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何谓自我

　　人皆有自我。正如生命机体是复杂的，自我亦有着多副面孔。在与复杂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机体为了维持生存而区分物我，展开行动，此处凝结了一种生态学自我。在人类的意识活动中，既有构成意识的恒常结构的主体，也有在反思中呈现于意识的对象化自我。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体在深陷其中而乐此不疲的人际网络里，在众人目光的交错中，有着社会自我的呈现。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构造并且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因而又有叙事自我。上述各异的形貌既然统称为“自我”，似乎暗示了存在一个自我诸面相所共享的某种最小化结构。一个合理的猜想是，该结构在机体行为的层面呈现于生态学自我，后者又在经验中的主体自我处获得意识层面的反映。 

　　自我的诸面相既然分享某种共同的最小化结构，一个值得期待的前景是，存在某种关于心智与认知的统一图景，能够为自我的产生提供某种一贯性的认知说明。晚近兴起的预测心智，确切说是理解心智的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进路恰好可以扮演这一角色。预测心智框架下，机体出于自身的关切而对环境中的攸关之物自主地做出回应性行为，进而获得它的自我，正是奠基于机体构建的生成性（generative）的自我模型（self model）。自我模型既表征了自我的“理想”（所欲求的自我状态：从身体到人格），又表征了自我的现实（自我的真实状态：从身体到人格）。同时它也承载了个体的施动性（agency），确保机体展开行动以达成理想。可以看出，自我模型同时包含知觉（识别自我）与行动（达成理想），而这两者本质上由预测心智的核心机制，即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的预测误差最小化过程所实现。在此意义上，自我模型的一般形式构成自我诸面相的共同结构，不同面相的自我则是对于该结构的各异的实现。本文的目标是通过讨论预测心智视角下的生态学与主体自我，呈现自我的最小化结构，以及它在意识层面的反映。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经验中的客体自我与叙事自我作为自我诸面相中重要乃至核心的构成，预测心智同样有着颇具说服力的刻画方案，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论述。 

一、预测心智概述

　　预测心智是晚近兴起的刻画诸如知觉、情绪、行动、注意等认知行为的新一代认知科学纲领，为上述认知过程提供统一的计算原理。

　　思想史上，它的观念起源可追溯至赫尔姆赫兹（Helmholtz）的推论主义（inferentialism）式知觉观：如果机体的感官所接受的只是对象作用于其上的感官刺激，那么知觉本质上就是基于作为结果的感官刺激，推导出作为原因的知觉对象的自身特征；在此意义上，知觉是一种溯因推理。然而环境中的因果结构是复杂且交互干涉的，通常情况下，并不存在由感官刺激回溯到对象自身的单程因果链条。设想如下场景，在一辆深夜中高速行驶的列车里，我们坐在车窗前，看着漆黑的窗外,此时远方闪烁着灯光，有节奏地明灭变换中。有两种可能会造成这种明灭的节奏：或许远处的灯光是一盏信号灯，以特定的明灭节奏发送信号；或许这灯光是长明的，只是铁轨外侧有一排栅栏，就在列车驶过的掩映之间，造成了如此节奏的闪烁。至于哪种可能为真，坐在窗前的我们仅凭窗口的闪烁是无从判断的。此时，我们的心智如同困在黑屋（dark room）中，需要以某种方式超越感观帷幕（veil），通达对象自身。 

　　根据预测心智的洞见，大脑可以基于所构建的对象模型，提出两种假说：远处是一盏信号灯（假说1）和远处是一盏持续发光的灯，却被栅栏不时地隔断（假说2）。基于既往的知识，这两种假说被赋予不同的可能性（概率）；概率高的那一个假说成为暂时的胜出者。然而假说是要被检验的，其方法是通过假说导出预测，并考察预测是否与反馈证据相匹配。比如根据假说2，我会预测三分钟之后，随着栅栏延伸到尽头，灯光将不再闪烁。若三分钟之后，我看到了持续的灯光，则该假说获得了验证；若三分钟之后，闪烁继续，则该假说被证伪，或者至少需要调整它的概率。简单总结下，证据不匹配预测，或者说预测有误差（error），则修订假说，比如调整假说的概率或用此时概率更高的假说1以取代之；若预测与证据相匹配，或者退一步，预测误差在阈值之下，则假说被保留。从假说到预测，再到误差返回的修订，是一个历时性的假说升级（update），同时也是预测误差最小化（Predictive Error Minimization）过程，并且趋近于贝叶斯过程。当假说最终趋于稳定，则该假说的内容（远处有盏持续发光的灯）作为感官刺激的隐藏因（hidden cause），成为稳定的知觉内容。 

