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是近代兴起的历史学基础性分支学科，研究历史学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与特征，涵盖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历史认识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史学史是一个对历史学自身演进进行反思性研究的专门学科，重点是通过对历史书写的回溯，呈现史家及其作品在历史解释与历史表述中的异同，从而促成我们对于历史过程本身更加深入的理解。就研究对象而言，史学史家往往通过分析史学各种信息来源，确认诸种文献的真实性、客观性与权威性，并加以比较；尝试揭示各个时期主要历史学家个体或者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历史意识，从而反映历史学科的进步与变化，展现一个时代对于历史与过去的主要看法。史学史家还会关注社会环境与历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考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社会等因素对史家的作用，辨析历史学家及其写作对社会未来进程的影响。

　　研究史学史经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现代历史观的兴起是不是一种西方现象，或者是受西方影响产生的一种全球现象？在近代以前，东方世界的历史写作可以用古典希腊意义上的历史写作来描述吗？认为历史本身是特殊的，却可以表现普遍的人性，并试图根据“因果”来解释历史是西方独有的特征吗？东西方史学发展有何异同？历史在其他文明传统中会像在西方文明或中国文明中这么重要吗？凡此种种，都属于史学史的研究和寄望回答的范围，但其价值与意义早已超越了史学史本身，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种种对于诸文明与文化的追问。

　　　一、作为历史学基础的史学史

　　近代历史学在19世纪欧洲的学科建制内取得其合法性，史学史也在19世纪萌生，自20世纪以来不断丰富发展、绽放异彩。19世纪的西方史学，以兰克及其门生为代表的德国史学，聚焦精英人物的社会活动，强调政治军事史研究，他们也可代表这个时期欧洲史学的最高水平。19世纪列国诸多历史著作中，也体现出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构成了早期史学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倾向。但自20世纪初期以来，这种研究范式遭到越来越多史家的反对，一些富有前瞻性的史家更加关注史学在认识上与研究方法上的特征。例如，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在《新史学》（1912）中呼吁把社会科学应用到历史研究之中，强调研究过去的目的主要在于服务和改善现在。美国的新史学对19世纪传统史学进行反思，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推动了美国、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的发展。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发展和持续影响，就是这波史学反思的重大成果。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学等，纷纷登场、发光发热、绽放异彩，它们都在推动史学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依然强劲，甚至在某些史学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是科学历史学发展进步的正常表现，也是史学史推动历史学发展的深度呈现。在推动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史学史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展。一方面，随着社会变迁深度、广度的延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城市、性别、疾病、环境等人类过往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引发了历史学分类模式下各种三、四级史学学科的兴起，这也促成了史学史思考范围的不断扩展，推动了主题研究史学史的兴起。另一方面，各门现代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也对历史学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与历史学汇合交融，历史社会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和经济史等分支学科迅速发展。这既反映了社会科学如何影响历史，也反映了它们如何深受历史学的影响而努力通过历史叙述来定位学科的现实。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交互作用，成为20世纪以来人文与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史学史在对书写历史的实践进行反思中，探究主观历史叙事与客观历史事实的相互关系，展望和明确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不断塑造历史学的新使命，不断彰显历史学知古鉴今的治世功能，不断推动历史学的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切都是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魅力所在。

　　历史学是典型的人文学科，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史学史又是历史学的基础，史学史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加速人才培养，为初学者提供经验和途径。学习和研究史学史，我们可以培养搜集、整理和编纂史料的能力，也可以提升历史思辨能力，更可以了解历史编纂与史学思想的变迁及其对时代的反映，进而可以体验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

