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百年变革的书写，或者我们通常说的乡土叙事常被看作现当代文学领域最有成绩的门类之一，但这个领域一直以来也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迷思”，牵绊了我们的思路，窒碍了我们的研究。究其原因，百年来乡村社会发展跌宕起伏，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往往出现大幅度的摆荡或波折，使相应的文学书写、线索梳理、价值评判等都困难重重，适合前一区段的分析方法和评判尺度未必适合后一区段。与此同时，理论视野也可能存在着不易觉察的盲区，妨碍了认知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对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多样化路径的洞察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全景式把握，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重大理论显示出极强的思想活力，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与强大的实践逻辑。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新的认知空间，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可能。

　　中国乡村的现代变革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通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野对乡村变革的文学书写作整体性梳理，具有内在的贴切性与合理性。对中国乡村百年变革的文学书写理解上的分歧往往存在于文化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纠葛中，存在于对文化差异性与差序性不够辩证的理解中。比如，20世纪早期乡土小说和新时期乡土小说更强调文化启蒙的重要性，而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更倾向于现实变革的重要性。在更开阔的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这种纠葛与矛盾就会得到化解，看似断裂的思潮呈现出内在的脉络，看似相去很远的文学现象显示出微妙的联系。又如，乡土作家普遍存在的乡土传统与现代意识之间的矛盾，如换个角度看，这正是其创作的精神深度之所在。如今，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中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而乡村变革的文学书写在显露出新的生机之时仍显得缠绕胶着。在此背景下作出相应的梳理与辨析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一、差序化思路的形成及其表征

　　如果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派”算起，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迄今已有百年历史。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百年来乡土小说创作及相关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总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丁帆、李兴阳的《中国乡土小说研究的百年流变》、孟繁华的《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贺仲明的《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徐新建的《“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等。除此之外，学界对此论题还以会议形式进行过多次集体性讨论，如“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经验：从鲁迅到莫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有关百年乡土文学发展的梳理，尽管论题各异，出发点和旨归各有不同，但这些归纳和总结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乡村百年变革书写阶段性与整体性的关系问题；二是对乡土小说的历史和未来发展表现出某种困惑。有关乡土小说的阶段性与整体性问题，现在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此类书写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并有不同的命名，但从一个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还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可以看作乡村百年变革的书写与表达，都可以宏观地归属于乡土叙事范畴。

　　在阶段性与整体性关系上，有些偏向于阶段性特征的刻画。比如，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研究者往往强调其中的文化内涵，突出作品对于地方性民俗文化内涵和人物文化心理的开掘，进而认为鲁迅及其影响下的早期乡土小说与后来的农村题材小说不相类属，甚至与人们通常谈论的30年代的“乡土小说”内涵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乡土文学’，已经与鲁迅所谈的‘乡土文学’‘分道扬镳’。”但也有论者从纵向角度跨越时段把乡土小说区分为不同类型，如把中国百年乡土小说的发展区分为“改变乡村”与“守望乡村”两大类型。这种梳理有利于彰显出时段梳理中的一些貌似中断、实则不易察觉的联系。这种纵向梳理表明：在看似区隔的板块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流动，或者说有着潜在的沟通关系。

　　对乡土小说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认为百年乡土小说的波澜起伏，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种截然两分的思维方式常常是造成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有人认为：“如果不走出对于乡土中国在根本认识上的‘文化困境’……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前景也还会因缺乏本土根基及其自身大、小传统的重新整合而流于漂茫。”其二，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乡土文明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对乡土传统的未来表示极大的忧虑。有论者指出：“乡村中国叙事整体性的碎裂，与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有关，当然，也与作家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再认识有关。”笔者以为，这里说到的“乡土中国在根本认识上的‘文化困境’”“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等在具体说法上各有不同，但都内在地关联着对于中国乡村变革现代化路径的认识，也关联着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

　　现代化是人类主体力量的增长，是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世界不同地区人们的普遍追求，但不同民族、国家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其现代化的路径和进程也会显示出很大差异。看待不同社会、文化间的现代化程度和差别时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差序化思路，二是差异化思路。差序化思路突出的是不同社会、文化间的文明程度差别，表现出对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性理解；差异化思路强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在文化性格、类型上的差异，认为不能简单地用文明程度的高下取代文明性格的差异，体现出对于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理解。

　　中国近现代遭遇西方现代文明，不论是器物和制度，还是观念和思想都遭到巨大冲击。在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存在种种不同看法，既有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创造性转化，也存在全盘西化论的倾向，如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胡适认为中国文明完全落后于西方文明，所以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这种倾向体现为一种差序化的思路。所谓差序化思路并不在于是否向他者学习，也不在于是否批判传统，问题的要害在于，要实现自身的文明进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还要把自己变成他者，变成他种文明。

