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学者对于“预测”的分析和讨论逐渐增多。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预测”存在着较深刻的误解，或是批评国际政治学界方法单一，未能“预测”某一重大政治事件的走向，或是批评国际政治研究“忽视历史研究”，导致预测失败。国际政治研究学科主要关注“体系”层次的“解释”，而非某一具体事件的“预测”。尽管学者们也在尝试“预测”，但是“预测”可以分为形势评估、偏好归类和概率判断三种类型，应当根据不同类型运用“因果联系”和“相关性联系”展开分析。国际政治的“预测”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全面且准确地进行国际政治“预测”，仍然需要时间和耐心。

　　关键词：预测类型  国际体系  因果推导  相关性推导

　　作者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安710069）。　　

　　2020年末的美国大选带动了“国际政治预测”的话题热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暨南大学海国图志研究院陈定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等学者，在大选开启前根据美国舆情数值，依据不同的分析模型预测了美国大选结果。尽管美国大选出现了各种波折，但是各个研究团队都成功预测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大选的预测成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能够成功“预测”未来的重要案例。

　　但是也有学者片面地将“国际政治研究”等同于“预测”未来，并以此抨击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研究者并未能正确地预测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议题。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上任后的内政外交，从2011年中东世界爆发危机，到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国际政治研究人员似乎并未做出准确的预测和预警。针对国际政治“预测失败”的讨论，近些年来反复出现。对于国际政治研究“预测失败”的批评，也由此不绝于耳。

　　国内学者将“预测失败”归咎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一些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研究人员“预测失败”，源于研究者对历史的忽视，呼吁加强历史学科对于国际政治学科的影响。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指出：“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态，但没有任何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前预测到这一变化，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王立新提出，应当深入挖掘历史材料，通过引入历史学研究，来弥补国际政治研究“过于简化”“忽视细节”“忽略文化”等方面的不足，“要尽可能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方法，提高理解和预测复杂国际形势的能力。”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预测失败”，源于研究者热衷于“大问题”“宏观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小问题”“具体问题”的探讨。比如有学者就批评道：“这批人可以称之为‘大家’、战略家，他们掌握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都从大战略、大棋局高度看问题。没有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应当专注“小问题”，抛弃“理论”，来提升国际政治预测的准确性。

　　针对国际政治研究预测的讨论，本文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将“预测准确”作为检验国际政治学科的标准，是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误解。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在于对国际体系层次的“解释”，而不是对个别具体事件的“预测”，因此用“预测准确”评价国际政治研究并不合适。第二，国际政治学者在尝试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国际政治研究的“预测能力”，但是这种“预测能力”并非全面地预测未来细节，而是对“选举”“动乱”“战争”等重大的、具体政治事件的预判。本文强调，国际政治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点，将国际政治研究完全等同于“国际问题预测”“外交研究”和“国别研究”，是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大误解。

　　一、国际政治研究的关注点——解释体系层次

　　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科定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理论、问题导向型理论、案例导向型理论和政策制定四个方面”。其中宏观理论、问题导向理论和案例理论，属于理论建构范围，而政策制定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实践意义。国际政治学科的核心是理论建构。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就认为，国际政治研究应当“被理解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传统之间延续的竞争。”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也将理论研究视作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就理论而谈理论的情况较多，而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外交实践密切结合的学术成果则相当少见。”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也强调，国际政治研究，应当具有“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属于“社会科学”的体系之中。

　　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际“体系”，而非“个体”国家，也非具体的国家行为。肯尼思·华尔兹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是“体系层次”，而不是专注于某个行为体。华尔兹认为，分析行为体个体层次，在实践中作用不大，而体系层次才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仅仅通过对国家内部特性的观察不可能理解国际政治。如果目标、政策和国家行为成为唯一关注，甚至是关注的焦点，我们就被迫退回到描述层面，而简单的描述不足以从逻辑上得到任何有效的结论……观察到的结果变成了原因，然后又被归因于行为体。将产生的结果归因于单元，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程序上也无法依循。”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体系层次的压力对于行为体最具影响。华尔兹解释道，国际政治理论“能够描述既定体系内国家行为和互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范围，显示这一预期的范围如何随着系统的改变而变化。它可以告诉我们具有不同结构的系统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提供何种的可能性；但它不能告诉我们系统的单元如何，以及怎样会有效地回应这些压力和可能性。”华尔兹反复强调，国际政治研究主要关注国际体系对于行为个体的影响，而行为体的具体动态，如国家的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具体的国与国关系，并不属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