　　回到我们的神经现实，大脑对于环境信息的这种基于预测的加工过程需要在一个由生成模型组成的层级结构中实现。比如当我看到一只动物，在全局对象的层次L1，大脑中的生成模型提出假说“这是一只猫”。L1给出对象局部层次的假说L2“（聚焦于臀部）有长尾巴（呈现）”。L2给出构成局部的视觉要素假说L3“弯曲的圆柱体（呈现）”。由此向下，直至最底层预测“视网膜光刺激S”。从底层接收的光刺激开始，逐层上传预测误差，以此调整上层假说。比如L3处接收到的下层反馈是“平直的椭圆体”，则L3处假说有误。这一“体块性状的误差”反馈至L2，致使L2的假说调整为“有短平尾巴”。新假说提出新预测，并将L3处的假说调整为“平直的圆柱体”。在生成模型的层级中，预测自上而下传播，误差自下而上传播，由此达成各层级的生成模型综合的预测误差最小化。 

　　向上传播的误差可被视作关于对象特征的信号（signal）。由于噪声的干扰，信号终究会有一定程度的失真,例如灯光的某次闪烁可能是飞鸟掠过遮挡灯光的结果。如果坚持预测对于误差信号的完全匹配，就会使最终确证的假说陷入因过拟合而造成的失真。为此，在预测与反馈信号相匹配的环节，大脑需要对预测和误差双方的可靠性或精确度（precision）设定权重（weighting）。若反馈信号的权重低，或者对等的预测的权重高，则两者之间的误差到不了调整预测的阈值。此时的大脑更加“顽固”，捍卫假说的可靠性，压制误差。若反过来，反馈信号的权重高，则大脑更“灵活”，即时修订假说以解释消除（explain away）误差。 

　　引入误差权重（或假说的预期精确度）为预测心智解释行动的机制提供了可能。心灵哲学的传统中，欲望、意图等行动的心理动因与知觉、信念等认知状态的区别在于适配方向（direction of fitness）的不同：认知侧，心灵状态适配于世界，比如我的信念内容与它所表征的事实不符，则需调整信念内容以适配事实；与之相反，欲望侧则是世界适配于心灵，若欲望内容与事实不符，则需改变世界以适配欲望。根据预测心智的方案，缩小预测与感官刺激反馈的误差能够达成知觉适配于世界。那么同样地，世界适配于欲望，仍旧可以通过缩小预测与感官刺激反馈的误差来实现。具体说，欲望与知觉的内容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生成模型提出的关于世界所处状态的假说。同样是追求误差最小化以使假说成真，欲望状态下，作为欲望内容的假说相较于误差有着更高的权重，亦即更高的确定性，此时缩小误差的手段转变为对感官刺激的调整。既然感官刺激是外物作用于感官的后果，改变感官刺激的实质就是通过身体运动，以此改变外物的状态。因此，行动也是一种使假说成真的推断过程，它是一种主动推断（active inference），通过身体运动以改变环境而使感官刺激匹配假说提出的预测，从而达成预测误差最小化。 

　　知觉与行动是心智活动的两块基石。预测心智通过生成模型的层级结构、预测误差最小化、贝叶斯过程、假说（先验信念）与误差的权重分配这几个要素整合而成的框架，对这两者的实现机制做出了统一的刻画。然而作为刻画心智的计算原理的统一纲领，预测心智的野心不止于此。对于自我这一复杂机体所必备的心灵构件，利用预测心智的框架，亦可构造有着解释竞争力的认知模型。 

