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大国关系剧烈震荡。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使人们担心世界已处于核战争边缘；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上挑衅，也使人们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脱轨”。在此背景下，中美再塑两国关系稳定框架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愿望，具有积极意义。中美元首于2022年11月14日的巴厘岛峰会为再塑两国关系稳定框架指明了方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关系在当前场景下力图再塑稳定框架面临一些与以往相当不同的因素，这在未来的实践中不得不充分予以考虑，并客观评估其可能产生的效应。

　　第一，中美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的目标有不同认识。中方仍然强调应该将合作设定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应该通过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然而，对于美方来说，其关注的实际上是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领域和事件。美方的如意算盘是，在它打压中国的方面，中国的“反应”不能超出其预期；美国需要中国的方面，中国还得合作。由此可见，美方“稳定”中美关系的目标实际上是个案管控，而在总体关系上美国已经将对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其主基调是体现零和博弈的“竞赢”。这样，中美接下去关于稳定中美关系的战略沟通很可能面临一种局面，那就是双方都在自我设定的层面上用劲儿，双方能否突破中间隔层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美国认知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中美再塑稳定两国关系的框架需要客观、准确地认识对方的政策走向。而在通常情况下，要判断对方的政策走向，需要同时考虑意图和能力两个方面。然而，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是，美国可能已经失去了准确判断中国对外政策意图的意愿。受到所谓的“权力转移”理论的强烈影响，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聚焦于中国的能力。美国关注中国的综合国力何时会超过美国，炒作中国核弹头的数量，美国甚至在对所谓的中国“锐实力”感到忧心忡忡。很显然，对于一部分美国人来说，一个国家在力量上超过美国本身就不可接受，其意图是善是恶根本就不重要；而对于另一些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高度意识形态化，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对外战略意图根本无需判断。这样，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变成了想方设法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如果美国执拗于如此偏狭地认识中国对外政策，中美战略沟通的进程可能将非常困难。

　　第三，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以及拜登政府操作其国内政治的手法也给稳定中美关系增加了限制。一方面，在美国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表现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了认可，但共和党毕竟夺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一些政客在台湾等问题上甚至更加激进，其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将进一步构成牵制。这对于中美再塑稳定两国关系的框架显然并非佳音。另一方面，从拜登政府两年来操作中美关系的手法来看，其并不愿意为改善中美关系而真正动用其国内政治资本。这样，即便中美两国政府在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能否在美国国内得到推行也还需观察。

　　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再次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得不依靠中国的战略设计能力和政治智慧。中国也许可以从亚太区域总体和平稳定、两国人民总体利益以及新兴科技发展的总体要求等角度为再塑中美关系稳定框架提供新动力。

　　首先，亚太地区和世界人民对于维护和平稳定有强烈愿望。亚太地区虽然在经济上保持着比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在安全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隐患。2022年，受到乌克兰危机影响，本地区对于爆发核战争、发生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担忧持续上升。中美作为核武器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就缓和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避免核战争等进行有效沟通，并使这些事关地区和平稳定总态势的议题对稳定中美关系产生建设性作用。

　　其次，两国人民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交流有美好期待。再塑中美稳定关系虽然是政治、战略议题，但其归根结底要服务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再塑中美稳定关系也是经济、民生议题。中美经济深度融合，两个社会之间有广泛的交流需求。中美再塑两国关系稳定框架需要从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便利人民相互往来等角度出发，具体地、有步骤地逐渐修复特朗普政府后严重受到损耗和消蚀的中美关系联系纽带。只有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中获得更大动力，中美关系稳定的框架才能更加牢固。

　　再次，新兴科技的发展同样可以具有有利于稳定中美关系的一面。新兴科技是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但是，新兴科技的发展和竞争也不应该是无序的，更不应该失去理智。更何况，当前许多新兴科技的发展具有不可预测的军事运用价值。在此背景下，中美等主要力量体实际上更需要加强合作，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维护社会伦理，维护国际法等角度规范新兴科技的发展应用，防止新兴科技被滥用，防止新兴科技落入恐怖组织等不恰当者手中。

　　因此，总的来看，在当前动荡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再塑中美关系稳定框架固然困难重重，但仍然值得为此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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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