的斗争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多数优势，推动了国际秩序的平等化，而美国等强国只能通过退群、减少甚至中断资金援助等方式来影响国际秩序的运作。

　　从资本力量的角度来看，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逐步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潮流，跨国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流向发展中国家，造就了中国这样的自由贸易受益者和支持者，也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

　　因此，从长远来看，国际秩序的平等化、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平等指的是地位和权利，而作用指的是影响力和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