二、生态学自我 “生态学自我”

　　关于拥有自我的诸多标准中，两个标准时常见于当前的文献。哲学传统中，具有自我意识，或者说形成“我思”的能力是确认自我的重要标志。所谓“自我意识”，即意识活动中，不仅有意识内容的呈现，同时伴随着对于“我处于该意识状态”的意识。比如“我有意识地相信外面在下雨”，此时呈现于意识，或者说被我有意识地觉知的不只是“外面在下雨”这个信念内容，“我相信……”这一主体持有的心智状态同样呈现于意识。心理学语境下，镜像测试通常被视作个体拥有自我意识的标志。比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动物的脸上它看不见的位置涂一块口红。给它照镜子时，它会伸爪去擦脸上的口红，则说明它将镜子中的脸识别为自己的脸。概言之，它具有将环境中的某个对象，具体说是它的身体，视作自己的身体的能力。 

　　可以看出，这两条标准设定了很高的认知能力。以镜像测试为例，动物界中仅有人类、黑猩猩、海豚等少数动物能够完成测试。然而在生物世界中，相对低等的物种也会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系列直觉上可被解读为“拥有自我”的特质，诸如对自身的爱惜与关切，区分自主行动与身体的受动性变化，并进而做出积极行动以应对环境的挑战。基于这一考虑，不妨设定一种“生态学自我”，作为上述行为模式的认知载体，并为尚未获得概念甚至意识能力的生物机体赋予一种最小意义的自我。 

　　然而，生态学自我既非生命或认知的先决条件，也非源自生命演化之初，被一切物种所分享；相反，它是在生物机体的演化进程中，随着机体认知结构的复杂化，诸多认知要件的出现与整合而成的产物。预测心智传统中，朱利安·齐沃斯坦基于目的施动性（purposive agency）与感觉运动整合（sensorimotor）在自由能最小化（Free Energy Minimisation）框架下的结合来说明意识中的主体性体验的产生。笔者认为，通过调整该方案的诸要素，亦可构建预测心智进路下的生态学自我：简言之，生态学自我由机体构建的一种最小化的自我模型所实现；它承载着机体的关切，并由关切所引导而展开行为，从而在行为层面呈现出一种“拥有自我”的特质。 

　　从演化和发育的角度，生态学自我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认知结构。它脱胎于生命活动的一般原则，在面对复杂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中，配齐必要的认知部件而产生。由此，我们可以回到刻画机体活动的一般原理，呈现后者的“前自我”或“非自我”本质，并在对照中界定出生态学自我的最小化结构。预测心智传统中，心智与生命之间有着连续性。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的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刻画了生命机体的统一活动原则；机体演化出心智，该原理则转化为心智运作的统一模式。自由能原理诉诸信息论工具描述生命体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为导向的活动原则。客观角度，生命体的生物性状（phenotype）决定了它在各种状态下存活的分布概率：这既包括生理状态，如活着人的舒张压较高概率地处于特定范围（60—90mmHg），超出此范围出现活人的概率则很低；也包括环境状态，如鱼高概率地出现在水里，极低概率出现在太空。机体状态的出现概率的一个反比量化值被称为“惊奇度”（surprisal）（出现概率越低，惊奇度越高）。可以说，生命活动的原则就是降低机体所处状态的惊奇度。然而就生命体的主观角度，惊奇度是无从知晓的。自由能原理是机体无法做出惊奇度判断的情况下，展开活动以降低惊奇度的可行策略。简单说，基于遗传或学习，生物体构建关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包括生理环境与外部处境）的生成模型；该模型的预测误差是惊奇度与“知觉假说—对象”之间的偏离的加总。知觉推理的预测误差最小化会尽可能地压缩知觉偏离。到一定程度（如趋于零），环境模型的预测误差大体等同于惊奇度。此时，知觉已经足够准确，预测误差的减小依赖于机体主动改变处境的行为，亦即主动推断。 

