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欧洲“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应结合他接下来的论述：古代是“城市乡村化”，即城市“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依赖乡村而生存。依同一逻辑，“乡村城市化”可对应理解为乡村依附于城市而存在。现代乡村从属于城市、城市支配乡村这一特性，《共产党宣言》曾一再强调：“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西欧乡村对城市的这种从属关系是从中世纪“城乡对立”关系逐步转变而来的。按照马克思论述的含义，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不单指乡村从属于城市、受城市控制的特性；更是指乡村地区城镇化、乡村人口城市化的普遍现象；并蕴含乡村生活方式及经济社会关系“类”城市化、城乡平等融合且一体化发展的走向。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予以论述。

　　　一、乡村地区城镇化和乡村人口城市化

　　乡村城市化的字面含义，是乡村日益“变成”城市：一方面，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地区许多村庄转变为城镇或出现新城镇聚落，可称为乡村城镇化；另一方面是社会意义上的乡村人口越来越城市化（就地城市化和迁入远近城市）、非农业化。乡村地区城镇化和乡村人口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有些学者将近代早期“原工业化”即乡村工业发展称为工业化第一阶段，我们或可视其为工业化的准备阶段。而西欧的真正工业化进程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西欧的初步工业化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西欧的全面工业化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城市化及乡村城市化主要随工业化扩展而推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西欧促进乡村城市化的因素更为多元。至2015年，西欧约20%的土地为城市所据有，80%以上的人口为城镇居民，整个欧洲有75%的人口住在城市。欧洲社会完成了城市化。

　　工业生产流程不同于农业。任何一种农产品的成熟，都是依照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逐天地成长着。人类无法在时间上将作物的生长过程拉长或缩短，在空间上不能人为地将其集中在某一地点完成。农业生产必须有宽阔土地供作物在地下伸展根系，在地上舒展枝叶、接受光照。而工业生产不一样，人类可以将产品制作各工序集中在一起同时进行，因此工业生产势必是集中化趋势，生产的集中也就是人口的集中，因此生产的工业化势必引来生产者的聚集，从而导致城市化。早在原工业时期，西欧乡村工业就出现了集中化趋势。一方面集中于已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既有城镇（由此而扩大了规模），如15世纪末荷兰莱顿集中了4500个毛纺业人员，其中至少有350个呢布商(drapers)，400个织工、漂洗工和染呢工，800—1000个从事纺毛、梳毛和最后工序等环节的人员，至少3000个来自郊区和乡村的季节性辅工。另一方面则是促使原工业地区涌现了大量新的手工业村镇，即出现了乡村城市化。如原工业化时期英格兰西部乡村毛纺区、东盎格利亚乡村毛纺区、约克郡西莱丁乡村毛纺区、兰开夏乡村纺织区、西密德兰“黑乡”铁工业区这五大乡村工业区出现了许多工业城镇，有些城镇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等后来都成长为著名的工业城市。法国在原工业化的18世纪，2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镇数目从129个增至346个，占总人口比重从5.1%增至8.8%，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工业推动了生产专门化、集中化，从而乡村城镇化。18世纪德国涌现的小城镇，也主要位于原工业化地区，如威斯特伐利亚的乡村麻纺区：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士瓦本和波希米亚等。

　　全球联系形成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刺激了西欧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巨大变革。以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西欧逐渐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大大加速了乡村城市化步伐。工业化的特点之一是机器大工厂。因此，一方面大机器生产需要集中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以及为工业劳动力服务的人员。这两类人员高度集中，形成城市聚落，并向四周扩展，从而造成地理上许多乡村变成城区。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大量乡村人口或就地转化成工人，或向城市迁移、变成城市人口。当然这些过程也非坦途，如19世纪英国许多工业村庄就遭到原有城市的重重阻挠，长期难以获得城镇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专业化、科技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而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减小，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必须取得新的生计，因而成为工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一基本规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西欧城市化由此进入高潮。如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人口飞速增长，在19世纪第一个30年里，人口由8.4万上升到27万。至19世纪末，曼彻斯特人口又增长两倍多。又如西莱丁毛纺城镇布拉德福德，1810年仅1.6万人，19世纪上半叶该城工业产量增长了600倍，人口亦爆炸式增长，达到10.3万，是40年前的6倍多，为同期欧洲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之最。1750—1800年，英格兰人口仅为欧洲总人口的8%，但其在欧洲城市人口增长中的比重却达到了70%。出现这种情形，正是因为英国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

