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按照当今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研究的一种代表性说法，《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创作先后有三个稿本，其中，前两个稿本出自恩格斯之手，分别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信条》）和《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第三个稿本即我们熟悉的《宣言》定本，由马克思执笔完成。在文献学领域展开的《宣言》创作史研究以精细化考释见长，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也在“三稿本说”的框架下凸显出来：晚出的《宣言》定本是否还有原创意味和独立价值？一些西方学者正是由此入手，对马克思的理论工作做了恶意贬损。 本文的研究立意是，文体视角下的政治修辞分析能够对问题的澄清提供帮助吗？

　　沿着这个方向深入思考，会遇到一个复杂的问题链，其中的第一个环扣，涉及“教义问答”（catechism）与“宣言”（manifesto）两种文体的关系。在功能定位上，教义问答适用于通俗化的宣传教育，面对的是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受众，《信条》和《原理》用的就是这种文体。而宣言则是以启示录式的言辞向不合理秩序下战书，让历史告诉未来，《宣言》定本用的就是这种文体。因此，至少从政治修辞的角度看，《宣言》的创作不仅是连续性的，而且是间断性的。

　　泛泛地说，阐明真理、宣示正义、批判现实、开启未来，构成了作为文体的宣言的一般修辞风格。可是，18—19世纪频现于公共生活舞台的宣言，在形式上五花八门，资产阶级宣言和无产阶级宣言的规范表述还不一样，前者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用词为“declaration”；马克思执笔的《宣言》，用词则是“manifesto”。如何透过修辞手法的浮表，揭示两种宣言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理路上的实质性区别，是整个复杂问题链的第二个环扣。这部分将着力阐明，资产阶级宣言的价值支撑是“自然法”，而马克思则以“历史辩证法”为无产阶级政党宣言提供全新的理据。

　　有点棘手的是，马克思之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巴贝夫、孔西得朗，亦曾发表过“宣言”（manifesto）。一些西方学者还拿这条线索大做文章，对马克思的《宣言》创作进行诋毁。因此，怎样廓清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就构成了整个复杂问题链的第三个环扣。《宣言》定本的第三节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梳理，相对而言不太受研究者重视。但恰恰是这部分内容，以思想批判的形式彰显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宏阔尺度上展开的历史辩证法。本文尝试说明，只有将《宣言》的第三节与第一节进行对勘，才能更透彻地把握这一划时代文献的总体性论证结构。

　　在古典时期，“修辞术”（rhetoric）的运用往往联系着某种演说场景，其精要是在政论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一些当代学者将修辞术的运用由口头扩展至书面，认为这种说服的技艺之所以具有政治潜能，乃因为现实的政治总是涉及不确定境况下的决断与选择。宣言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修辞，旨在挑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常以犀利的批判唤起被压抑者的觉悟及行动，马克思执笔的《宣言》正是如此。当然，对马克思来说，任何修辞技巧的运用都仅在服从和服务于理论论证的大逻辑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于是就有两个相互缠绕的问题：一是历史辩证法如何以政治修辞的方式呈现出来，二是政治修辞的言语表达怎样遵循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理路。在这两个问题的综合平衡中展开讨论，是本文重思并领悟《宣言》精髓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一、从“教义问答”到“宣言”

　　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专家的工作有开创之功，也因此成为《宣言》创作三稿本说的源头。依据巴加图里亚的解读，广义的《宣言》创作涉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世界观转变而渐次完成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可称为“前史”，时间大略在1842年至1846年；狭义的《宣言》创作则缘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流亡工人组织的交集，特别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为其起草纲领，时间集中在1847年下半年至1848年初，由此获得的理论成果便是前面提及的三个稿本。巴加图利亚制作了一张说明三稿本关系的结构对照表。国内一些研究《宣言》创作史或传播史的学者常常援引这张对照表。这张对照表不仅坐实《宣言》创作的三稿本说，而且对三稿本说给予了结构化论证，特复制如下：

