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指出：“粮食、能源安全是全球发展领域最紧迫的挑战。当前危机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扰。”在全球气候变化、大国战略竞争和能源市场波动等三重冲击下，全球能源治理愈发重要。尽管如此，源于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治理架构扭曲化设置及治理逻辑安全化态势，全球能源治理困境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剧。

全球能源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全球能源治理困境，首先源于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涵盖生产方、消费方和中间方的整个行为体光谱。

　　全球能源生产方又可分为两类，即生产国与生产商。生产国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随勘探技术发展而来的生产国多元化发展，如东非地区的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近年来均发现大量油气储藏；二是随能源转型而来的生产国多元化发展，如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的能源转型赋予北非各国重大动力以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国的多元化，因储量或生产能力、消费模式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传统化石能源随开采而减少，而可再生能源则可能随技术发展而增长，由此而来的各生产国相对战略地位变化，为全球能源治理添加了重大变数。

　　生产商的多元化是国际权势转移的重要后果之一。长期以来，全球能源生产主要为少数美欧跨国公司所主导，如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道达尔、英国石油公司（BP）、康菲石油等。但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能源生产商地位持续上升。在2022年的福布斯全球企业前300强中，有24家能源生产商上榜，其中G7国家占一半（12家），而来自金砖国家的也多达9家。

　　相对生产方多元化的复杂性，消费方和中间方的多元化态势一目了然。消费方的多元化同样是国际权势转移的后果。根据BP统计，非OECD成员国的初级能源消耗量自1972年起超过OECD成员国，到2020年已是后者的近4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

　　随着能源运输通道安全重要性的凸显，中间方正变得愈益重要，红海两岸国家、马六甲海峡沿线国家及缅甸、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都是典型。需要强调的，中间方的多元化态势根本上是生产方和消费方多元化的复合结果，尽管它为全球能源治理添加了额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

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扭曲化设置 

　　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有助于促进全球能源治理的民主化，但更大可能是诱发治理碎片化，特别是治理架构的扭曲化发展。治理主体多元化也意味着利益多元化，其制度后果是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例如，根据一项研究，全球9大主要的能源治理机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区别（表1），使得全球能源治理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

　　全球能源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为美欧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治理架构提供了可能。今天的全球能源治理所遵循的逻辑既非供应方主导也非消费方主导，更不是中间方主导，而是美欧少数大国主导，其基本逻辑来自两个角度。

　　从传统能源治理角度，美欧基于地缘政治逻辑，将全球能源治理机构打造成为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其典型是国际能源机构（IEA）。顺应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美欧允许IEA从16个创始成员国扩容至31个正式成员国。尽管如此，IEA却将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主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这一扭曲安排赋予美欧垄断能源治理的特权。

　　从全球能源转型角度，美欧借助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新兴议题开辟新的竞技场，缓解新兴大国在传统能源治理领域的潜在挑战。无论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还是拜登上台后立即重返并积极推进清洁能源革命，其实质都是维护和延续美国的能源霸权。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想方设法抢占对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试图阻断其他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为缓解美国恶劣战略意图的消极影响，联合国推出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但其有效性仍有待观察。

全球能源治理逻辑的安全化态势 

　　受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影响，当今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安全化逻辑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地缘政治竞争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地缘政治对全球能源治理的渗透塑造了新型的能源地缘政治。例如，美欧长期对伊朗实施制裁，阻止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又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不顾国内民生，与美国联手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再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是全球能源市场最为重要的机构之一，但卡塔尔2019年出于地缘政治原因退出，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能源地缘政治使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7所强调的“可负担”“清洁”等主张变得空洞。

　　二是科技竞争主导全球能源转型。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都是寻找新的能源以提高生产力，推动了从手工劳动力到蒸汽动力再到电力的发展。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当下，新能源寻找同样重要，因其决定着未来国际体系的主导权。正是基于上述逻辑，美国《2020能源法案》或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规划》（SET-Plan）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瞄准全球能源转型的背后，实则剑指更为长期的能源治理霸权。

　　三是贸易竞争主导传统能源治理。全球科技革命尚未全面突破的背景下，传统能源治理仍是国际权势斗争的重点。美欧围绕传统能源治理全面展开贸易竞争：一是定价权竞争，最为典型的体现是，美国通过《反石油生产和出口垄断组织法案》加大对油气定价权的争夺力度；二是出口市场竞争，最为典型地体现为，美欧设法限制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塑造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贸易竞争也服务于全球能源转型主导权的竞争。《BP世界能源展望（2020版）》预测，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Rwnewables）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比将提升至近50%，将正式超过“能源老三样”的总和。因为，到2050年，关键性可再生能源资源、矿物和低碳氢等在全球能源贸易中的份额可能增加1倍。

中国的潜在贡献 

　　从国内发展角度看，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明显不足；从全球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既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急需全面改革。因此，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中国可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作出如下贡献：

　　第一，推动自身平稳有序的能源转型，是“改变自身、影响世界”的关键基础。尽管美欧设法主导全球能源转型方向并全力抢夺关键性战略矿产，但中国仍需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为重要的能源消费方，中国自身平稳有序的能源转型不仅可为世界各国提供示范，更可为联合国“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贡献力量。

　　第二，加快建设“石油人民币”机制，是缓解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扭曲性和剥削性的重要前提。自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美元”制度建立以来，美国掌握了主导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密钥，并使对石油生产国的剥削变得合理和顺利。中国与海湾产油国达成油气交易人民币结算安排，可有效推动全球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极大降低美国对产油国的控制和剥削水平，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持续推进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实现“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的有效举措。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网络状平等逻辑，与美欧主导全球能源治理的霸权等级制逻辑存在根本性区别。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成为联合国“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的先行先试典范。

　　（赵畅，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讲师；张春，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