　　我国史学史研究具有良好而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古代史家在编纂史书的过程中，对史学的功能进行过深入思考，如司马迁称编写《史记》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我国古代史家面对浩瀚的史书，发展出了整理、校勘、注疏史书的传统，也形成了研究各类历史编纂的学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超越了对客观史实和史学功用的探讨，把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等内容纳入思考范围，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理论著作。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面的最高成就，与《史通》一样成为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宝贵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历史写作的系统性反思毫不逊色于西方史学中的同类研究。我国史家对于中国史学史往往是比较熟悉的，但由于外国史学史在中国的传播是相对新鲜的事物，严格说来只有不到60年左右的历史，因此对外国史学史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正是受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等历史学教育体系侧重于“中国史学史”课程，“外国史学史”要么在一些学校根本不开设，要么只占有很少的课时，几乎是边缘化的点缀。这种局面势必导致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外国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贡献，不利于养成更加丰富而全面的世界观、历史观。当然，近些年，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很多高校已经把“外国史学史”作为与“中国史学史”同等重要的历史学系必修课程来开设，很多高校还设立了外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的学位点，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后，专门组建了历史理论研究所，设立了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和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把外国史学史置于与中国史学史平等的地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开展科教融合，着力培养外国史学史方面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上为外国史学史研究注入了新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派遣大批学子到国外学习深造，我国很多高校历史系也加强了外国语言文字教育，与4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外语专门系科教育一起，为各类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大批掌握多种外国语言的学生投入历史学的研究，成为研究“外国史学”的合适人才。诸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赫梯文字、古代印度的梵文、古代希腊的希腊文、古代罗马的拉丁文、古代日本的古日语等，都是一度制约我国史学研究者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巨大障碍。如今，掌握这些语言的学者已不在少数。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也已经为我国从事国别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所熟练掌握。从研究外国历史到研究外国史学史，应该说，语言文字已经不再是我国学者研究中的根本障碍，用原始文献研究目的国的史学史已经成为可能。

　　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也不能离开中国。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思想，希望与世界人民共享繁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进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发挥重要作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伟大号令。2019年1月2日，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明确指示。我国要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成为世界性的知识生产强国，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历史学的智慧和贡献，外国史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外国史学研究不仅是我国全面了解世界各国历史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深入理解当今世界变局的重要切入口；是吸收外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先进思想的核心途径，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真正体会世界各文明发展及其人民对未来期待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我们的历史学、历史观的基本前提。没有视野广阔的史学史研究作为基础，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因此，系统全面的外国史学史研究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一环。

　　二、中国外国史学史研究的“一长三短”与可能的四种书写路径

　　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带进了西学。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宗教话语、学术概念、理论方法逐渐散布到中国社会的各层面，亦影响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史学逐渐与域外史学互动发展，成为世界史学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期，经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动，加之近代教育改革所导致的史学专门化，使中国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研究西方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前驱，论述了圣西门、孔多塞、博丹、孟德斯鸠、维科、马克思等人的历史思想，西方新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在中国流行起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西方新史学在不同时期范式不同，但无疑对中国史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都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与此同时，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流变，诸如“西方史学史”“外国史学史”这样的文化概念，已经进入中国学术体系，并形成了特定的学术传统。纵览国内外学术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长期发展，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呈现出“一长三短”的特征。

　　所谓“一长”，是指我国史学界从早期的译介到后来的专题研究，不断深化着对以欧美为重点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而加深了从古典史学、中世纪史学到现当代西方新史学总体发展情况的了解、研究与认识。近年来不仅出版了多个版本的“西方史学史”教材，而且出版了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体量庞大，多有新见。可以说，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国内学界基本上理清了西方史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框架。同时，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不同时期的史学流派、思潮、代表人物等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外国史学史研究。

　　所谓“三短”主要是指如下三方面。

　　一是国内学者的外国史学史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自古典时期以来欧美主要国家或地区史学发展情况，尤其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几个重要的西方国家史学发展情况，而对北欧、东欧、伊比利亚半岛的史学很少涉及，拉美史学鲜见论述，澳洲史学付之阙如，苏俄史学研究近40年几乎停滞不前。除中国、日本、韩国外，对广大亚非地区其他国家的史学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比如基本未见有关印度史学史的研究性文章。亚、非、拉、澳等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在当前我国学术界更是名副其实的“冷门绝学”。

　　二是虽然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西方史学史的教材和著作相对较多，但真正从纵向维度梳理和研究西方史学史发展情况的区域史学史、国别史学史依然不多，主要国家史学发展中自古迄今的学术传承问题以及各个史学传统彼此促进相互影响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譬如就日本史学史研究而言，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存在时段研究不均衡的现象，研究近代史学史的论著比较多，但关于现代史学史（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很稀少，当代史学史（21世纪）更是没有。其次，关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史学史以及本国史的史学史比较多，至于日本的古代中世纪史、西洋史（欧美史）、非洲史、拉美史等领域的史学史，几乎没有人关注，但实际上日本史学界在这些方面也涌现过一些重要的研究者。这是普遍的不均衡现象。