　　单纯强调“体系”而忽视“行为体”，无法解释一些国际政治现象。实力相近、体系境遇相似的国家，并不一定会践行相同的国际政治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尽管现实主义政治传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国际体系变化缓慢，只是具备宏观的解释意义，难以对国际政治具体现象的变化做出分析，也难以对具体的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及时的说明和指导。

　　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既重视国内因素，尤其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又强调外交史和国别史的意义，探究国家政策偏好、政策程序等因素，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但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并不等同于外交史或者国际政治史研究。从分析层次上，“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将“国际体系”因素视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将“国内”因素视为“次要”因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个体层次”研究，是一种类型研究，而非具体个案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建立在归类分析上，而非个别行为体的具体分析。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重视历史史实的探索和细节案例的分析，但其目的是构建一般性的解释机制，是为了弥补国际政治理论存在的分析视角缺失。“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将观察重心从国际体系层面，转移到行为体的外交政策层面，但并非不重视国际体系，仍然将国际体系视为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并力图综合国际体系和行为体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兰德·施韦勒强调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现状满意程度，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托利弗根据国家领导人对于风险和收益的认知，对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理论框架。

　　总的来说，国际政治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分析体系层次的构建，探究体系层次对于行为体的影响。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对于行为体个体的研究，无法还原国际政治变动的全貌。正如华尔兹所言：“试图遵循由内而外的模式来对国际政治做出解释的努力，因国际政治所具有的延续性与重复性而归于失败……我们不能因为在同一层次上存在许多自变量，而将这种约束力量视为其中一种或额外的自变量而加以综合，因为这一约束力量可以对所有自变量施加作用，而且随着系统的变化，其作用方式也随之变化。因此，采用还原方法不足以提供解释，分析性方法必须让位于系统性方法。”而在此基础上，绝大多数学者将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功能定位为“解释”政治现象。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研究和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理论建构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而理论则解释这种联系为何存在……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也提出，解释现存的政治现象，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目的。“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如果从不同的本体论观念出发，就会对我们怎样解释现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并非简单的阐述国际政治现象，而是构建理论框架，对现实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理论只能产生有创造性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许多迥异的规律和概括，通过锁定几个关键因素将它们简化，并从不相关的因素中将它们抽象出来，再把它们用前人不知道的方式结合起来，综合成一个新颖、理想、几乎完美的解释体系。”即使是有着浓厚历史学背景的“英国学派”，也同样将“解释”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功能：“一般理论都能指出解释事物运作方式和援引的某种基本机制或动力……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也在描绘国际体系像什么与应该像什么的总体图景。”

　　国际政治研究“解释”能力的强弱，受到“逻辑”和“现实”的影响。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一种政治理论必须接受理性与经验的双重验证”。一方面，国际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解释能力的强弱。评价一个理论的好与坏，“第一，一个理论应该具有逻辑一致性和准确性。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被准确地阐述和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理论，要优于模糊的和内部矛盾的理论……第二条标准是独创程度……第三条标准是实证有效性。”逻辑结构清晰明确，对于分析对象特征的精准把控，是理论解释能力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有特定的适用前提和适用范围。任何的理论和范式，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汉斯·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理论“试图解释国际政治的理由，同需要去理解的事实联合起来。这个观念把政治定位独创行动的领域，予以理解并同注入经济（按照被明确为财富的利害观念来理解）、伦理、美学或宗教等其他领域区别开来。” 

　　国际政治研究将学科的主要功能，视为在一定学理前提下、一定的适用范围内，“解释”客观政治现象。“解释”功能，是通过创立和使用理论，来观察和分析客观政治现象。“理论是一种‘过滤器’，特定的事实和事件通过它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并且‘事实’是在某种范式的根本概念和假设内被理解和分析的。”理论的建构和“解释”，具有特殊的学术背景。国际政治研究并未将“预测”作为学科的主要功能，研究的“解释”能力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前提和范围。

　　二、“预测”准确性的掣肘因素

　　尽管专注于解释体系层面的变化，但是国际政治研究难以完全避开“预测”的讨论。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历史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动，必然引发公众和学界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讨论。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引起了“为何未能提前预测”的反思。

　　“预测”是否应当成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一直以来是学者们争论的重要议题。有学者将“预测”功能，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特质。卡尔·波普尔提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可以对某些具体议题进行预测的。但是波普尔也反复提醒，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进程的多样性，受到了多方面的干扰，因此难以准确“预测”。“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这一前提的真实性甚至于必定会被那些在我们的观念中，包括在我们的科学观念中，仅只看到了某一种或另一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人们所承认的）。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通过以下所描绘出的那些考虑，这一论断是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的）。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更多的人文社会学者，并未将“预测”功能作为学科的核心任务。马克斯·韦伯一直强调，社会学是一门试图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的学科，其目的是对于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因果解释”（causal explanation）。一些学者提出，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中，一些没有“预测”功能的理论，同样会对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多变，以及人们应用理论的主观性，使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预测”难以成功。一些非常成熟的理论“有时候无法预测，但是能够解释当下，有些理论既无法解释也无法预测。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理论可以既做解释也做预测，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这并非是常态。”

