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念的实践理路愈发清晰和明确，实践的步伐愈发坚实和稳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重要思想根基。进入新时代以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实践，让这一外交理念本身内涵更加丰富，类型更为多样，阐释更为多元，也成功地赓续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使“天下大同”“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研究视域，梳理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念过程中，中国如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传承和超越，从而为构筑全球化新时代，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独有的中国智慧。

　　一、天下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价值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天下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首先便谈及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何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进行了具象的描绘：“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在早期儒家另一部经典《孔子家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一“天下大同”的观念强调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天下人应当团结一致守护全天下人共同的利益，各国应当精诚合作，紧密团结，守护人类共有之家园。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天下大同”的观念并非中国早期历史上儒家所独有，甚至并非儒家思想之原创，而是有深厚的上古时期思想背景和广泛社会共识的。前有《尚书·尧典》中所言“协和万邦”，后有《吕氏春秋》中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均表达了相近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理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中所具有的呼吁世界和平、实现共同繁荣的价值底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念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得以充分彰显。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始终积极着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平等、普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在政治、经济、环境各个方面，注重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能有更多的发言权，使世界各国共享平等的规则、机会和权利。”具体而言，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具体的外交行为，力图建立一个更为平等、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彰显了“天下大同”理念下，不倚强凌弱、不以众欺寡、天下和平、国与国之间相互开放，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价值底蕴。可以说，中国长期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一直是有以“天下大同”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作为底蕴的。

　　二、居安思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实践走向丰富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便进化出了浓郁的忧患意识。《诗经》中多次出现“战战兢兢”字样，《周易·系辞下》有言：“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中则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可见中华民族在早期便意识到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时刻报以应有的警惕。对此，古人总结了“无逸”的治政经验，《尚书·无逸》中云：“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到了战国时期的儒家，《孟子》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语，更是流传极为广远，成为中华文化中影响极为深远的至理名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实践走向丰富的重要内在动力。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身边不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才能不断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丰富类型，应用于国际事务的诸多不同领域。

　　放眼全球，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世界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难民数量增长、潜在核战争威胁、粮食危机、全球气候恶化、霸权政治角逐等复杂问题。正是在应对多样化的全球问题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实践得以丰富和发展。针对复杂多样的全球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不同的命运共同体类型，向全世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关乎全世界人类福祉的议题。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浓郁的忧患意识，对于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实践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构想是有内生动力作用的。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三、革故鼎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实践创新的重要精神支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积淀，所形成的重要精神品质之一便是革故鼎新的强大内生力。革故鼎新的意识在上古先秦时期便有所出现。《易传·系辞下》有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杂卦》中则言：“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韩非子》中也有“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主张。可见，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革故鼎新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

　　时至今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的精神，被充分地继承与弘扬，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实践创新的重要支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中，中国敏锐地意识到，当今世界所存在的新问题，如联合国全球治理机制有效性下降、现行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粮食短缺、太空军事化、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等问题，并非一国之问题，也并非能以一国之力解决。在当今这一真正全球化的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基本形成，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针对这一国际新形势，我们不认同“强国必霸”的旧有逻辑，不再遵循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旧有外交范式，积极“同各国一道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无疑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这一重要因素作为精神支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话语的结合，彰显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品格与精神魅力。

　　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念，其实践理路的形成与发展是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并汲取了丰富精神养分的结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赓续与弘扬、传承与超越，也是为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多样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18ZDA17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