　　然而单纯遵循自由能原理，机体不足以获得自我。设想一只大肠杆菌，当它的感受器识别环境中的养分浓度梯度时，经过体内的一系列生化反应，它的鞭毛转动起来，推动它朝着富养区域移动。根据自由能原理，大肠杆菌表征富养区域的方向，朝向富养区域的移动帮助降低惊奇度，也呈现出目的性。然而仅从外部观之，由识别到转动鞭毛，也表现为一种近乎链式的因果过程，自我的痕迹隐匿无踪。 

　　借助齐沃斯坦的启示，随着机体行为复杂度的提升，机体表征所处环境的生成模型会分割出相对独立的世界模型与自我模型。后者由如下三要素整合而成：对于身体的关切（表征身体理想状态）、施动者模型（agent model）、身体模型。机体构建自我模型，由此实现生态学自我。下文逐一展开讨论。 

　　“关切”是一个统称，关涉机体设定的某种理想的身体或环境状态。机体的行为受关切所引导，以达成它所设定的理想状态作为机体行为的目标。随着机体认知复杂度的提升，关切呈现为不同的形式。最为简单且基础的“出于关切的行为”是生物体的内稳态（homeostasis）调节。机体设定一种理想的、能够维持机体生存的生理环境，如人体的正常血压区间。当生理或外部环境造成内稳态扰动，如紧张带来血压升高时，身体展开自发的调节以使相关的生理指标回归正常。诉诸预测加工的机制，内稳态调节本质上是内感受（interoception，机体对于生理状态的感知）的预测误差最小化。内感受诉诸关于身体稳态环境的生成模型，一方面提出假说以表征当下身体的内稳态状态（知觉推断），另一方面激发行动倾向（主动推断）以使身体状态回归内稳态区间，以此调节当下的扰动（即预测误差）。内稳态之外，机体展开的身体行为，从简单的身体移动（如大肠杆菌）到分环节且策略性的复杂行动（如老虎捕食），作为目标导向或目的性行为，亦是出于机体对于自身的关切。 

　　单纯的关切诉诸表征理想身体（或身体的理性状态）的生成模型，并为基于（理想）身体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化赋予目的性。在此意义上，机体在物质构成与活动原则两个方面获得了相对于物质环境的自主性（autonomy）。然而齐沃斯坦指出，关于自身的模型不等同于自我模型。一方面，自我是身体感受的承担者，而身体感受以理想身体为参照，呈现舒适或痛苦的价值属性；另一方面，自我是出于离苦得乐的动机，通过身体控制的能力展开自主行动的施动者（agent），关切赋予的目的性需由行动来达成。因而，自我模型应包含身体模型与施动者模型（agent model，表征自身为施动者）两个构件。 

　　根据齐沃斯坦的启发，施动性来源于感觉运动的整合（sensorimotor integration），亦即机体将自主运动与它所造成的后果相关联。以“我举手”为例，举手是大脑运动命令的产物，而它造成的感官后果（如对身体姿态、运动的本体感（proprioception）与视觉识别）同外力造成的手抬升的感官后果并无实质的区别。仅当我的大脑将造成举手的运动命令与手抬升的感受相关联，进而相整合，我才能够区分“手抬起”是自主行动还是外部影响的产物。预测心智框架下，这一整合是机体对于“运动命令带来感官后果”这一时间轨迹的预测误差最小化产物。当我尝试抬手时，通过表征行动的生成模型，大脑基于该尝试（运动命令）而期待（预测）对于手抬起的感知。若手抬起，所期待的感知发生，则预测被确证（误差为零）。此时“手抬起”被识别为“我举手”这一自主行动。在缺少抬手尝试，而有手抬起的感官后果时，“我抬手”的假说被证否。“手抬起”被识别为外力的结果。事实上，感觉运动整合是一个层级性结构：底层模型表征肌肉控制与感觉联结，上层模型表征作为隐藏因的“意图—身体/环境后果”联结。如齐沃斯坦所示，关切赋予的目的性与感觉运动整合实现的身体执行相结合，才有完整的行动模型；基于此模型，机体表征自身为施动者。 