　　一些西方学者喜欢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上刻意制造混乱。关于《宣言》创作的三稿本说，突出了为无产阶级政党拟定纲领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所展开的接续努力，这当然值得肯定。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的文献学研究并未充分考虑《宣言》创作过程中的文体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论证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变化。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两难推理，如果认定《宣言》的核心论点在《信条》和《原理》中已然阐明，那么，《宣言》创作的“第一小提琴手”就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反过来，如果采用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的解释，说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那么，这种解释就不纯然是一种谦辞，而是旨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一种精心谋划的传播策略。怎样跳出这一逻辑陷阱？

　　有学者指出，由马克思执笔的《宣言》定本，在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个论点颇具启发性。只可惜，像多数研究者一样，在《宣言》创作中至关紧要的文体问题，也被轻易放过了。但是，倘不以文体为聚焦点形成自觉的问题意识，则《宣言》定本的独立价值就无法得到充分证明。事实上，最先形成这一问题意识的，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1847年11月下旬，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写道：

　　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

　　依据这封信，我们可以推断：（1）《信条》和《原理》所采用的文体均为“教义问答”，而这种文体对无产阶级政党纲领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2）与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相匹配的文体形式是“宣言”，因此，至少在政治修辞的意义上，《宣言》定本与《信条》《原理》的关系，不仅有连续性的一面，而且有间断性的另一面。（3）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宣言”既要运用独特的修辞手法，也要在“历史”的叙事中展开逻辑论证；而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政党起草一份公开发布的纲领，在当时的可能人选中只有马克思胜任。

　　从西方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教义问答”乃一古老文体。这种文体在基督教新约时代就已出现，其基本功能，是面向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普通信众，对基督教的“教义”或“信条”（doctrine）进行通俗化解释。至启蒙运动时期，这种文体开始在世俗政治领域流行开来，西耶斯的名作《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即为例证。法国大革命期间，旨在实施公民教育的通俗化问答读本，遍地开花，主题多样。

　　一个朴素的事实是，在19世纪的欧洲，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虽然催生了一支规模不断膨胀的产业工人大军，但是这支大军被资本压在社会底层，其个体成员，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已十分艰辛，读书识字更属奢望。这可以部分地解释，面向文盲或半文盲的普通工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材料，为什么会采取教义问答的形式。即以19世纪40年代影响日增的国际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而论，用教义问答体进行写作的组织领导人，事实上也不止恩格斯一个。但恩格斯在《原理》的写作过程中强烈意识到，要为无产阶级政党起草一份兼具感染力、说服力、号召力的纲领，这种文体已“完全不合适”：一个个问答的罗列过于琐碎，难以在“历史”的叙事中展开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通俗化的宣传风格，也牵绊了无产阶级政党纲领应达到的高度，无法充分展示同旧世界实行彻底决裂的磅礴气势和战斗力量。所以，他请具有深厚哲学理论功底并掌握高超修辞技巧的马克思出场，以新的文体撰写一部《宣言》。别的不谈，只要简单比较一下《宣言》与《原理》开篇的文字表达，就会看出两者的巨大差异，而三稿本说显然忽视了这一差异。

　　《原理》的开篇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

　　《宣言》的开篇则是这样的：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据考证，西方语境中的“宣言”（manifesto）一词，在发生学意义上有两条线索。一条源出拉丁文的“manifestus”，通常以形容词为主，意味着“清楚明白”“确证无疑”；另一条源出意大利语的“manifesto”，其名词形式通常用来指称表达某种立场、观点、主张的布告或散页，这类布告或散页在公开场合张贴或分发，以引起公众的注意。作为一种政治修辞，宣言在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时期得到广泛运用，并频现于社会剧变的19世纪欧洲舞台，多被写成挑战非正义秩序或不合理规则的战斗檄文。法国哲学家德布雷（Régis Debray）扼要分析了宣言的三大功能。首先是决裂的功能，即通过强行介入促成一种剧烈反转，实现对旧秩序的颠覆；其次是真理的功能，即不仅要对非正义的人和事进行谴责，还要发现并宣扬一种隐匿或被压制的真理；最后是筹划的功能，即超越当下，面向未来，建构一种总体性的理想安排并推动其变成现实。如果一份“宣言”高水平地聚合了这三大功能，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在人类历史上确立了一个地标、构成了一个事件、制造了一个日期。显然，这样的功能是“教义问答”无法承载的。