　　国际关系学者也对“预测”是否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任务进行了讨论。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从某一个理论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重大国际事件，但是重大的国际事件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多个层面、多种理论视角来解读和观察。“单一的因素很难决定政治走向。即使最好的假设，也需要设定发生条件和可能性。”约翰·加迪斯也提出，只有运用多种理论视角观察国际问题，才能够理解现实。理论在国际政治预测中占据重要作用，失去了理论的指引，一切预测和判断都沦为随机的猜测。因此，应当加强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度，提升国际政治的预测能力。

　　国际政治预测的准确性，受到多个因素的干扰。首先，人文社会科学预测，往往会受到现实世界各类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极强的偶然性，而理论分析重视建立在过往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学者难以预测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尽管国际政治研究“根据具体事务的规律性特征预测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并以此指导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但是客观的政治世界往往受到各类突然发生的事件影响，甚至经常改变政治事件的走势。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自我实现的语言”和“自我否定的语言”的特殊现象，影响国际政治“预测”的效果。人文社会科学是对社会活动实践的思考和评判，难以脱离于社会实践之外，因此社会预测往往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加速”某一“预测”的实现，或者“阻止”某一“预测”的实现。比如一些西方学者渲染的“伊斯兰恐惧症”，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形象予以放大，导致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形象的歪曲解读，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的相互观念。一旦某些政治事件的“预测”被广泛知晓，很可能反过来影响政治事件的走向，进而干扰甚至否定之前作出的政治预测。“尽管我们不应该夸大学术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但是行为体仍可能关注那些有可能纠正他们错误行为方式的学术理论。”

　　再次，研究人员的预测和计划，往往建立在一定的情势之中。针对未来形势的预测往往是根据现有情势设想的，与被预测事件发生时候的情势，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总体上看，国际政治研究专注于“体系”层面，重视“解释”的作用，因此预测并未受到重视，预测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国际政治研究力图构建精简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简明扼要，就是说，它在陈述一个重要的真理时，应该尽可能地精确、优美和简要。”但是客观的国际关系、国家决策、国内政治等不同层面，充满复杂的变化，也充满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因素，难以完全通过“简约”的理论予以概括。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研究着眼于体系层面，对于政治现象的具体变化缺少敏感性。“首先，由于体系层次的变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幅度较小，变化速度较慢，在解释微观层次的变化时难免出现解释力不足的情况；其次，体系理论忽视了行为体的多样性，假定行为体是功能相似的单元，这就难以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何功能相似的国家的国际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再次，体系理论忽视了行为体的能动性，没有注意到单元的主动行为，尤其是核心大国的行为可能影响到结构的变迁；最后，冷战结束之后，体系结构的重压减轻，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得到释放，国家属性和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强，同时全球化也使得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增强，体系理论将国际与国内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备受争议。”

　　三、基于“预测”概念的适用类型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尽管在预测方面存在着不足，但是一些研究人员仍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罗伯特·杰维斯坦率地承认：“历史总是捉弄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预测。1989年发生的事件，也许是1945年以来最受欢迎的事件，但是却未被提前预测。”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国际政治学者们，在提升学科的“预测”能力方面，不断探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尽管研究人员都在谈论“预测”，但是不同研究人员口中的“预测”含义却并不相同。在国际政治领域，很多概念往往夹杂着研究人员的自我解读和自我定义，一些细微的差异也容易导致较大的误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际政治学者们讨论的“预测”的具体内涵进行区分。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预测”大体上指代着三种概念，即描述体系的变化趋势、阐述行为体的发展模式、分析某类具体事件的发生概率（见下表）。

　　第一类“预测”，关注体系层次的变化趋势和宏观动向。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研究的预测，总结为一种对未来趋势的预判。王剑峰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预测”，指的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已知因素，运用人们的知识、经验和科学方法，对未来进行估计，并推测事物发展趋势的过程。”通过分析国际体系变化的历史和模式，来研判未来体系变化的方向和趋势，是此类“预测”的主要目标。比如基辛格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当时国际政治发展态势，认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在未来数十年内，世界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冲突将会加剧，“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结集起来支持它们‘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徐进通过分析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博弈，提出“崛起国与守成国实力差距越小,两者对秩序领导权的争夺就越激烈,现行国际秩序被改变的力度就越大。”