　　三是缺乏相应的工具书、百科全书类著述，史学史的文献汇编也非常少见。究其根源，在于此类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又不易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属于学术生产的“良心产品”，这就不利于初学者迅速获得更有效的文献资源，进入外国史学与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也妨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史学科的总体发展和人才培养。

　　由此看来，上述“三个短处”无疑限制了我国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制约了我国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度，成为当前我国外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亟待突破的三个瓶颈。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新时代的历史书写方式已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各种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彩图景，其中史学文化最能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从某种意义上看，不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史学流传，便无法很好地理解其文化内涵和文明特质。在当今全球化浪潮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各种文化和文明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作为认知的客观基础，史学成为我们认识这些文化和文明最重要的视角之一。事实上，除西方以外的亚非拉等地区或国家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史学传统。黑格尔所谓“使我们人人所惊诧不置的，就是当我们开始领略印度文献无数宝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个地方这样富于精神的、富于深湛的思想的产物，但是却没有历史”的观念已经过时，这是典型的文化傲慢语调，是有色的意识形态，正如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化一样，这种观念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吸收、批判和扬弃。随着全球化深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史和全球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国内非西方史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东方史学复兴”已成为可能。

　　由上观之，我们认为，从史学史书写的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已成为可能，也非常必要，更具备了成熟的时机。史学史看似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实则是思想史、观念史、知识史的根基，现代学术是西方合法性的重要支撑，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做好学术考古，也要做好学术接力，更要做好学术规划。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同样要立足于中国现实，要以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进行系统比较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跻身国际舞台中央，这是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最大的时代背景。史学研究离不开时代需要，这种需要是思想迸发之母，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理论创新从问题开始，话语体系是社会实践的结晶，更无法与时代相脱离。

　　我们可从通史、专题史学史、工具书、发展报告四个角度构建当代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这里的“通史”是指国别史学史、地域史学史，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德国史学史、法国史学史、英国史学史、意大利史学史、日本史学史、印度史学史等专著的出版；看到亚洲史学史、非洲史学史、欧洲史学史、北美史学史、拉美史学史等专著的出版；看到中东史学史、东亚史学史、东南亚史学史乃至文艺复兴史学史、冷战史学史等各个重要时期的断代史学史专著的出版。

　　“专题史学史”是指纵向维度的史学史研究。二战后国际史学日新月异，史学界在公众史、情感史、身体史、城市史、海洋史、动物史、环境史、记忆史、医疗史、全球史、大历史等领域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同时，战后平等主义情绪、思潮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认知，认为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每个社会群体都值得研究，诸如教堂、医院、精神病院、监狱、流动性、亲属关系系统、社会结构、公共场所、私人场所、性行为、食物、卧室、托儿所等主题与对象，都应纳入史学家的研究范围，这也是法国年鉴学派所积极倡导的，而数字时代的到来则使这些领域的定量调查成为可能。因之，我们也非常期待国内学术界在这些领域深耕，更期待这方面的学术性反思，从而丰富国际史学史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国非常重视工具书、百科全书的编纂与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工具书的黄金时代”。史学史方面的工具书出版过吴泽、杨翼骧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蒋大椿、陈启能两位教授主编的《史学理论大辞典》。也许是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即时便捷地获得知识和讯息，也许是知识生产领域的评估体系与指标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书和百科全书似乎越来越不受重视。百科全书的字面意思是“普通教育”，它可以为民众提供一幅结构简明扼要的知识图谱，是普及民众教育的重要路径。百科全书是对当代知识全面、系统的呈现，最能反映出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亦能反映出这个学科的国际地位。百科全书提供各种主题的信息，便于检索，有利于知识的纵深发展。因此编纂史学史的相关工具书也显得非常必要，而中国学术界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确实具备了编纂相关史学史工具书的能力。这个领域的突破点应该在“二十世纪世界史学”，可以编纂“二十世纪全球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出版诸如“二十世纪亚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二十世纪非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二十世纪美洲、澳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二十世纪欧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等工具书，这可以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提升、理论构建、体系梳理提供借鉴。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出版“兰克史学辞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辞典”“全球史辞典”“环境史辞典”之类的工具书，使我们的外国史学史研究更加全面、立体、多彩。这是一项耗时的基础性工作，为未来网络版的维基模式“史学史百科全书”奠定基础。