　　具体到文学领域，乡土小说在早期虽然体现出一定的启蒙色彩，但并没有构成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差序化的思路。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逐渐上升为一个理论热点。80年代中期，学术界在对历史探索进行总结时，忽视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逐渐形成一种差序化的思路。这是因为，一旦我们认为现代化只有启蒙这一条路径，启蒙就成了必然的不可跨越的历史环节。这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就不是一种主动选择，现代化过程也就谈不上来自一种独立文化样态的主动选择。其结果就如同论者所说，“现代性的故事已经成功地构造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一切似乎都是以西方的文化社会为终极范本。”需要借鉴、学习是一回事，无主体性和不加反思地借鉴、学习则又是另一回事。

　　差序化思路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文化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但却是一种偏颇的理解。乡村变革书写中，差序化思路往往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化问题社会化，一种是社会问题文化化。文化问题社会化在早期乡村建设运动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比较典型。比如晏阳初对于乡村社会的判断，认为其病根在于“愚、贫、弱、私”。他认为，乡村社会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便是其中的“愚”。对此，费孝通提出了质疑，认为晏阳初把文化问题社会化了，应回到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的“不识字”现象。他们不识字并不是他们没有识字的能力，而是他们没有识字的需要和条件，所以谈不上“愚”。与此相联系，对那些传统文化底色比较突出的作品，研究往往从启蒙的视野出发解读为“静态的”文明，言下之意是过时的，不符合现代社会即动态文明要求的审美表达。不难看到，不少研究从这一角度来解释和评判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抒情小说。又如，从当代寻根小说的宣言来看，寻根小说似乎有着一种文化自觉。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强调“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虽然说在理论上不乏清醒的认识，但对照具体的文学表达及相关批评，我们见到更多的则是与启蒙视野相联系的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差序化思路从社会变革的层面要求乡土文明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造；然而，富有意味的是，当中国乡村社会探索自己的变革路径时，这种思路也同样表现出一种批判的姿态，表现出把社会问题文化化的倾向。说到底，其背后存在着一个以西方文化为旨归的参照，进而影响到作品的叙事架构和情感表达，使作品呈现出二元式架构和鲜明的焦虑化心态。

　　关于二元式架构。差序化思路对乡村变革的简约化、本质化的理解，使得以进化意识为内核的差序视野进一步向着叙事肌理延伸，形成作品特有的叙事架构。这常常醒目地呈现为一种二元式的架构，诸如传统/现代、乡村/城市、愚昧/文明、中国/西方等。早期乡土小说也有从城市视野对于乡土社会的观照，但其中的语义还是复杂的，还未构成完整二元式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则可普遍地提炼出这种结构，它不仅存在于韩少功、李锐、阿城这样的知青作家的作品中，同样也存在于贾平凹、莫言、张炜、杨争光、刘震云这些更具乡村经验作家的创作中。

　　20世纪80年代前期贾平凹的一组小说，如《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黑氏》《古堡》《腊月正月》等，可看作体现了这类叙事架构的典型例子。这类作品大多描写特定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变革，集中体现出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与沉重历史传统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人际展开中又体现为现代文明的个性要求与相对愚昧的守旧习性之间的冲突。在此，人物的空间存在与行为意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等构成了有序的对应。人物的空间关系不仅转化为现代/传统、文明/愚昧之间的历史时间意识，而且还内化和驱动人的心理世界，造成家庭关系的重组。二元式架构是二元式思维的一种反映，它以简洁、明确的方式带来人们意识的警醒，产生心理的震动，特别是在新旧转型过程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对于乡土现代变革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放弃了乡土文明本位的价值立场，这也导致后来人们认识上的瓶颈和困惑。

　　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全新的趋势。体现在叙事架构上，就是原先的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的转换式叙事架构断裂了，成为一种断裂型叙事架构。虽然是断裂，但仍可看作前述二元叙事架构的一部分。这种断裂式叙事架构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乡村叙事陷入象征化、碎片化的境地。《檀香刑》《生死疲劳》《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作品在基本架构上与过去的村庄叙事大致相似，但很明显，这些作品中出现的“东北乡”“西门屯”“矮人坪”越来越失去了现实特征，具有象征性色彩。这些作品虽然也有某些可资参照的现实背景，但更多是一种象征化的叙事表达。与一直以来偏好写实的乡土小说不同，这些小说开始表现出一种现代主义风格。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叙事方法或写作手法，而在于原有叙事架构的断裂。

　　关于焦虑化心态。差序化思路不仅作用于人们的认知和判断，还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状态。所谓焦虑化心态指的是差序化思路所引起的价值失序、生存失根状况。焦虑化心态既可以从作家个体来看，也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从作家个体心态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莫言、贾平凹等作家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过渡期，或者说创作的低潮阶段。《食草家族》《废都》等作品集中体现出价值碎裂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精神困扰。就如同《红蝗》开头所描写的淤泥一样，或是由于先天的族性遗传，或是由于原始的欲望，《食草家族》中的人物都徒劳地跋涉在这无法穿越的淤泥之中。同理，《废都》虽然以其耸人听闻的方式让人瞠目，实际上无非是人物精神困扰的一种投射。作家创作中之所以出现这种类似精神紊乱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焦虑的表现。