　　19世纪晚期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并且还有其特殊规律。新能源即石油、新动力即电力的发现和使用，推动了电力、电气、石油、汽车制造、化工等新工业部门的出现，也带动了传统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等部门的技术升级改造。此时欧洲基本以重化工业为核心工业部门。一方面，重化工业是规模化生产，如钢铁工厂和化学企业规模大，需要集中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在超大企业的内部，生产过程逐步流水线化，分工更细致，工序环环紧扣，这就要求工人必须集中居住，以便于生产管理和劳动调配。这两个方面均要求人口聚集，进而加快了城市化步伐。特别要强调的是，此时由于以西欧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殖民地廉价农产品涌入西欧，引起了19世纪70—90年代西欧普遍农业危机，乡村更加残破，乡村人口为求生计再次掀起向城市移民的运动，因此19世纪后期是西欧城市化的又一高峰，大部分西欧国家的城市化是这一时期基本完成的。德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最显著的欧洲国家，其城市化更以惊人速度推进。从1850年至1910年，德国主要城市的人口大都增长了5倍以上，有的高达二三十倍（

　　）。

　　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后，西欧的农业人口比例大为下降，如英国降到了8%，比利时只有22%，德国为35%，仅法国还有43%。1900年，单是1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就占了西欧总人口的31.3%（表2），何况还有不计其数的1万人以下小城镇。

　　工业化促使许多村庄成长为新城镇。居民点超过2500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超过1人，被当作城镇的基本门槛。另一个门槛则是居民应以非农产业为主。乡村人口的城市化，包含两方面状况：一是乡村人口就地城市化，即从农业人口就地演变为新城镇的工商人口；二是乡村人口迁徙到既有城市，至于哪些城市最能吸引农村移民，则要看城市自身的吸引力。

　　工业化早期，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农村移民进入。如19世纪英国城市发展，虽然有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但更重要的途径是吸收各地移民。1851年、1871年、1891年等年度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每个城市所接受的移民范围与该城市的规模及成长速度相关：规模越大、发展越快，移民所来自的地方越远。如普雷斯顿移民最初来自兰开夏、坎伯兰、威斯特莫兰，以及邻近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博尔顿的移民最初也是地方性的，来自柴郡、西密德兰以及北方各郡和爱尔兰；而到1891年时，博尔顿则开始吸收来自远至东盎格利亚的移民，普雷斯顿接收来自密德兰和威尔士的移民。圣海伦斯和沃林顿1891年所吸收的移民来自远至威尔士、英格兰西南部、东北部和密德兰等地，而奥德汉姆所吸引的移民来源更广。

　　工业化进程比英国晚半个世纪的欧陆城市情形也大致相同。如法国，得益于工业向郊区的扩展，19世纪上半期里尔人口增长了38.1%。同期一些新兴工业中心人口增长率更高：鲁贝为337.5%，圣-康坦为150%，米卢斯为262.5%，圣-埃蒂安为250%。圣-埃蒂安作为里昂地区重要工业中心，人口从1800年的1.6万增至1846年的5.6万，所增人口主要是附近山区的劳动力移民。鲁贝是从大村镇发展为工业城市的典型，其人口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增长了15倍。在马赛被调查的1846—1851年间结婚的1698个新郎中，其父职业是农民、本人显然是农村移民的有513人，占30.2%。这513个农村来的青年文化程度较低，虽然不再从事其祖辈的农业，但也没有条件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只有91人从事了非体力劳动职业，不到1/5；1846年结婚的男青年中有1/3不会在自己的结婚证书上签名。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运动持续不断，许多移民还与原籍农村保留了一定联系。

　　在德国，城市化运动19世纪初发轫于萨克森和柏林地区，19世纪50年代扩展到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和西里西亚等工业化地区，普鲁士的城市化率从1816年的27.9%上升到1871年的32.5%。由于包括普鲁士五大城市（柏林、布里斯劳、科隆、马格德堡、柯尼斯堡）在内的城市死亡率仍然较高，因此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仰赖附近乡村腹地来的移民。有的劳动力还是远距离移民，从普鲁士东部省份迁移到德国中部城市和莱茵—鲁尔工业区。从德国各区人口增减数量（表3）即可看到移民趋向：城市和工业区是人口净流入区（柏林、西部、黑森州、西北部）；乡村区是净流出区（东部、中部、南部）。 　