　　马克思执笔的《宣言》定本，有红色“圣经”之誉。之所以如此，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或许就在于抛弃教义问答形式，采取了与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相匹配的新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宣言》创作过程的准确概括，必须将“三个稿本”与“两种文体”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了给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份准备公布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恩格斯和马克思反复磋商，三易其稿，接续努力，这体现了《宣言》创作过程的连续和渐进。另一方面，与《信条》《原理》相比，《宣言》定本不仅在文体上出新，还高水平地达成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这又体现了《宣言》创作过程的间断和飞跃。此乃理解《宣言》定本之开创意义和独到价值的关键所在。

　　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宣言”价值预设的颠覆

　　在国人的译作中，汉译为“宣言”的西文词汇其实有两个：“declaration”和“manifesto”。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用词都是前一个。依据马克思的文献阅读笔记和个人藏书单，可以确定，他对这两份著名的资产阶级宣言十分熟悉。可以推论，资产阶级宣言作为一种类型化参照，在马克思创作无产阶级政党宣言的过程中是隐蔽在场的。这样，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1）如何在政治修辞的意义上区分“declaration”与“manifesto”？（2）资产阶级的两大宣言选用“declaration”一词究竟意味着什么？（3）马克思怎样对资产阶级宣言的价值预设展开批判，并给无产阶级政党的“宣言”（manifesto）提供全新的理据？

　　在界定“declaration”和“manifesto”时，当今的权威辞书牛津英语词典（OED）似乎陷入了某种阐释循环。这表明，两个词在语义上有显见的交错与重叠。但是，一种以确证无疑的口气和清楚明白的文辞公开发布的“宣言”，在什么情况下应叫作“declaration”，又在什么情况下当称为“manifesto”？近代欧洲绝对主义王朝时期逐步定型的话语表达习惯留下了这样的线索：“declaration”一词通常适配于君主；而“manifesto”一词则多为贵族领主及其他形式的社会集团和地方势力所用。由此显现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一国之君乃神圣化的主权者，所以“declaration”大致可以被理解为由王国的最高政治权威或合法政治代表颁布的具有自上而下的昭告性质且在王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公开声明；相较而言，当贵族领主及其他形式的社会集团或地方势力用“manifesto”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们的诉求对王国的普适法统来说不仅是局部性的或党派性的，而且是抗争性的或挑战性的。

　　北美《独立宣言》的主体内容是对英王暴行的指控，但正如贝克尔的评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这份指控清单列得多长，而在于设法向全世界证明，他们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并不是作为非法的“叛逆者”执意挑战一个“正当的权威”。毋宁说，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根本性前提”，这个前提天经地义、完备自足，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府理论”或“政治哲学”，可以为反抗和推翻包括国王在内的一切暴政提供正当理由。如是，原本为君主所用的“declaration”，被北美革命志士拿到手里，以不言而喻的真理发现者口吻堂堂正正地书写起了新式“宣言”。此乃高明的话语权争夺策略。为了充分体认其论证格式，《独立宣言》开篇的文字援引如下：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相连结的政治桎梏，并按照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的规定在世界列国中取得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尊重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把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布出来。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修辞风格上，《独立宣言》既滔滔雄辩、掷地有声，又文思巧妙、庄重典雅，曾作为范本被大革命前的法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广泛阅读。按照亨特的评论，虽说法国的革命志士很少有人达到杰斐逊那样的写作水平，但法国《人权宣言》也秉持跟美国《独立宣言》一样的根本性前提，即通过诉诸不言而喻的自然法，来为人与生俱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做辩护。 贝克尔把这种现象称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其理论逻辑是，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原则，凭自己的“本性”(nature)而天然正当，犹如出自上帝的神圣意志。这些原则是超验的和永恒的，并因而成为判断一切世俗思想、行为和制度的终极标准。如果这些原则和标准在某种现实秩序之下，例如在封建等级秩序之下，遭到了遮蔽或压抑，那么，思想启蒙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人类理性将时间上永恒不变、空间上普遍适用、价值上天经地义的权利与正义原理发现并宣示出来。这便是“declaration”一词在法国大革命进程中被赋予和强化的现代性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人权宣言》的文辞表达尽管没有美国《独立宣言》那样一咏三叹的节奏，而是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对诸项人权和公民权利进行平铺直叙，看起来更契合笛卡尔式的公理演绎要求，从而取得了资产阶级宣言的理想化形式。以下是其中两项著名条款：