　　从社会心理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中普遍弥漫着这种焦虑化的心态。一方面，它表现为对现代都市的畏惧，“乡下人进城”是这一时期乡土书写的一种新变题材。作品中，对于乡下人来说城市是冷漠与恐怖的，往往意味着经验和记忆的断裂，意味着飞来的横祸。《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中李四通过大半生的辛劳，最终把几个子女都送到了城里，他把子女看作自己辛勤耕耘的田地，60岁之际本以为可以享受一下收获的满足，但等待他的是冰凉的现实。李四的麦地只存在于瓦城的上空，是一种无土无根的存在。乡下人与城市的隔膜在《颜色》（李锐）中表现得更富哲思性。在乡下，颜色离不开季节的变换，离不开事物的承托；可是，在这里（城市的地铁口）颜色成了纯粹的景观，而乡下人玉明就成了这样与城市没有内在关联的“颜色”。

　　另一方面，焦虑的心态表现为对乡村衰落的无可奈何。贾平凹的《高老庄》《土门》《秦腔》《带灯》等一系列作品都重在表现乡村的衰落。人物都以乡土生活方式为羞耻，无论是离乡的知识者，还是在乡的农村青年，他们都以逃离乡土、摆脱乡土作为人生的目标。而乡村的习俗、文化也无一例外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亲和力。并且，乡村的衰败也不是单一的方式，还可能表现为一种欲望化的畸变方式。

　　作家对社会现实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包括对于社会心理的感通，但不能停留在感受的层面，还必须对于纷繁的现实具有穿透力、破解力。作家的创作是审美创造，也是价值创造。一个以揭示心灵真实为己任的作家不应该满足于一般的个人心态和社会心理传导。离开乡土的知识者有其跋涉的人生轨迹，也有其蜿蜒的心灵历程，与乡土之间不可能截然两断；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有内心的期盼与隐忧，也有无尽的精神震颤和心灵跃动。这些都可以且应该在新的价值层面得到更充分的爆破和重构。可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这方面的短视与盲目，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启蒙依赖症”。这种“依赖”正是由于社会心理的框范，不自觉地受限于差序化思路的规约，缺乏突破固有价值框范的穿透力与创造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百年变革书写的内在脉络

　　中国乡村的现代变革充满艰辛，对于这一变革的认识和书写也充满挑战和繁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阐发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也深刻考虑到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身特点与属性；既有联系于“各国现代化”的开阔的现代视野，也有对于中国社会各种现实条件和要求的清醒意识。由此视野出发，我们对于乡村百年变革书写的理解，须在充分尊重乡土文明自身主体性的同时，深刻感知它对于现代文明的渴望和探求。拒绝差序化不是拒绝文明间的比较和互鉴，而是拒绝简单的取代关系，拒绝丧失文明的本位意识；差异化强调的是文明变化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封闭、凝固的文明样态。超越乡土书写中对现代化认识的单一的、同质化思路，在差序化和差异化思路之间，以综合、辩证的眼光深入辨析，求其真意，才能更深地感受乡村变革书写中的主体自觉、力量探寻和价值关切，更好地发掘乡村变革书写的内在脉络，在批判中看到承续，从转化中看到新生，在更深更广的语境中看到乡村变革的真实处境和未来前景。

　　首先，乡村百年变革书写从创作缘起看，体现为创作主体的自觉，并且这种自觉包含着逐步深化的丰富层次。现代作家在自喻为“地之子”“乡下人”时，既非自谦也非自傲，而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识、命运意识，这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文化血脉。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鲁迅这里说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显然不仅是字面的几样食物，而是泛指作品中所提及的记忆中故乡的人和事。那么，鲁迅是怎样看待这记忆中的物事、记忆中的故乡的呢？短短的几句话中其实包含着多层意思：其一，是一种未经反省的状况，“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这是童年原初的体验和记忆。其二，反省后的感觉，因为担心由于儿时记忆的缘故而有所偏颇，后来再尝的时候，觉得不过如此。这样就对那种未经反省的记忆起到一种警醒。其三，记忆并不因此取消，仍然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并且“使我时时反顾”。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我”与“故乡”之间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而存在着一个多层次结构。“故乡”并不因为“我”保持一种警醒之后就简单地负面化了，它只是在位置上、在意识的层次上发生了挪动，记忆中的它仍然是留存着的，仍然在生命史上永久地留下了烙痕。记忆与现实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取舍，而是一种多层累的共构关系。认识到鲁迅创作的启蒙特质，毕竟还显得单面，认识到鲁迅对于文化血脉的接续和转化，才是对鲁迅文学丰富性的进一步体认和把握。

　　作为一个乡土作家，路遥同样面对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引人瞩目地谈到作品的基调与立场问题。路遥是从反省的角度触及这一问题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遭到的冷遇引起路遥的思考，他由此想起《人生》发表后批评界的一些说法：“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他认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在他看来这种感情联结是一种历史命运，因此，他显然无法接受那样的理解问题方式，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在他看来，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他写没写“先进”的生活，有没有“先进”的观念，而在于他能否从历史的深处呈现出这种转变的全部复杂性。路遥是在清醒意识到自己与当时文坛主流观念脱节的状况中而苦苦坚持着的，正是这种清醒的坚持使他打开了文学的另一扇大门，展现了另一重文学的世界。