　　“发展报告”可依据世界史知识生产现状，按研究领域进行深度研究，盘点每个领域的具体数据、发展路径。分国外、国内两部分进行梳理，以期在比较中看发展、找差距、补不足，世界史学发展报告总的名称是“知识世界与世界知识：世界史学术/学科发展报告”，如有可能，希望每年出版一本，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全球各地的世界史研究发展。

　　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能否坚持不懈地欣赏、学习、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知识成就，是检验一种文明是否成熟、是否先进的一个标志。中国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能取得多大成效，能有多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归根结底都是由我国史学界知识生产的基础、规模、品质决定的，取决于我们的知识产品是否有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即我们的知识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可流动性、可持续性、可连接性以及审美接受性，等等。世界是由一个广袤的社会化空间构成的，其中流动不息的不仅是看得见的人与物，更重要的流动是那些看不见的表现为技术、思想、观念、想象力以及美的各种知识，日益复杂的生活产生了各种类型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是造就人类集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知识的生命力在于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知识之间的碰撞是升华的必要条件，不顾环境变化刻舟求剑式的墨守成规必然没有出路，复古并不意味着可以复兴，再生才是出路；这个世界不是由国家边界塑造的，而是由各种无形的知识连接塑造的，最有连接意识、连接力量的知识才会获得人心，才能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知识之美在于细节，在于能反映事物的秩序、对称性、奇特性、确定性，大自然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美的渴求，知识之美是有普遍性的，具有普遍价值，是由人性决定的。

　　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其实是知识策源地的竞争，取决于所产生的知识是否具有普遍性。没有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就不会产生强大的学术磁场，也没有真正的文化引领力。然而，近世以来，伴随着西方霸权的兴起，西学昌盛一时，一部近现代世界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权力与知识不断跨越边界的历史，也是边缘与中心彼此影响、呼应、相互转换的历史。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益受到质疑、反思既往文化/知识霸权渐成潮流的当今世界，如何理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知识生产格局，无疑值得进一步思考。

　　如果上面所述已经把史学史的内涵和功能、为什么并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等事项基本讲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做才是关键。统而言之，编史的方法很多，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时代的反映，就21世纪史学而言，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以下四条路径。

　　第一是比较史学史。历史研究不仅是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研究事件的各种逻辑关系，比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背景、宏观、理论等角度更好地理解历史。例如，封建主义起源、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一定会涉及比较的方法；没有比较的方法，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7-1457）就无法证伪《君士坦丁赠礼》；没有比较的方法，商博良（Jean Champollion，1790-1832）就无法破解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使用比较法揭示人类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年鉴学派代表人物、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经济结构和信仰体系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与法律规范和制度实践一样重要，并率先使用比较历史的方法，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由于比较方法是去除先入之见的观念论、中心论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客观看待历史事件，因而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从各个角度编撰的比较史丛书可谓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美国学术界于1958年创办了《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倡导各个领域的专家合作，就文化研究、特别是有关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进行跨学科研究。虽然比较史学非常发达，但比较史学史研究滞缓，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概念、理论、方法，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史回顾，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第二是语境史学史。传统史学史关注的焦点是史著分析、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方法等方面，按照“科学史”的术语来说，这属于历史学的“内史”，是研究学科本身起源、发展与嬗变的。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固然重要，这种重要性是史学本身所具有的道德训诫、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功能所赋予的，但象牙塔中那种纯粹的学术毕竟是一种高贵的“梦想”，史学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是历史学的“外史”：注重史学形成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考察史学知识的传播及其与社会组织、学术体制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研究路径必然会涉及更加广泛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因之，先前那些边缘化的研究领域，如移民史、人口史、妇女史、环境史等也就进入历史研究的范围，灾难的民族记忆、劳工与文化等也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热点。历史学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并不会停息。