　　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荣誉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

　　二、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

　　辩证地看，如何分析和评价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凝练表达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是马克思世界观的“两个转变”，从而也是广义的《宣言》创作必然面对和必须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周详地描述这一过程的细节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若是择其要者，可以指出一种双向的认识运动：

　　其一是“向下”的认识运动。在早期政论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资产阶级生活的二重性，强调那些被描述得像“天国的生活”一样的高高在上的“人权”，一旦下降到“尘世的生活”，立刻就会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也就是“利己的人的权利”。针对那些在形而上的观念王国埋头“纯粹批判”的青年黑格尔主义分子，马克思又论辩说，考察和分析1789年革命，不能只谈理想的“激情”而忽视现实的“利益”，相反，资产阶级的“利益”看起来很丑陋，实则如此强大，“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因此，就本质而言，高调的《人权宣言》只是充当了把粗鄙的资产阶级利益合法化的一种手段。

　　其二是“向上”的认识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做了一个历史的类型比较，指出封建等级秩序下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观念是“荣誉”“忠诚”；而市民社会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观念则是“自由”“平等”。其所以如此，乃因为资产阶级要证成反贵族特权的正当性，就不能赤裸裸地诉诸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而必须给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以形而上的价值包装，将其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使之高度地抽象化，升腾到天国一般的位置，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经由上述形式的双向认识运动，马克思一方面揭示出抽象人权观念立于其上的市民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特殊的阶级利益何以会呈现为普适的共同体幻象。这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编织的秘密，就被彻底揭穿了。

　　贝克尔认为，一如18世纪的思想家基于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则”建构了一种“人道宗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试图基于科学揭示的“自然规律”建构一种“新社会宗教”。这个类比是完全不成立的。原因在于，按照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作为资产阶级宣言之价值预设的“自然法”，本质上是一种虚构，其目的无非是要借助一套不证自明的说辞，将特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非批判地永恒化而已。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分析指出，同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一样，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论基点。纵使这种理论曾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批判性，亦不过指向封建制度。“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而一旦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说成是使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得以按“自然规律”进行的关系，便意味着这种关系不再受“时间影响”，仿佛成了始终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在马克思看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好，古典经济学家惯用的“分工”“交换”“竞争”范畴也罢，归根到底不过是一定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本身，都是在历史中生成，在历史中发展，并在历史中走向消亡的。因此，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信奉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相反，马克思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这样一种具有批判和革命性质的辩证法转换为政治修辞，就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发起公开挑战的宣言书。在马克思执笔的《宣言》定本的每一节中，我们都可以读到锵锵作响而又不乏幽默感的金句：“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用诸如此类的金句展示同旧世界实行彻底决裂的革命意志、英雄豪情和战斗力量，是马克思政治修辞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使其执笔的《宣言》定本成为“manifesto”这一文体形式的巅峰之作。

　　三、在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中彰显历史辩证法

　　严格说来，用“宣言”（manifesto）这一文体形式书写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政论作品，并非始于马克思。早在18世纪末，法国激进革命者巴贝夫就发表过《平等派宣言》。马克思在评论中曾提及的邦纳罗蒂编著的《为平等而密谋》一书，就收录了这份宣言。19世纪40年代，傅立叶信徒孔西得朗发表《社会主义原理：19世纪民主宣言》（即学界所称《民主宣言》），一度在欧洲产生较大影响。文献显示，恩格斯不仅是傅立叶派主办的《和平民主日报》的读者，还对孔西得朗的写作能力赞誉有加。马克思有没有见过孔西得朗，不好妄断；但可以肯定，他研究过孔西得朗的代表作。问题是，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抓住这条线索大做文章，说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模仿了孔西得朗《社会主义原理：19世纪民主宣言》的主标题，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涉嫌抄袭该文的内容。如何回应这一刻意抹黑的恶评？

