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三年，恰是国家安全学学科正式启动和建设的三年，也是笔者对国家安全学理论进行思考和尝试的三年。

　　2020年，笔者在《国家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一文首次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界定并把“国家利益、危险和威胁、国家安全议程”看作国家安全问题的三大标准。同时，笔者提出“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源生的而是衍生的”理论命题，可以说国家安全问题的提出及其衍生理论，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路径：以问题导向研究国家安全理论。

　　2021年，笔者在《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及其未来发展》一文明确把“国家安全问题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安全现象和规律”定位为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避免国家安全研究泛化。国家安全问题与个人或组织安全问题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对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造成的危险和威胁；后者是对个人或组织利益造成的危险和威胁。安全问题不等于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包括个人安全问题、组织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延伸到国际层面，还包括国际安全问题）。笔者在该文中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属性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我们国家安全问题为边界横切政治、军事、社会、信息、经济、金融、生态、生物、资源、战略、管理、法律、公安、工程和技术等领域及其学科时，形成独特的横切延伸断面，使“国家安全学集交叉和综合属性于一体”。

　　2022年1月，笔者在《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源生的而是衍生的》一文中，提出安全临界值新概念，充实和完善国家安全问题衍生理论，认为，所谓安全临界值是指某一问题由原属性转化为安全属性的边际点，危险和威胁是其量化指标，当危险和威胁指向个人或组织利益时，称为个人或组织安全临界值；当危险和威胁指向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时，称为国家安全临界值。国家安全问题衍生理论揭示了国家安全问题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以及可逆过程。国家安全问题是可逆的。随着环境变化，当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所受到的危险和威胁已被解除时，国家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临近值（点）降到普通状态，回归一般性问题。

　　5月，笔者在《国家安全学的内生逻辑及其学科特征》一文中提出国家安全问题催生国家安全学的观点，认为，对于领域安全问题而言，面对“领域+安全”的复合性新问题、新现象，原有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无法回应；对于工具性国家安全问题，战略学、管理学、法学、管理工程和技术等也无法更好地探究“工具性+国家安全”复合性的问题。可见，需要一门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安全范式，并能够预防或化解这些复合性领域国家安全问题和工具性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科，这种具有国家安全范式的新交叉学科就是国家安全学。

　　9月，笔者在《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一文中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导向，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可使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国家安全极限等六部分内容形成严密的逻辑整体。总之，国家安全基础理论始于国家安全问题，经由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和国家安全行为，终于国家安全极限，构成“问题→过程→结果”的理论构建框架。

　　纵观上述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践，笔者有三点体会：一是理论研究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耐力。足够的耐心和耐力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功，没有一个学术术语和基本机理不是冥思苦想、反复斟酌的产物，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是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新钥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的内涵和衍生理论，对于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指导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从事理论研究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蹭热点逐热点，而是对真理和学理敬望的内心使然，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必须要有持续性，否则，必然半途而废。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