　　在这种“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中，在这种对于自身历史的感悟中，乡土作家所展示的是创作主体的“自我自觉”。作家体认到自身的精神渊源与文化血脉，也感知到自己的现实境况和历史命运。作家不是以旁观者的意识感知外部世界，而是以个体生命承受外部世界的变动，同时又以真切的生命感受反馈于外部世界。各种意识、情感的光谱相互交织，这无疑构成了乡土书写的精神底蕴和审美底色。

　　作家的自我觉醒同时也是一种艺术自觉，我们可以此解读乡土叙事中作家的生命世界和艺术世界。乡土叙事朝着不同方向的艺术拓展表明：独特的乡土体验必不可少，对于乡村变革的独到理解同样不可或缺，鲁迅如此，赵树理如此，路遥也同样如此。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不尽相同的乡土世界，既源于不同的乡土生活经验，也源于不同的乡村变革理解。鲁迅的创作不是单向度的传统批判或国民性批判所能说明的。鲁迅与传统之间包含着一种复合的结构，在回溯中包含着深刻的重构，在批判中隐含着内在的联系；他不是简单的切换，而是复杂的蜕变。人们一般认为赵树理与现实政治靠得比较近，作品带有问题小说的意味。事实上，赵树理的创作建立在深厚的乡土经验之上，就拿其作品中的“社会关系”书写来说，是带着深厚的个人经验色彩的。赵树理写到乡村各阶层的时候，不是观念式地生硬划分，而是将阶层与移民的先后、村落中的姓氏、在村落中的居住位置相联系。这就说明，其阶层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思想意识，而是根植于最直接的乡村经验。对路遥来说，正是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使他选择了自觉承担，也选择了厚重的艺术。对他来说，厚重既是一种有关苦难的意识，也是一种漫长跋涉的长篇小说艺术。

　　创作主体的自觉，从自我自觉延伸到艺术自觉，又进一步深化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包含着对于历史变动场景中乡土社会文化属性的清醒意识，包括文化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相互关系、变动与延续的相互关系等。从乡村百年变革书写的历史行程来看，要实现对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与美学的表达，文化的自觉必不可少。文化自觉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乡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的理解，对于乡土社会世态人心有深切的体悟，不能简单地用差序性笼统取代差异性；二是不能固守差异性，把乡土文明理解为一成不变的传统，而要在一种开放的视野中来理解乡土社会的变迁。因此，这种文化自觉不是僵固的自觉，而是一种动态的自觉，是对于文化动态演变的自觉，既有对乡土文明独特属性的感知，也有对乡村社会变迁轨迹的贴近理解。

　　其次，乡村百年变革书写从乡土叙事的展开看，一条重要的脉络就是乡村变革力量的探寻，与之相关的则是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乡土叙事中一些过去被忽略的意蕴会被重新唤醒、重新阐释。鲁迅的乡土小说主要从文化启蒙的视角展开，我们看到的是“老中国儿女”的“沉默”状态，但我们不能说鲁迅不关心现实的改变，即使如阿Q，他也是要革命的，当他看到传说中的革命党“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阿Q的革命未免有些盲目，所以让人怀疑，郑振铎就对此提出过质疑，认为“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对此，鲁迅的回答是：“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改变现实对于阿Q来说虽然是盲目的，却是发自本能的。左翼作家乡土叙事的一个显明特征就是现实变革力量的增长。这种变革力量与革命意识及新人形象结合在一起，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乡土小说中。

　　此种乡村变革何种程度上具有现代性意义，实际上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富有意味的是，两个日本学者曾就此问题展开过争论。洲之内彻认为赵树理的作品虽然如杰克·贝尔登所言，“写出了相当有趣的人物”，但缺乏个性的成长，缺乏一个心理的过程；作品中的人物看上去富有行动能力，但“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进步势力方面的人。……道路是自动打开的”。也就是说，在洲之内彻看来，赵树理的小说是缺乏现代化（性）品格的。对此，竹内好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先是指出了赵树理作品中人物的个性与通常的西方现代小说中的人物个性有所不同。西方现代小说中人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人物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冲突中展示出来的；表面上看，“个人英雄支配着他周围的一切，实际上他们是被周围的一切所支配的”。相比之下，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他们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针对上述争论，有研究者认为，“其启示性在于提醒人们去追问文学现代性的评判标准及其内涵的歧义。更具体地说，这涉及如何反省20世纪中国文学评价体系中的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三里湾》与《创业史》也有着探索乡村变革力量的明确意识。比如《三里湾》中玉生对科技知识的痴迷、对场碾的改造，再如作品通过画家老梁的画对三里湾远景的展示；《创业史》主要是围绕几个重要事件展开，而新稻种“百日黄”的试种以及改霞离开蛤蟆滩，到大城市去参加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对于现代性变革力量的感知与憧憬。但限于当时薄弱的历史条件，这种现代化的憧憬和实践还未能与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还未能以更现实的方式充分铺展开来。