　　在《宣言》定本第三节，傅立叶被推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代表，其两个方面的工作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一是在工商业发展的现代水平上揭示“阶级的对立”，阐明现存社会秩序中的“瓦解因素”及其作用，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批判分析，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二是围绕消灭“城乡对立”“私人营利”“雇佣劳动”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等，通过局部性模拟试验，对建构理想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在傅立叶那里，这两个方面都呈现出某种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以是积极地指向未来的。

　　孔西得朗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傅立叶，后逐步成长为傅立叶派的领导核心。1843年，在孔西得朗的推动下，傅立叶派的机关刊物《法郎吉》更名为《和平民主日报》，《民主宣言》就是为这份报纸撰写的发刊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主义派别的行动论纲，孔西得朗的宣言颇有一些树旗立帜的意味，它的修辞风格是在一个宏大叙事框架下宣示正义、批判现实、出具社会改造方案。以下是这份宣言的立论要点：

　　（1）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终结了旧的奴隶制度和封建秩序，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这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2）在经济社会层面，无节制和无规则的自由竞争，又一步一步地将社会成员分化为“两个阶级”，致使“少数人拥有一切，多数人被剥夺一切”，一种新型的“工业和金融封建主义”与“工人集体农奴制”之间的对立，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大顽疾。（3）克化这个顽疾的第一种方案是“革命”，即用暴力手段对富人进行剥夺，建立“财产共同体”，使穷苦大众从中得益。然而必须看到，（4）针对私有财产的“革命”也是一种“破坏”，它在本质上具有“消极”的“反社会”性质。比较起来，真正可取的社会改造方案是“联合”，即要设法寻求资本与劳动的一致，“将竞争转化为和谐，将分歧转化为趋同，将斗争转化为合作”。（5）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坛，派系林立，且不断进行着分化重组，但是，“民主原则的胜利”已不可逆转。因此，（6）要在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必须高举“民主”“和平”的大旗，本着“博爱”“团结”的精神，推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社会合作组织，努力追求“没有革命的社会进步”。

　　被某些西方学者视为马克思抄袭孔西得朗的主要证据，无非是说，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诸多弊端展开批判，特别是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19世纪的残酷工商业竞争，造成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着富人与穷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但问题在于，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对现代工商文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道德指控，本就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一般特征；至于孔西得朗指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也不过是重复或强化其师傅立叶的观点罢了。按照马克思的评价，就算傅立叶，归根到底也只是把无产阶级视为“受苦最深的阶级”，他看不到这个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更没有科学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正因如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孔西得朗就是这样的负面例证。因为，在傅立叶那里，“法郎吉”的试验虽有乌托邦色彩，却终究模拟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小环境；而孔西得朗则径直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寻求资本与劳动的合作，指望以不危及资本和利润的方式消除社会弊病，这岂不是思想的倒退？依据马克思确立的评估标准，孔西得朗的论说只能被归类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鉴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信徒幻想在不触动现存秩序的前提下消除阶级冲突带来的风险，马克思干脆称其为“社会主义的资产者”。从这个角度看，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末尾以启示录式的口吻发出的呼吁，充其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台上跳舞。

　　像“宣言”（manifesto）一样，“原理”（principle）也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种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文体。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宣言》创作的年代却有着绝大的分别。恩格斯把自己起草的党纲草案命名为《共产主义原理》，并建议马克思用新文体写一部《共产主义宣言》，主要是因为，那时的“社会主义者”，要么指已有明显宗派倾向的欧文信徒和傅立叶信徒，要么指那些在不危及资本和利润的前提下寻求各种补缀办法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其共同特征就是有意无意地以“上流”人士自居，“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显然，撰写《民主宣言》的孔西得朗属于这个类型。与此相对，只有站在“下层”的工人阶级立场上，并且确信，单靠改良还不够，必须在根本上改造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才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因此，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依据恩格斯的评论，当时以“共产主义”之名的诉求尽管显得粗糙、尚欠修琢，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而且在工人阶级中间已经产生了强大影响。大体来说，早些时候问世的巴贝夫的《平等派宣言》即属于这个脉系。