　　行动语境下，身体模型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身体模型所表征的身体状态可以是一种有待达成的理想或可能；另一方面，它所表征的身体现实也构成了行动展开的前提。预测心智角度下，身体的理想与现实状态之间的距离本质上是身体模型的预测误差。基于身体现实以达成自我关切指向的理想，无论是回归内稳态还是行动的成功，本质上是通过主动推断以缩小感官反馈的身体状态与所预测的理想身体的距离（误差），让身体假说承载的“理想身体”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对于现实状态的表征决定了行为的动机（感到渴才喝水）还是行动策略的选择（因为蹲着，才要先站起身来再拿水杯），它的准确性需要知觉推断的保证。 

　　综上所述，自我模型整合施动者与身体模型，以“理想身体”的形式表征主体的关切，以感觉运动整合为基础，表征自主行动，从而实现了生物机体的生态学自我。这一独特且唯一的身体承载感受与关切，并以自身为锚点，区别环境变化出自“我的行动”还是出自外物。在这两层意义上，帮助机体在行为模式上反映出了一种“物—我之别”。 

三、主体自我

　　生态学自我广泛分布于生命世界的不同物种中，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自我意识是人类自我呈现的典范。对于自我的分析也往往以呈现于意识的自我作为讨论的起点与典范。传统的分析往往预设了自我意识的主—客体结构。意识中的呈现者只能作为意识活动的对象；相应地，自我意识中所呈现的“我”，无论作为心灵主体（我相信外面在下雨）还是身体主体（我的腰很痛），都是经由一种类知觉的内省或反思而呈现的意识之客体。然而这一进路面临一系列疑难。第一，无穷倒退问题。若“我₁看到一棵树”是意识体验，则需要有我₂内省到它，尽管我₁和我₂是同一个主体；我₂的内省本身进入意识，则要求存在我3内省到我₂的内省，尽管我3与我₂也是同一个主体；以此陷入恶的倒退。第二，我对“意识状态归属于我”这一判断是免于误认的错误（immunity to erroneous misidentification）。例如当我做出判断“我在盘腿坐着”。或许“盘腿坐着”是错觉，“是我在……”则不会出错。自我若是类知觉的内省对象，既然知觉总是可错的，自我归属免于错误的可能似乎也被关闭了。 

　　如果放弃对象自我的呈现作为意识恒常性结构，是否意味着意识不必设定主体？答案是否定的。丹·扎哈维（Dan Zahavi）指出，心智状态得以呈现为意识状态，总是朝向主体的呈现，是一种为我（for me）呈现的状态。意识的这种给予（given to）主体、属于主体（mineness）的特征，或者说意识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是意识状态在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之外的另一个恒常结构，被一切意识状态所分享。可以说，意识状态的维系需预设一个有别于对象自我的、作为意识承担者的主体自我。 

　　相较于对象自我，针对主体自我的探究面临两个基本疑难。第一，主体自我是难以捕捉的。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透明性：当我们尝试捕捉自身的意识状态时，我们只能透过此意识，直接捕捉它的对象和内容。特别是当我们尝试捕捉意识主体时，当下的意识状态自然附加上“我思”，意识的承担者也转为客体自我。这个意义上，意识主体总是逃逸于省察，隐约闪烁于意识的背景处。第二，主体自我是难以描述的。我们用以描述事物的语言本质上是对象化语言，将所描述的事物置入关于“对象”的概念/形而上学框架中，如给定该事物的个体性（它的概念或空间边界）、统一性（它的局部—整体构成关系）、规定性（它的性质与特征）、持存与历时同一性，等等。意识主体并非对象化呈现，该如何对它正面刻画？一个可行的策略是，通过捕捉反映主体性的意识特征诸要素，作为呈现主体自我的各种标志。 

　　通常认为，主体自我的标志有三个：在场感（sense of presence）、拥有感（sense of owner-ship）和施动感（sense of agency）。预测心智基于生成性的自我模型为这三者的认知发生机制提供了统一的刻画方案。接下来我们逐一展开讨论。 