　　第二类“预测”，关注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模式或者行为喜好。这类研究以外交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决策者个人、决策机构利益和机构间关系、社会和政府互动等“非体系层次”为切入点，大体上以博弈论、官僚组织模型和心理学三个路径展开。首先，从博弈论路径看，国家是以“理性行为体”的身份参与政治博弈。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在研究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义的观察视角”，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国际行为体。”通过博弈论的推演，研究者试图分析不同国家在重大议题的决策和措施。其次，通过官僚组织模型，学者对行为体的决策进行预判。在《决策的本质》中艾利森分析了不同政治团体间的竞争关系。“位于组织顶层的领导人所构成的团体并非是铁板一块。相反，这个团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博弈者，相互之间进行一场重要的竞争性博弈。这个博弈即是政治：在政府的等级体系中占据各个位置的博弈者根据惯常的规则相互讨价还价。”第三类路径，是通过心理学模型揭示决策者的偏好，以此来推导政治行为体的未来战略。“政治心理学可以提供一个微观基础，用于理解偏好的起源、决策框架、沟通信号的性质、契机对敌意的影响，生物和社会化差异对侵略性别差异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此外，通过了解不同政治行为体的文化、历史、信仰背景，也能帮助分析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外交实践的偏好：“我们的概念携带着社会和政治含义，尤其是文化观念，在国际关系中，这点表现得相当突出。”应当指出的是，外交政策研究，尤其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不能完全依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模式，也不能完全依照西方国际关系的经验，而是需要对于分析框架和分析内容，进行重组和创新。

　　第三类“预测”，研判某一类具体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发生概率高的事务，意味着此类事务发生的可能性大，因此预测此类事件发生的准确率就相对较高”。风险和概率“预测”，往往建立在对大数据的提取和分析的基础上。大数据分析，重视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建立在相关关系上的预测分析是大数据的核心，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观察和了解不同的研究对象。“利用清晰和客观的数据指标，更新的方式获得相较于传统的、解释性的方式，更高等级、更精确的样本数据……依赖更加先进量化技术的研究人员，也已经在某些预测领域取得了成绩。”比如有研究团队在2014年泰国政变前一个月，根据相关数据变化和分析模式推演，进行了提前预警。数据预测建立在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上。研究人员往往根据预测对象的特征，选取某个或者几个特定变量，依据这些变量变化来发掘预测现象的趋势。比如在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一些研究者依据“义乌订单”来预判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再比如有学者通过“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措辞态度，来预测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逻辑基础，“预测”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因果性”和“相关性”两种类型。所谓“相关性”，指的是一个变量的出现和变化，总是与其他的变量存在着关联。在统计分析上，变量A出现或者变化，总是伴随着变量B的出现或者变化；尽管无法确定变量A、B和C之间的产生和发展原因，但是能够确定A、B和C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也能够帮助研究人员预判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大数据的兴起及相关分析手段的应用，为国际政治研究尤其是“预测”开辟了新的路径。随着生活网络化和数据化，各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各类数据，逐步被纳入各类数据库中。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探求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对一些重大政治议题进行预测。

　　因果性预测与相关性预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因果性”预测，是根据已知的因果逻辑链条，通过已经发生的“原因”来推导出“结果”；而“相关性”分析则很可能无法提前知晓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在了解相关变量具有某种“关联性”的基础上，对于某些政治事件的发生进行事件、地点和方式进行预测。其次，“因果性”关注单一变量之间的关联，而“相关性”关注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多情况下，一个复杂政治事件的出现，往往是由多个变量之间，通过不同的因果机制传导而来，而传统的社会科学分析往往关注单一因果机制，或者未能发现相关重大议题的因果机制，因此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和预测。最后，社会科学的规律往往是通过社会实践总结而来的。研究者根据政治现象的发展变化，推导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变量，梳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因此，对于规律的推导，必然渗透个人的意愿和倾向。而“相关性”研究则通过观察客观世界中少数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建构而成，因此能够避免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