　　巴贝夫的思想逻辑很简单：法国大革命打出一面“平等”的旗帜，但大革命之后越来越严峻的贫富分化却使平等的承诺成了一纸空文。所以，一种契合底层人民利益的更彻底的革命，就是将平等的要求从政治—法律领域推进到经济—社会领域，不仅把平等的原则写在人权宣言的文本上，还要使之“出现在我们的屋顶下”。为此，必须废除作为社会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实行“公有财产或财产公有”，最终建立一个崇高而公道的“平等派共和国”。对照40多年后孔西得朗的改良呼吁，巴贝夫在《平等派宣言》中发出的革命呐喊，直指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丑恶制度，显得更富有战斗力量——“让富人和穷人、大人物和小人物、主人和仆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令人厌恶的划分最终消失吧！”

　　在当代中国，如何科学分析和准确理解“消灭私有制”的意涵，仍是学术界乃至公共论坛上的一大热点议题，围绕“Aufhebung”一词展开的翻译之争即为侧面例证。一个常识性的推论是，既然巴贝夫等空想共产主义者已明确表达过废除私有制的主张，那么，仅仅在抽象形式上简单重复这一主张，就远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在马克思看来，巴贝夫通过对平等原则的激进发挥引出“无产阶级要求”，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其偏爱密谋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却终究是“粗陋”的。《宣言》第二节有一个限定性解释：“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此为着眼点，再联系《宣言》创作前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大致可以说，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与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依据。按照唯物史观，“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一项历史性任务。这项任务的成熟和提出，仰赖一系列客观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下判断，而不能仅仅诉诸道德义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二是辩证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界定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所谓积极扬弃，一方面是要消除私有财产制度下“异化劳动”的反人道性质，另一方面则要吸收私有财产制度下“对象化劳动”的进步成果。及至《宣言》的创作，一种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到科学改造的黑格尔式的否定辩证法，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充当着马克思历史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工具。关于这一点，只要聚焦马克思对“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评论，将《宣言》的第三节和第一节进行对勘，就会看得很清楚。

　　通常认为，《宣言》第一节开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乃是统领全文的总纲。这诚然不错。不过，结合《宣言》第一节标题进行深入研读就会发现，马克思特别瞩意的斗争其实是两类：一是资产阶级摧毁以封建贵族为代表的前现代社会秩序的斗争；二是无产阶级在现代水平上展开的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斗争。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术语，这两类斗争亦可表述为两次否定。马克思不仅是第二次否定所标示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辩护者，而且对第一次否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给予了充分认肯。因为，资产阶级所摧毁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组织形态，尽管被贵族、小农和小资美化为田园诗，但实质上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反过来，起而代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分工和竞争方式，虽然“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甚至“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从而呈现出冷酷的物役性特征，可是，这种新型的交换、分工和竞争方式也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潜能，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对象化力量。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推动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丰富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条件。这意味着，不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对社会主义之历史方位的勘定也不可能准确。因此，必须坚持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核心，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水平之上而不是之下思考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否则，两眼紧盯着过去，把前现代的血缘宗法关系、封建等级关系、行会誓约关系等浪漫化，企图恢复旧的生产方式和共同体模式，那就等于“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此即“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实质。

　　相对来说，《宣言》定本的第三节是比较受冷落的部分。这或许是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一种文献梳理，没多少理论原创性。然而，这种印象既主观又偏颇。1850年11月，《宣言》的第三节经简单修改后在《新莱茵报》上单独发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这部分内容有多么重视。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跟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争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只有认真研读《宣言》第三节以思想批判的形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宏阔尺度上展开的历史辩证法，才能更透彻地把握《宣言》的总体性论证结构。要言之，“反动”的社会主义迷恋“过去”，其信奉者不懂得，前现代的种种共同体形式，不仅是束缚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而且与个人自由不兼容。“保守”的社会主义囿于“现在”，其信奉者不懂得，资产阶级在摧毁封建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和颠倒。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分工和竞争方式当作一种非历史的自然秩序，那么，指望资本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也成为雇佣劳动的依傍，就是痴人说梦。“批判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看到了“未来”，但是，其信奉者不懂得，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而且与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因此，其否定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革命，非但要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现代性的物质变换、普遍交往和丰富关系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新社会的制度框架之中，还要在更高的水平上使之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并成为从属和服务于人的自由联合体的肯定性力量。