　　在场感是一种“主体融入环境”的现象性感受。由于在场感因其普遍弥漫于意识，人们往往通过在场感缺失的病理学案例间接地捕捉它：去现实障碍（dereality disorder）案例中，患者丧失了对于环境的现实感体验；人格解体障碍（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DPD）患者则会体验到自己与环境、他人乃至世界的脱节。与之相对，在场感则是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携带自身投入真实世界的现象感受。阿尼尔·塞斯（Anil Seth）等人基于预测心智的内感受模型为两种在场感丧失构建了一个统一说明：在场感丧失是内感受预测失败的产物。内感受预测同时承担两个功能：知觉推断侧，内感受通过预测生理信号的反馈而表征身体当下的生理状态；主动推断侧，内感受是内稳态机制的重要贡献者，机体的生成模型设定作为调节目标的生理条件，对该条件的预测误差的减小由自主控制（autonomic control）所实现。此外，由于行动也会造成生理状态的改变，如剧烈运动带来的疲惫感，关于行动后果的外感知模型同样会预测内感受反馈；比如当我尝试举哑铃时，外感知模型不仅预测哑铃被举起，也会预测肩膀肌肉的酸痛感。可以说，外感知模型预测内感受状态是连接身体与行动的一个重要通道。机体对于身体的直接感受主要来自两个通道：内感受表征身体生理状态；本体感表征身体姿态和运动。内感受预测的持续失败，若不是源于内稳态失调，就会使机体丧失对于身体感受的“信心”，进而丧失对于身体的真实感体验，以及由身体为中介，自我与世界的连接与融合感。如果外感知模型对于内感受反馈的预测表现正常，那么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行为就不受阻碍，进而深度参与世界的运转。 

　　身体拥有感是主体将身体部位或整体归属于自身的感受或判断。晚近兴起的橡胶手实验为探究身体拥有感的认知机制开启了空间。橡胶手实验的经典步骤可简述如下：被试的一只手放在不透明的桌面下面，桌面上摆放一只橡胶手；实验人员用刷子同步去刷真实手与橡胶手；由于桌面的遮挡，被试能感受到真实手被刷，但是只能看到橡胶手被刷；稍后，当实验人员用锤子去砸橡胶手时，被试下意识地缩回手。这似乎意味着，被试将橡胶手“视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此即 “橡胶手错觉”（rubber hand illusion, RHI）。在一系列的实验设置中，实验人员通过调整橡胶手的形态（如偏离肩膀、反向放置、改换肤色、改变形状等）来测试哪些因素关联于橡胶手错觉。至今可确认的有：长程身体形状与结构表征（非手型或距肩膀较远的橡胶手不会激发RHI）、即时性的身体状态表征（反方向的橡胶手不会激发RHI）、多感官通道的共时刺激（刷两只手的时间、频率不同步不会激发RHI）等。 

　　根据雅库布·黎曼诺夫斯基（Jakub Limanowski）与菲利克斯·布兰肯博格（Felix Blankenburg）的洞见的启发，预测心智可以很好地刻画产生橡胶手错觉乃至一般身体拥有感的认知机制。身体表征并不从属于特定的感官通道，因而是一种非通道（amodal）表征。根据身体模型的层级结构，身体拥有感的获得一方面要求局部身体表征嵌入全局身体表征，亦即两层身体模型的预测相融贯，另一方面要求长程身体（结构与性质）表征整合当下的多通道感官反馈，从而提供对当下身体状态的统一假说。这两个方面的整合满足贝叶斯过程。具言之，“真实手是我的手”与“橡胶手是我的手”这一对竞争性假说共存于大脑，各自被特定的神经集群所加工。感官证据反馈之前，两个假说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先验概率。感官证据一经到来，生成模型就会导出“各假说造成该证据”的似然率。后验概率更高的假说作为当下胜出者，成为暂时性的身体表征内容。对立一方会被压抑，支持它的神经集群的活动会减弱，然而既然概率不为零，则仍旧储存于生成模型中。比如一段时间后，作为胜出假说的RHI会减弱并消失。 