　　联系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我们可以说，生活在孙少平、孙少安面前展开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体现为世界的敞开与主体的确立。路遥曾以柳青为学习的典范，反复阅读《创业史》达7遍之多。一部分原因是与柳青相熟，亲炙过柳青的指导，这种研读会让他感到亲切，另一部分原因是通过《创业史》把握长篇小说的艺术样式，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之间所构成的对话关系。《三里湾》《创业史》是在相对封闭的乡村世界中展开的，而《平凡的世界》则是在一个充分敞开的现实世界中展开的。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所体现出的急切感、使命感就在于他明确意识到了这种差别，以及这种差别所具有的精神史意义。感受着时代的呼唤和催生，孙少安、孙少平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拥有了新的生活样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体验的形成、精神人格的成长。孙少安致富之后，把自己筹资建校的事“放到了本村近代史中去考虑”。孙少平离开双水村源于一系列现实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更源于“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对孙少平来说，离开双水村是对束缚人的“高加索山”的挣脱，而一到黄原，他感到这是他的“新大陆”。在黄原的街头，他感到孤单，感到旷野般的孤单，然而，这个世界可以提供他渴望的自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行走，别人连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确实，《平凡的世界》并非停留于苦难的安慰和奋斗的励志，“他所追求的是要让他笔下这个人物，在‘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中充分地表现他精神的成长”。

　　通过孙少平、孙少安这样的形象塑造，路遥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精神体验，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确信。叙事风格上写实加浪漫略显古典，但在叙事态度上却是具有深刻自信的。路遥清醒地意识到他与文坛思潮格格不入，但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写作的意义，“希望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平凡的世界》失落于当时的文学史，但在更广阔的精神历程中它有着被重新解读的可能，近年来对该著的重新诠释当作如是观。我们从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再经典化中，也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于调整阅读视野和评价尺度的普遍性意义。

　　考察乡村百年变革书写，当然要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变革力量的滋育、乡土新人的成长、新的社会阶层的分蘖；与此滋育、成长、分蘖相联系，形成了乡土小说中的新人、离乡者、叙事者等形象。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乡土小说的发展缺乏整体性概念和贯通性思维，常常在差序化的视野下看待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对于其中的人物自然也缺乏前后联系的概念。比如，谈到乡土小说中的“新人”往往主要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青年形象，而如果放在更深广的背景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新人形象与早期乡土小说中的知识者形象联系起来，还可以把他们与80年代后各种离乡离土者形象联系起来，总之，可以放到乡村社会现代变革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在前后的贯通与比较中，可以更贴近地探讨乡村变革的契机与路径。

　　最后，乡村百年变革书写从价值指向看，体现为互动与转化中的意义生成。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变革不仅牵涉现实力量的探寻，同时，也涉及价值的来源与体验等。在这样的层面，往往纠缠着更多的“心结”，其“中国式”特征可能表现隐微，但却更为强韧。

　　价值之源和价值体验问题，不只是乡村变革中所遭遇的症结性问题，也是中西方文化遇合、碰撞中遭遇的恒久性问题。遭遇现代文明，传统乡村社会不仅经受着社会层面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感受着价值形态上的剧烈冲击，价值的破碎与重构或许是一个更为艰辛的过程。对于鲁迅的《祝福》，人们一般从启蒙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是祥林嫂自身的不觉悟，二是祥林嫂周围群众的冷漠和不觉悟等。其实，从作品的结构来看，小说不仅仅是祥林嫂的故事，更应该是“我”与祥林嫂的故事；作品由祥林嫂的终极之问与“我”对这一问题的无能为力所构成。祥林嫂的苦难固然是现实的，但更是心灵的，是一种价值上的无归依状况。鲁迅在感受到乡土社会价值破碎的同时，也明确意识到价值重构的艰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乡土小说，诸如赵树理、柳青的一些小说中，人物既像是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又像是走进了新的生活世界。这里关联着两种生活形态，也关联着两种价值形态。一般来说，作品中新一代人容易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不容易接受，但经过教育，后者逐步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然而，读者往往会认为老一辈人写得更贴近生活一些，新一辈人写得更理想化一些。对《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评价就是典型案例。关键在于，一个想象的、未来的世界如何与现实生活相衔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衔接中，如何实现价值的、情感的过渡。细致地看，作品深入人物心灵世界主要就与对这种价值、情感状态的把握有关。对梁三老汉来说，大半辈子的人生经验使他不自觉地具有旧时农民的生活理想，想要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但穷苦的出身与受压迫的经历又使他本能地趋近乡村社会的进步力量，热心于互助组的事情。而对梁生宝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在剧烈的现实变革里，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显示出更大的可塑性，体现出更坚定的信念和更深刻的认知。严家炎认为，与梁三老汉形象的丰满相比，梁生宝则显得相对薄弱一些。究其原因就在于如何看待人物思想与性格之间的衔接与过渡，如何从现实矛盾与人物性格的互动中衍化出人物的所思所想。当然，强调贴近人物，深入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似乎只是一般的文艺学命题。然而，这里不只是一个文艺学的命题，假如说，价值是意义的体验形态，这里就包含着社会理想（价值）如何生根、如何与生活联结的问题。总之，作品显示，当乡村社会接轨于一种新的社会样态、生活样态时，人们不单单面对一种理智的选择与过渡，还需要情感、价值、经验的衔接与过渡；这种互动与转化的文学呈现无疑包含着更大的艺术难度，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比较是应该考虑这种艺术难度的。