　　表4是19世纪欧洲部分20万以上人口城市里，每增加1000人中移民所占份额。大多数城市移民的比例超过了一半（500人以上）；在移民份额超过1000人（即马赛、里昂和波尔多）的城市，如果没有移民进入，人口还会负增长。

　　因此，乡村人口向城市的移民规模，在工业化阶段是相当大的。19世纪末以后城市卫生状况有较大改善，城市自身人口基数增大，城内出生人口数量才开始超过农村人口移入，农村移民渐渐成为附加项。

　　19世纪后期，欧洲人旅游渐成热潮，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因之而逐渐转型为旅游城镇，这是乡村城镇化和乡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新动力。如荷兰海滨渔村赞德福特，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发展海滨旅游业，包括沙滩休闲、海水浴等，1881年开始修建疗养所、剧院、音乐厅、步行公园等。20世纪初发展博彩业。1910年旅游高峰期的8月16日，一天接待游客6036人。20世纪30—40年代还开发了汽车比赛项目。在荷兰，与赞德福特情形相似的还有海牙附近的斯海弗宁恩等地。它们是乡村转型为旅游城镇的先行者。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军事工业及相关的民用工业，西欧各国也经历了一段变态工业化历程，甚至刺激德国等出现畸形城市化。20世纪后期，西欧城市化率继续提高，主要来自三方面贡献。一是原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二是各国为复兴经济而引入了大量外国劳工，如战后土耳其人涌入德国，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移民英国等。三是农村人口进一步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另一方面则是农村地区又因各种因素兴起一些新的城镇，农民就地或就近城市化。

　　因此，西欧乡村城镇化在后工业化时代仍然多样态推进。其一是各国为缩小城乡差距，有意引导资本在工业较少的乡村新建工厂，特别是发展与农村资源及市场联系密切的轻工业，这样乡村地区兴起了许多类城聚落，形成新的城镇景观。如英国19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南下运动，在广阔的英格兰南部乡村发展食品加工等新工业部门。传统的大工厂也有很多位于农村，如最大的棉纺厂建在乡村小城普雷斯顿，雇工1422人。19、20世纪大型工厂分散建立在农村的做法，使得大城市的扩张放慢甚至收缩。其二是原有城市继续向外挤压、扩张和伸展，使得原来许多近郊农村变成城区，原来的远郊农村变成近郊，演变为城市工作者晚上歇宿的通勤区。战后各国几乎每个城市皆是如此。其三是为疏解大城市的压力，在大城市周围一定距离的乡村区建设卫星城，其特点是日常工作生活在卫星城完成，周末和节假日到中心城市购物休闲。卫星城建设以伦敦周边最为典型。其四是乡村的文化历史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等得到进一步开发，形成了不少文化小镇、旅游小镇等。这几种情况都促使一部分乡村人口就地或就近城镇化。其五是个别特殊原因。如德国，为了安置大量被东欧遣回的德籍人员，在东南部农村建立了许多工业小镇，由此推动了德国城市化的另一条道路，即巴伐利亚模式的乡村城镇化，与此前由大工业化而大城市化的普鲁士模式迥然相异。

　　20世纪末，整个欧洲的城市化率达70%以上，西欧达到80%，英国、荷兰等少数国家在90%以上。西欧的乡村城市化进程，即乡村在地理上布满城镇（各国城镇标准有所差异）、乡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的过程，至此基本完成。

　　二、从乡村“类”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

　　后工业时代西欧的乡村城市“化”，我们还可理解为其乡村越来越具有城市性，或乡村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关系“类”城市化，即具有与城市一样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以及与城市相似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等。有西方学者指出，城市化既指建筑物又指生活方式的聚集；在人文地理、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上，城市化是指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在“城市”的行为、思维模式、活动方式的过程，又可称“行为城市化”或“社会城市化”，而不管他们是否城市居民； 而乡村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可指乡村生活方式变得跟城市一样。