　　结语

　　《宣言》创作的直接动因，是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为其起草一份准备公开发布的党纲。恩格斯撰写的前两个稿本，即《信条》和《原理》，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教义问答体。这种文体俗白浅显，适合对文化水准不高的底层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但恩格斯后来认识到，一问一答的叙述方式过于琐碎，难以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展开系统论证；而通俗化的宣传风格，也牵绊了无产阶级政党纲领所应达到的理论高度。比较起来，可以融决裂功能、真理功能、筹划功能于一体的宣言体，更适合撰述那类旨在打碎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战斗檄文。在恩格斯的建议下，马克思用这种文体写就的《宣言》定本，将深刻的哲学思辨与高超的修辞技巧相结合，在历史进程的条分缕析中澄明未来方向，激情四溢，大气磅礴，金句迭出，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冲击力。可以说，如果撇开从“教义问答”到“宣言”的文体转换，《宣言》这一划时代文献的经典地位，就无法得到充分理解。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革命中也曾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类宣言的论证格式，看起来是二分法，即声称旧制度是“人为”的，新制度是“天然”的；实质上则是要借助一套“不证自明”“ 不言而喻”的说辞，将特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非批判地永恒化。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均以“declaration”之名表达自己的政治信仰。这种修辞手法的意图是要昭告天下，他们揭示出来的权利与正义原理，尽管在封建等级制度下遭到遮蔽，但就其本性来说是时间上恒常不变的、空间上普遍适用的、价值上天经地义的。随着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其包装成公理系统的“declaration”，就逐步蜕化为了粉饰既定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近代西方政治语境中，“manifesto”一词也有“清楚明白”“确证无疑”之意，同样能以斩钉截铁的决绝口吻表达政治诉求。只不过，它通常为居于被支配地位的阶层或集团所用，往往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向既定的普适法统提出申诉或发起挑战。当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政党起草针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革命纲领的时候，显然考虑并化用了“manifesto”一词的这种否定性指向。

　　在早期理论探索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定义为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被嵌入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结构，可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充当资本增殖的工具，不但在经济上受剥削，还在政治上受压迫、文化上受歧视，“被戴上彻底的锁链”。而一种同样彻底的革命逻辑则在于，正因为无产阶级表明了“人的完全丧失”，它也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从压抑性结构中解放出来的特殊条件，高度契合于全人类从压抑性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普遍条件。及至《宣言》的创作，思辨的异化理论虽被马克思扬弃，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精髓却被保留下来，并在新世界观的框架下得到了科学论证。从政党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这一论证的意义在于正告世人，由于无产阶级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因此，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同时也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是，资产阶级社会交易结构下的“结党营私”的惯性定势就被打破，“立党为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可能。

　　18—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对底层民众深表同情。然而，历史上受苦受难的阶级，并不一定是先进阶级。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穷人”和“劳动者”一向就有，但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只能在现代水平上加以理解。这样，无产阶级身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境遇，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除了自己不得不出卖的劳动力，“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这使它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同现代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组织化程度高，具有世界视野和前瞻眼光，这又使它表现出大大超越前现代底层社会群体的“先进性”。所以，必须指出这样一个重大理论差别：同情底层民众苦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执着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罪恶的道义批判；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性质和使命的科学论证，则不仅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还把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作为一个环节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其厚重和强劲的力道所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宏阔尺度上展开的历史辩证法凝练概括为三种社会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人的依赖关系”，即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第二种形式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资本主义社会；第三种形式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宣言》还没有做出如此明确的表述，不过，假如对《宣言》创作史给出广义的理解，说近似的划分构成了其立论的辩证逻辑，并不夸张。可以认为，马克思在《宣言》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标题之下，通过两次否定——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否定——所揭示出来的，便是对应着三种社会形式波浪式演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辩证法。如果不懂得这种历史辩证法，就不可能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尤其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而构成《宣言》独特魅力的政治修辞技巧，也会脱离理论论证的大逻辑，沦落为一堆漂浮的“能指”。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