　　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可以看作《创业史》的续集，既是社会生活延续意义上的续集，也是价值探求和反思意义上的续集。孙少平深知，走出双水村对他来说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性所蕴含的潜在自由却是个巨大的诱惑。当他伸手触摸那个自由的时候，似乎本能地感受到与其相伴随的苦难。对于孙少平来说，苦难与自由（意义）一体两面，他必须通过个体的承担把苦难转化为意义。孙少平到黄原扛活，到铜城下矿，期间虽饱尝艰辛，但感受到的并不是痛苦和屈辱，因为他把这看作“血火般的洗礼”、一个“酿造生活之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自我的确立，感受到意义的存在。作品中孙少平把这种认识叫作“关于苦难的学说”。也可以说，这是路遥本人关于苦难/意义相转化的学说，也是整个作品意义得以确立的支柱。对于阿Q、祥林嫂来说，意义何在是茫然不可知的；对于金生、玉生、梁生宝等人来说，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而对于孙少安、孙少平来说，意义主要是从自己的承担和体验而来，从对现实艰辛、苦难的克服中转化而来。在此，个人主体得以确立，是在价值的创造和体验中得以确立。表面看来，这一价值主体的确立只体现为一个现实的环节，实际上它又包含着对于历史曲折的直觉和意识，包含着对传统价值系统的激活和接通。所以，不言而喻，它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蕴。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乡村变革书写前景构想

　　从乡村变革书写的历史看，乡土文学发展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变革保持同步。其间，乡土叙事展示出其艺术表达的广度和深度。虽然说，乡土叙事作为文学与艺术，无法离开直接的感性经验，但乡土叙事不仅联系着乡土经验，同时也紧密联系着乡土认知观念。

　　文学发展是传统的不断延伸，但传统不是孤立、松散的文学现象，而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文学史的脉络一端联结着过去，一端联结着现在，所以，它总是与当下的理解和发掘相联系的。接续、激发文学史脉络的生命力，有赖于历史与现实视野的接通；中国式现代化在更深的意义上接通乡土变革书写的内在脉络，这必然为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和艺术养分。顺应新时代以来乡村巨变以及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乡土文学创作必会迎来新一轮的繁盛期。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乡村变革书写中人学内涵的拓展

　　知识者与农民构成了乡土小说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人物关系。之所以如此，又与乡土小说的现代发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由于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者被抛离传统社会固有的人生轨道，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实现其文学表达，这便是乡土文学的现代发生。鲁迅及其影响下的早期乡土小说家清晰体现了这种知识者与乡土，也是与乡村农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刚刚离开“父亲的花园”，这种剪不断的乡土联系自然也投射或折射于作品之中，创作中或抒发对于故乡的依恋之情，或由于现代意识的觉醒而表达对沉睡乡土的批判。乡土小说不仅与知识者的人生经验紧密相连，也与这一过程中知识者的情感状态和观念认知紧密相连。作品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情感世界的探寻、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与人相关的文学表达，虽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貌，展示不同的内涵，但都基于此种基本的（知识者—农民）人际关系之上，由这一基本的人际关系延伸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创作者的乡土经验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情感状态和观念认知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在不同代际、不同地域的作家那里情形会不尽相同，但乡土经验发生蜕变或者说出现淡化则是明显的趋势。有作家谈及与故乡或者乡土渐行渐远的状况。如贾平凹说：“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乡土体验的弱化、消费社会的到来、传播方式的转变，使得乡土书写中的经验支撑变得稀薄，这为乡土叙事中作家把握人物关系进行人学内涵的拓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尽管21世纪以来乡土经验发生了巨变，并且在全球化冲击下呈现出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状况，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已然昭示，知识者与农民关系这一核心线索，只有放到乡土社会现代变革的历史中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在历史回顾中考察其基本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民性”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显示，在不同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奋斗，“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知识者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自然包含着“人民性”内涵。二是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特定意义上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胞物与”思想是相通的，或者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承续与现代转化。就此而言，有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知识者与农民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的乡土经验为作家在创作中的艺术拓展提供了依据和支撑，作家以此想象人物间的社会和伦理关系，打开人的精神与心灵世界，实现其人学内涵的探索与表达。这就要求作家创作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情感和观念认知上都能够接通历史和文化的视野，熔铸“人民性”与“民胞物与”等内涵。当然，“人民性”与“民胞物与”的内涵不是话语的标签，而是热切的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生体验，并且是随着时代生活不断演变的人生体验。关仁山创作从《天高地厚》到《麦河》的变化，胡学文创作从《麦子的盖头》到《有生》的演变，从中我们看到，来自燕赵大地的作家紧贴现实的脉搏，尤其善于捕捉善恶纠葛中女性生命中的温情、善良，乃至人性的光辉，其中，我们不难辨识出孙犁小说中女性书写的人民性话语的谱系性流变。类似的道理，李传锋的《白虎寨》、彭东明的《坪上村传》等，这些作品写当代乡村社会的巨变，尤其是写新一代农民参与乡村变革掌握自身命运的热情和实践，所体现出的人民性倾向也让人不难联想到周立波和他的《山乡巨变》。