　　近些年来，运用大数据和分析模型，通过“相关性预测”来判明具体政治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行为主义和科学方法所引发的“行为主义革命”，刺激着国际政治学者的“预测”热情。“行为主义提出，个人，不论是单独还是集体，都以某种行为化的方式行事。行为主义科学家的任务是，就这些模式化行为提出令人信服的假说，并系统地从经验上验证这些假说。这些学者用科学方法的各种工具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希望最终可以对人的未来行为进行预测。”这种分析和预测的主要依据，是将分析对象“量化”，通过“大数据”来推导出行为体的行为倾向。比如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常用的战争相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军费开支数据库（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和军事装备转让数据库（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等。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展方向多样化，研究侧重点已经由“战争”“和平”“联盟”“军备”等传统议题，扩展到社会、文化、经济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安全的分类、定义和研究议程，从‘传统安全’走向‘非传统安全’，这不仅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国际格局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概念和内涵都扩大和深化的结果，更是在各种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安全的挑战和构成不安全的根源事实上多样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结果。”一些新的数据库，比如综合各国外交活动的“外交人员交流数据库”（Diplomatic Exchange Data），收集了1817年以来各国外长、大使和其他主要外交人员的派驻数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等，则关注全球多个国家民众对于不同政治议题的态度和观点。一些新的技术也应用到大数据的分析和整理之中。比如“综合冲突早期预警系统”（The Integrate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System）、“政治动荡预测项目”（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都力图通过各类数据分析，来实现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动荡提前预警。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通过“相关性研究”，成功地构建了多个针对具体事件类型的预测模型。复旦大学唐世平团队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台湾地区地方选举预测和2018年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预测，都较为准确地预测了选举结果。暨南大学陈定定团队和中国人民大学刁大明团队，分别根据民意调查和各自的分析模型，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之前，预测了大选的结果。董青岭通过机器学习来预测冲突，“检验了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在真实社会情景中的实际冲突预测效力”。

　　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相关性预测”，需要在“数据采集”和“分析模型”两个方面与时俱进。一方面，“相关性预测”需要大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但是在国际政治现实当中，研究者往往默认系统环境保持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以某一个时间段的事件为资料，预测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规模。但是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往往会随时发生变化，各种数据采集设备必须及时抓取最新变化，才能够适应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相关性预测”要求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准确客观的分析。研究人员往往根据各种模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果模型无法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更新，那么分析路径也将受到客观世界的重大挑战，无法有效地预测政治事件的发生。

　　结语

　　与政治事件较强的相关性，让国际政治研究被赋予了“预测”未来的期待。“国际安全研究在回应一系列（被视为）非常激进的‘现实世界或外在’问题时也是引人注目的……国际安全研究还有其着眼于提供相关政策知识的学科抱负……国际安全研究不仅受内在科学发现的过程所驱动，而且受所参与决策制定的过程所驱动，也受政策本身对其产生的影响所驱动。”国际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必然会遇到各类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公众对国际政治“预测”功能的期待，也是研究人员需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预测”并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功能。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在于建构和应用理论，学术视角专注于体系层次，试图探究体系层次变化对于行为体的影响。“预测”也可以被划分为针对形势变化的预判、针对行为体行为偏好的分析和针对具体事件发生概率的估算三个类型。国际政治的预测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事件发生概率的研究，即通过大数据和分析模型，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推测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范围。

　　“大数据”和“模型分析”仍然在预测功能上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数据的搜集过程往往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不同的分析团队针对同一个事件的量化和分析，往往会得出不同的数据样本。其次，数据的整理过程也容易出现较大的分歧。数据的整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分析人员对不同样本的“赋值”，而“赋值”实际上是一个“定性”研究。最后，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一些难以被量化的因素，如文化、性格、历史、荣誉等被研究人员因素。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宗教、社会的影响下，即使面临相似的环境，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行为。在实践上，大数据和分析模型的预测，仍然“面临着数据偏差、数据质量、机器学习效度低、学术伦理等挑战”，仍需更多的学术耐心。

　　尽管国际政治的预测研究在冷战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存诸多不足。阎学通指出，国际政治研究很难精准预测，如果能够达到75%的准确率，就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如果具备了85%的准确率，就可以指导政策实践。国际政治学者的某些预测，尽管失败了，但也值得肯定和鼓励。“一个一致、准确，但是谨小慎微的观点，远没有一个大胆、新颖、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某个重要问题的推测有价值，即使这个推测还存在模糊和矛盾的地方。”

　　恩格斯指出，人类认知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深入和不断扩展的过程：“真理是包含在认知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旁观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实现精准且全面的国际政治预测，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终极目标。“社会科学研究并非列一张清单：列举哪些命题是真，哪些是假，又有哪些是无法确定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是，它展示了相关命题的集合如何与一组基本的假设和分析社会交互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当一个框架把连贯的假设和命题联系在一起时，一个强有力的实证发现，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有无数的含义。正是这种乘数效应使理论变得有价值，并至少创造了累积知识的可能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褚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