　　多通道整合中，不同的感官信息会被赋予不同的权重，由此造成不同的感官证据在重要性或说服力上的差别。比如RHI中，橡胶手的视—触觉整合（看到手被刷与触觉感受手被刷整合）对抗真实手的位置感—触觉整合（本体感受手的位置与触觉感受手被刷整合），前者的胜出似乎预示着视觉权重高于位置感权重。这些感官的权重体现在它们提出的假说的先验概率。更高的先验概率又帮助这一感官参与的多通道整合的假说获得更高的后验概率。而这也是RHI胜出的原因。另外，身体表征是个统一体,为保证自身的融贯性，作为上层假说的身体表征会以向下传递高先验概率的假说的方式影响单个感官的结论。比如RHI的被试对于手的位置感判断明显偏向橡胶手。这是因为身体表征认橡胶手为“我的手”而影响到了本体感中的位置感。 

　　施动感是对主体作为当下行为的施动者的觉知。如前文所述，结合目的性与感觉运动整合构成施动性的认知基础，然而说明意识层面的施动感则需引入更为细节化的行动模型。雅可布·霍伊结合预测心智与感知副本（efference copy）理论展开了尝试。根据该理论，机体在生成特定的运动命令，并输入身体执行部门的同时，将此命令拷贝为感知副本，并输入至前向模型（forward model）。后者是对“身体执行运动命令，产生行为后果”这一过程的建模。利用前向模型，机体可以预测运动命令造成的行动后果。若预测后果与现实的身体运动（或者说身体运动带来的感觉反馈）相匹配，则此时的身体运动可以判定为主体自主启动的或者说基于运动命令而做出的行动，以此区别被动的身体变化。这种行动的自我归属判定也产生了意识层面的施动感。 

　　从预测心智的角度，前向模型亦可视作一种生成模型。模型表征身体执行运动命令的过程，其功能是对行为后果的预测误差最小化。误差存在，一方面意味着运动命令或许并非达成行动目标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意味着前向模型对于身体状态与能力的表征有待调整。相应地，前向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化则有维持模型—修订命令（本质上是主动推断）与修订模型—改进表征（本质上是知觉推断）这两种途径。因此，以前向—生成模型为基础，行动本质上是基于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化过程。 

　　主体自我的诸标志事实上是自我模型在意识层面的反映。具言之，自我模型与世界模型相结合，以此达成机体的身体—环境之整合。这一整合进而产生“成功参与进环境”的主观预期，折射于意识，则是一种在场感。拥有感与施动感则分别是身体模型与施动者模型所达成的预测误差最小化成就在意识层面的反映。

结语

　　综上所述，机体拥有的“自我”由包含关切、身体与施动性三个要素的自我模型所实现。在预测心智的框架下，利用生成模型，知觉推断与主动推断、预测误差最小化等认知机制，可对这一自我模型的架构以及活动机制做统一的说明。如果说在自我的诸多面相中，生态学自我构成认知层面的最小自我，经验中的主体自我构成意识中的最小自我，而后者又恰是前者在经验层面的产物乃至于反映，那么预测心智框架下的自我模型则为从认知层面构建包含客体自我与叙事自我的完整自我图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预测心智对自我论题的贡献以及所呈现的解释力，似乎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也为预测心智成为认知大一统理论的野心增添了额外的说服力。然而，这一进路仍旧有它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上述理解自我的核心洞见，例如引入关切、身体、施动者作为构成自我的核心要素，其实质性贡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作竞争性的认知理论可以共同分享的纲领，并非预测心智所独享；另一方面，作为中层次的认知理论，也就是对认知过程的计算原则的刻画，预测心智提供的方案或者兼容于既有理论（如霍伊的施动感方案之于感知副本），或者仍旧有待于来自独立、专属且有力的神经基础与经验证据的支持。当然，这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初步发展的统一认知纲领都要面对的问题。以纲领成熟为范式，预测心智终究需要在向上契合于哲学洞见、向下契合于神经基础与经验证据这两个方向作进一步推进，而这是值得乐观以待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