　　文学创作中，人性的深度内涵与人生的具体经验看似矛盾，实际上相辅相成。指望凭借浅薄的经验而达致人性的深度拓展，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在现实经验的深处、细处，才有望打开人性隐秘的窗口。新的乡土叙事，就是要把人物的经历、行为放到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放到乡村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经由丰富的现实人生而深入人物的心理和灵魂世界。如此，方能写出血肉丰满的人物，触及人灵魂的深度。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乡村变革书写的创造生发点

　　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包括外部社会的变迁，也包括内心经验的演化。比如说，百年前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人口不足10%，到百年后的今天城市人口已经超出60%。随着大量人口从乡村转入城市，人们的生活经验不再是单纯的乡土经验，而是复杂的城乡混合型经验。但就乡土叙事而言，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已经造成作家乡土经验的钝化和隔膜。一些作家靠着相对陈旧的乡土记忆进行写作，而一些新的乡村经验又难以找到恰切的表达方式。这种情况下，乡土叙事往往出现主观化、模式化的倾向。主观化体现为创作中艺术思维的信马由缰，一种近乎臆想的状态；模式化则是创作上大同小异的重复，或者是对自己的重复，或者是对他人的重复，说到底，就是经验的疲态和对于经验驾驭的无能为力。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开拓了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路径，与此同时，也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其实践逻辑而言，则寓含于百年来的实践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这种实践逻辑打破了固定的、先在的认知遮蔽，为真切趋近、理解事物本身创造机缘。正是这种与实践相关联的创造品格为乡村变革书写中如何把握相关历史过程、处理相关经验提供了建设性思路。针对乡土叙事，论者总是强调“地方性”“在地性”等特质，强调“接通地气”的重要性，一再重申“三画四彩”作为乡土小说的基本规约，但创作中还是不断出现游离性、装饰性的民俗或地方色彩书写，仍然存在着经验疲劳、认知遮蔽等问题。说到底，这种经验还不是活性的经验，不是切身的生命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深入理解，可以引发打开现实、激活经验的方法论思路。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种创造生发点，从乡土经验方面来看是接通地气，从创作主体方面来看则是切身性体验，看上去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同一事情的不同侧面。地域性的风俗民情等“地气”元素是经由历史岁月的积淀而成，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可以作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描写和归纳。但在创作中情况发生了变化，由谁来接通，如何接通则又成为另外一个审美层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风俗民情等地域文化理解为“地气”的主要表现，那么，这种地气呈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对而言，“接通地气”的“接通”则体现出动态化的特征。在对地域文化有了大量研究之后，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接通”才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一个创造的生发点。“地气”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对接点，大致说来有以下方面：其一，人与万物间的氤氲化生。表现特定自然环境对人的心智的塑造，集中于对人感知方式、生活方式的书写。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于鄂温克人生活的描写和刻画。其二，人与“大地”的相依相偎。“大地”既是一个具象的概念，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端木蕻良小说中的“大地”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代作家红柯也是一个明显表现出“大地”意识的作家。其三，人与神灵间的呼喊与应答。神性不外乎人性，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超越和升华。人性照亮万物与大地之时便是神性的到场，从而，神灵往往与困厄时的呼喊相联系。阿来的《空山》写到深山村落原始淳朴的解体，叙事者不禁感叹，“这个时代神灵已经远遁了。”其四，人在乡野习俗间的涵泳、呼吸。这类作品在当代乡土叙事中当然不胜枚举。一般来说，在人们习惯的认知中，乡野习俗源远流长，而在现代背景下遭遇危机。张忌的《南货店》则写了“南货生意”这样一种较为晚近的习俗的起落，这也说明乡间习俗其实也一直处于迁流、变化之中。

　　接通地气，换一个方向来说也就是获得切身体验，这样，人物的语言、行为才会枝叶丰茂、活灵活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才会细腻、丰满，充满精神、气韵，乡土叙事中创造的生发点才会落到实处。当然，这种“接通”和“切身”同样要放到大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中来看，放到乡土社会的现代进程中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就要考验乡土书写如何回应新的乡土社会进展，如何回应新的乡土经验。当年柳青曾提出“望远镜”加“显微镜”的把握方式，虽然略显机械，但仍不失其道理。这既要求作家对乡村现代变革中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把握新的城乡关系与新的市场联系等；还要求作家从人物内心去切实感受、体悟这些新的乡土经验，展开新的乡土叙事，从而创作出新时代的《创业史》和《山乡巨变》。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乡村变革书写的写实性增长