　　第三是总体史学史。就全球史学实践来看，历史编纂至今仍无法摆脱“由胜利者书写”的窠臼，近代西方五百年的强势扩张使得世界很多地方都在使用欧洲编纂历史的概念工具与研究方法；英语独霸一时，很多文献都是以英语呈现出来的；美洲原住民几乎被消灭殆尽，文明发展彻底中断，已无书写自身历史的能力;等等。如何消除这种非自然状态或学术失衡，再现较为客观的真实学术，这是学术共同体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我们要避免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如认为欧美是史学的中心与主流，其他地方的历史写作方式都是低级的、落后的、野蛮的。我们要提出合理解释历史的概念与方法；需要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写作，关注他们的史料、关注他们的非文字材料、关注他们的传播方式；强调非西方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以及西方史学和这些非西方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需要继续发扬多角度、全方位展现人类差异的史学传统，研究这些史学传统的特征，寻找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第四是全球史学史。近代史学学科化的重要推手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充斥于19世纪的历史书写，在20世纪上半叶仍在持续，直到二战结束才开始在西方退潮。二战后，随着各殖民地的独立，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越来越遭受怀疑，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种族主义等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已被唾弃。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森（Basil Davidson，1914-2010）强调泛非主义就是对西方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批驳，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认为“东方”的概念和整个“东方研究”学科是由西方学者在他们自己的民族意识成长时代构建起来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叙事”已经基本瓦解，不仅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而且失去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编织在一起的能力，它不再能给国家认同或文化认同带来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一种“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通常被称作“庶民研究”，也就由此出现了。从表面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因为它标志着一批历史学家的全球史编纂首次深入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重点正逐渐从民族—国家史向比较史、跨国史、全球史、大历史转移，史学史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历史学家一旦有了世界性的历史结构和叙事眼光，就会更加注意到与往昔不同的行动者、参与者，会更加重视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会更加欣赏不同的文化体验，会更加包容多元化的视角，史学史研究自然会更加精彩纷呈,研究成果也会不断涌现。

　　容易展现事物本质的“比较史学史”，重视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非英语文献的“总体史学史”，凸显史学与社会彼此作用的“语境史学史”，强调世界各地史学传统相互作用的“全球史学史”，这种四位一体的史学史研究范式是外国史学史研究的立足点，也是指导思想，更是我们的学术理想。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学术理想的雄心抱负也随之进步。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就在于其可以像英雄一样为理想而战，至于能否战胜、能否做到、能做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个问题。新理想、新思想、新观念的诞生总是痛苦的，但我们相信理想远比枪炮更加富有力量。

　　　三、外国史学史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知识的进步、所有历史认知的发展，其最终目标是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这也是学术界最为崇高的责任。四位一体的思路将在一定意义上弥补国内外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三个短处”，形成多方位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轮廓。笔者认为，其意义至少有两点。一方面，可以丰富国内学术界对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让我们更加全面认识丰富多样的人类史学遗产，打开更多世界窗口，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历史文化，在比较认识中增强历史自觉、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外国主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发展情况，可以满足国内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相关研究者进行外国史学史研究时的基本需要，从而促进国内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我国外国史学史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型学者。

　　赓续传统，守正创新，放眼未来。在著述实践中总结史学史的成就，在批判中追求史学史的创新，在反思中提升史学史学科的地位，丰富史学史学科的内涵，激活中国史学史的优秀遗产。将亚非拉地区国家的史学史纳入其中，必将打破原先以欧美国家史学为研究重点的基本格局，从而有效扭转我国外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史家视野有限、内容结构偏颇、东西方史学研究失衡的局面，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外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从比较的、语境的、总体的、全球的四个维度，构想与编纂外国史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创新，可以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学者的史学史观点，助推我国学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动我国史学史学者在史学史领域获取国际话语权。

　　老一代外国史学史研究者筚路蓝缕，艰苦探索，他们的付出奠定了发展的可能，成就了今天的研究队伍。改革开放后所培养的外国史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开辟新道路的朝气和精神力量方面占据着优势，他们是中国学术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恳请学术界广大同仁一起努力、积极参与，携手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性的史学史大厦。

　　原文责任编辑：晁天义 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