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四个方面谈美国或者中美战略竞争对我们外部安全环境的影响。

　　第一，传统安全和经济问题交织，经贸问题安全化、武器化、政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本身就包含了“经济一体化”和“安全一体化”。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以来，这一构想快速的机制化和意识形态化。作为“印太战略”主要实施机制的四方安全对话，从进展来看，包含了遏制朝鲜核武器项目、反恐、海上安全、基础设施、疫苗供应、气候变化、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空间、教育和人文合作等几乎所有领域，并大大提升了资金投入。另外一方面以周边海洋争议为抓手牵制中国的海上链，进行海上军演，把安全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地缘经济的政治化和安全化程度不断上升，安全因素在供应链重构中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具体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是美国加快将关键产品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本土，或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区域化趋势转移到近岸生产。第二是供应链布局多元化、分散化，通过外包形式加强中国周边国家的供应链合作。第三是推动经济问题、产业问题安全化，多边与双边、单边共同推进。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在印太地域多边化趋势明显，无论是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

　　第三，全球机制地区化，也就是北约印太化。2022年北约峰会发出的“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入，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做出了全面调整。北约为保持长期存在和全球化发展，除了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外，也将中国视为重点关注对象，今后将存在“北约印太化”甚至“印太北约化”的可能，并已出现端倪。六月份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参加，2022年5月，韩国成为北约下属的北欧合作网络防御的一个层面，日本也有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的愿望。美国通过乌克兰危机产生的风险效应，投射到印太，尝试把北约与印太进行某种连接。

　　第四，美国通过自身建设与中国进行脱钩重构。拜登政府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更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与中国加强竞争，比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科研的支持、提高税收用于医疗教育、改善医保体系，采取比关税战更为全面的对话，重新商讨对华关税问题，减少对华供应链的依赖，采取多边国区域主义机制，联合盟友遏制中国，这是自身建设与遏制中国意图。还有一个是脱钩重构，脱钩是加快技术脱钩、人才脱钩、产业链脱钩；重构主要是在一些数字规则方面，制定有关网络盗窃、数字隐私、人工智能的规则，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还有环保标准等。通过价值观贸易以外贸等形式投入一些新的贸易体系。这是美国现在正在对华展开的一些战略举措，对我国外部环境构成影响。

　　整体上看，在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同时面临挑战，这在冷战以后的中国外部环境中不多见。安全环境主要是结构性的，由中美的战略竞争展开；发展环境更多是制度性的。从紧迫性来看，发展问题面临的环境更加严谨，更加现实，也更加迫切。从重要性来看，安全环境当然更加重要，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当然相对于发展环境，一些安全问题很多是潜在性的。所以，谈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更多地关注发展问题。

　　（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与发展高端论坛的发言，不代表本网观点。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整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