　　从审美形式的角度看现当代乡土小说，不难发现，写实一直是乡土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当然，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从根本上说它所诉诸的真实只能是一种拟真实，是不同维度的真实。大致说来，这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的真实：一是经验维度的真实，二是社会维度的真实。所谓经验维度主要指日常经验，以及这种经验中的各种细节的真实。鲁迅的《祝福》写到鲁镇旧历年关的祭祀活动，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写江南山村宋氏义庄祠堂前各色人等对于粮食的争夺，这些都体现出一种日常经验的真实。与这种经验维度的真实相比，还有一种社会维度的真实。社会维度的真实强调对社会结构和变化趋势的把握，尤其强调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刻画来实现这一艺术目标。《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基本上体现了这样一种艺术追求。

　　相对而言，那种远离日常和社会经验的叙事则体现出一种虚构色彩。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突出文化层面的表达，叙事的虚构特征明显增强。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的乡土叙事中广泛征用民间故事以及志怪的表达元素，又融合寓言、象征等现代艺术元素，从而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实现其艺术表达，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都是这类作品。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一些作家似乎开始厌倦创作缺乏现实及物性的虚飘感，试图重新寻找创作的现实感，着力于细部经验的呈现。在这方面，贾平凹的创作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高老庄》《秦腔》都表现出对乡土巨变的一个侧面的把握。谈到《高老庄》时，他说：“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与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这源于我对小说的观念改变。”作者想要“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到《秦腔》作者仍然延续了这一写实的路数，尽管他说要“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但所写的仍然是家长里短、妇姑勃谿，“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执着于细部的描写，力图通过日常经验的写实更大限度地再现变化中的乡土真实，这在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孙惠芬的《上塘书》《歇马山庄》等作品中都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2010年前后，当代文学中出现一股非虚构的创作思潮。总体上说，非虚构的写实性可以看作对新时期以来纯文学思潮的一种矫正。从乡土叙事领域来看，非虚构对于写实性的倡导同样显得急迫和及时。梁鸿谈及其梁庄书写的初衷和思路时曾说，正是因为文学和传播中的乡土形象让她感到虚幻和焦急，所以她产生了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而当作者回到故乡，面对眼前真实的乡村时，又感到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其中的新旧问题和它的全部复杂性。她感到最终也只能以文学纪实的方式为故乡和亲人立个小传。

　　面对乡土现实的急剧变迁，作家不愿停留于个人主观经验的虚构呈现，力图贴近乡村社会的现代变革，把握这一复杂甚至不乏纷乱的现实。在此，我们既看到一种写实性的努力，同时也感受到追求写实性的艰难。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究其原因还是存在着情感和认知的局限。从情感层面看，一些作家对于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感到难以接受，有一种怀旧和恋旧的心情；从认知层面看，一些作家对于当代乡村的剧烈变迁还存在着认知障碍。当代乡村的变化牵涉众多的内外因素，既有乡村自身的变迁，也有城乡双向的互动，既有政治经济等物质层面的改变，也有世道人心等精神层面的裂变，这就使得乡土叙事中要做到富有深度的艺术把握绝非易事。

　　艺术的创造性与艺术的难度是成正比的，艺术的创造性恰恰在于它对于难度的克服当中。当代乡村现代变革的进一步加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除了城乡融合发展，还要推进乡村振兴，这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变化，也切切实实是农民命运的变化。乡土的命运、农民的命运只有放到这样现实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更切实更深入的理解。人生变迁与社会转型、历史积淀与当下语境须经反复参证、双向会通，乡土叙事才能从经验维度的真实上升到社会维度的真实。笔者以为，从乡土和农民的命运出发，以此为线索和推动，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做更深更广的开掘，无疑可以增强乡土叙事的真实感。近年来乡土叙事已经显示出这种社会维度真实感日渐增强的趋向，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乔叶的《宝水》都是这一新的美学趋向中值得注意的作品。

　　当然，乡土叙事写实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极端。写实与虚构作为文学的不同表现方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当它们与现实之间构成不同的审美关系时，才可能构成不同的表达侧重。但是，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写实与虚构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像鲁迅在谈到安特莱夫（今译安德列耶夫或安德烈耶夫）小说时所言：“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总结中国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极大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原有的关于现代化的观念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我们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理解乡村社会的现代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新的理论视野为我们贯通百年来乡村变革书写的内在脉络提供了可能，从而为从更广阔更内在的视野把握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如今，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在乡土叙事百年更迭的历史节点上，如何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审美空间成为乡土创作的新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同时也深刻联系着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包含着对中华文明清醒的自觉意识。这一理论的深入把握有助于我们破解单纯差序化或差异化思路所造成的偏狭，避免在书写乡土艰难时陷入悲观之境，也避免在乡土传统的理解上落入固定化的圈套。有理由相信，新的观念视野将为我们打开新的美学境界。中国式现代化所拓展出的新的理路和视野，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土社会的历史与时代变迁，也有助于更深地把握这一史诗性巨变中乡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可以预期，乡土文学这棵老树在新时代又将开出新的璀璨的花朵。

　　此外，中国乡村变革书写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感悟与解读，必将带有中国历史文化中智慧化、人文化、和谐化的特点，将为理解世界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提供独到的视野。不仅如此，经过上千年蕴积的中华乡土文明，它的现代转变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历史性和丰富性是欧美乡土文学所难以比拟的。对这一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社会的、文化的、人生的遭遇进行文学书写与表达，也将是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巨大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跣 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