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或“1648年神话”，即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现代国际体系的确切起点，该体系也被命名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而，这种“神话”在后冷战时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两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术语存在两种语言学实体，一种是纯描述性、指涉性的陈述。例如，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式签订，这种陈述没有理论预设且具有独立于其他陈述的真实性价值。另一种是非描述性、非指涉性的复杂的语言实体，并不具有真实性价值。此外，在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术领域里，对“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在世界通史和全球史的叙事中，“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视为只是发生在欧洲范围内的“地方性”事件，几乎鲜有全球性的历史影响。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衍生物则被视作标志性的话语，规范和指导着国际关系史演进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作为第一种语言学实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经验的衍生物，是对“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国际体系的指称和描述。作为第二种语言学实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人们认识国际关系的一种视角，尤其体现在其历史叙事的功用上。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是一种知识话语。这种知识话语导致了国际关系历史叙事的连续性，保证和强化了西方作为主体的中心地位，制造并拥有了对非西方世界诸多差异性的特权或霸权。同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提供了一个简洁、醒目和凝练的思维方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诸种流派的一种分析假设，进而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观察家的观点和决策者的行为方式。

　　因此，重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重新审视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演进以及当代结构，意味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及建构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历史叙事。

　　作为欧洲经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的交战双方分别为：“普世主义者”——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他们忠于罗马教会，主张自己和教皇有权控制整个基督教世界；“特殊主义者”——包括丹麦、荷兰、法国、瑞典以及德意志诸侯，这些行为体拒绝帝国专制和教皇权威，要求维护所有国家完全独立的权利。虽然这场战争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为中心，但由于外部势力（尤其是丹麦、瑞典、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的干预，战争蔓延到欧洲大部分地区。

　　“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原因错综复杂，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政危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法国与瑞典等国对权力的追逐等交织在一起。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要是指1648年10月24日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达成的两个条约，加上1648年1月30日西班牙与荷兰签订的《明斯特和约》。其中，西、荷签署的《明斯特和约》涉及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的双边解决方案，它结束了始于1566年所谓的西荷“八十年战争”，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1648年10月24日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签订《明斯特和约》的关键条款是，帝国领土中的阿尔萨斯被割让给了法国，法国被排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外。《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的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与瑞典，条约主要涉及了帝国选帝侯、领土和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地位等问题。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确保欧洲普遍和平的第一次多边努力，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多元的政治格局。它结束了德国境内的敌对行动；终结了自宗教改革以来困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战争；使欧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催生了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如荷兰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和瑞士各州事实上独立。

　　作为历史叙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并不存在后世国际关系学者所宣称的国家主权的胜利、国家共同体的建立、欧洲国际秩序世俗化以及集体安全的肇始等具体条款。这些现代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是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延伸而来。

　　一般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是指：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国际体系演变和国际体系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进而形成了一个理解国际历史和政治的总框架。换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已经脱离了历史语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是由18世纪以来的历代国际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发展起来的，并使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永久化。这种叙事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创造了一个国际社会，巩固了欧洲与国际体系其他部分之间的规范分歧。这种二元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欧洲国家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解决了无政府状态问题，缺乏欧洲文化和社会契约的非欧洲国家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这些国家达到欧洲或西方“文明标准”后，欧洲国家才允许它们加入国际社会。这种叙事凸显了欧洲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强化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规范的等级制度，甚至为欧洲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辩护。

　　时至今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一是扭曲了人们对现代国际体系缘起的理解；二是误导了人们对当代国际体系本真的认知；三是阻滞了国际关系学者对跨文明、跨地区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论化；四是阻碍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多元主义的包容。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的程式化理解中，当代世界在宗教和政治宽容方面取得的成就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西方世界是非西方世界学习和效仿的典范，并为当下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路径

　　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有效路径是建构一种全球历史叙事，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挖掘深层时间和深层历史，破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中心论。深层时间和深层历史扩展了历史性范畴，即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和目的论的，有时是周期性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拥有自身的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并非是塑造现代国际体系历史演变的唯一因素，更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国际关系史演进是全球范围内结构性因素和综合性因果关系的产物。

　　其次，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范围，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图景当中。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这些国际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共存于一个时空之内，并使它们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

　　最后，提供“对话式超越”的选项，消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所宣扬的优越论和“普世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叙事蕴含了西方文明语境与多元文明语境的“分野”。全球性范围内的“对话式超越”，有益于重构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演变，再现不同区域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从而确认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作为特定的欧洲经验产物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国际关系史的长河中已被不断超越。但是，作为历史叙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仍是当下一个知识和心理上的全球性难题。因此，重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建构全球历史叙事依旧任重道远。

　　（作者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