　　在西方学者眼中，现代乡村因其与城市的关系可区分为多种类型。（1）环城区（Ex-urban）。即城市边缘、城乡接合部，居民多在城市工作，却有居住城外的偏好。（2）逆城市化区（Counter-urbanisation）。市民移居乡村，成分复杂，有穷人，更有中产阶级，退休后居住乡村。许多人在城内工作，每天上下班在城市和乡村住地之间通勤。（3）近城乡村（Peri-urban）。受到城镇影响的乡村地区，常以出现休闲农场和第二居所为标志，也意味着有从城市流入乡村的新型居民。（4）农业区。农业生产集中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农业结构中休闲式农业（horsiculture）成分增大，生活方式里趣味取向超过产品需求。（5）边远区。多为外围、边远乡村，传统型乡村，人口密度低。离城市远，要么偏僻，要么是岛屿或山区，交通不便。威尔士、丹麦等对这类地区专设有乡村事务局。受城市化间接影响，可以变成旅游休闲目的地，或第二居所地、消夏场所等。乡村区虽可看作独立实体，但多与城市融合，成为城市主导的城乡一体化体系中的成分。不论哪类乡村，都在一定程度上“类”城市化，并向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样，20世纪的西欧，无论乡村的景观结构、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首先是乡村生活条件、生活理念等“类”城市化。英国自19世纪末始，西欧其他国家从20世纪中叶起，都对乡村生活条件进行了大幅度改善，包括私人房宅的改造修建，公共产品如道路交通、供排水、供电、供气、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兴建，商业、金融、邮政、文化、体育、娱乐、教育等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升级。这些公共产品基本上按城市标准建设，目的在于使乡村与城市生活条件无差别，并保留乡村社区一定特色。乡村的怡人景观也多由人类改造而来。如“英格兰乡村的魅力多来自人工修造和经营的景观，主要由农业与反映了历史和文化的聚居场所构成”。乡村逐渐达到与城市相似的生活条件时，其居民生活理念也渐渐与城市居民无异。加上仅以居住登记(不是户籍制)为管理模式，城乡间人员自由流动，使西欧乡村的生活理念、思想观念与城市趋同，城乡差别因而缩小。

　　在生活条件方面，乡村还有许多城市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经过改造的乡村可以作为城市人憩息休闲的好去处。乡村环境清静、空气清新、风景怡人，还保留了不少传统乡情习俗、历史风貌，因此往往是许多城市人常选的居住地。20世纪后期西欧的“逆城市化”趋向，有两种人口流动模式。一是劳动者白天在城市工作，晚上回到周边小城镇或村庄休息。二是在远离城市的纯乡村里，有人从城市迁入：村庄里或有他们的“第二居所”，专供节假日休憩；或是年老退休者租购住房，当作养老处所。“逆城市化”的前提是乡村具有不逊于城市的生活条件。离城市近的乡村因其生活条件舒适而受欢迎程度更高。如佛兰德尔，1970—1993年间，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减少了13.7%，而城市内缘区的人口则增加了27%，外缘区增加了18%，通勤区增加了14%。城市人在移居乡村时也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促进了乡村改造，强化了乡村生活的城市性，城乡生活逐渐同质化。由于乡村环境优于城市，因此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甚至可能成为主流居住模式，乡村人口可能还会超过城市。如英国政府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报告，20世纪末英国乡村人口增长超过城镇，1991—2002年，每年到纯乡村区或乡村主导区的移民净增6万人。每年有42万人迁往乡村，超过乡村迁入城镇的39万人。1981—2003年间，英格兰乡村人口增长了14.4%，而城镇仅增长1.9%。不过，当城市先进理念、技术等进入农村时，也难免引起与原住民传统生活的冲突，例如葡萄牙居兹德佛拉地区的维拉阿尔梅达村。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欧洲的乡村不再只是生产区，而是越来越变成了消费区。在以往的工业革命时代，乡村人口密度降低是好事，因为它减缓了社会紧张关系，有利于现代化。而今天情形不同了，许多人想逃离人口密集的城市，选择乡村生活。在乡城区（rurban）或郊区，他们需要很好的公共服务水平，需要每个社区都有良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行，有良好的学校，有医疗中心和医院，有休闲设施。然而这类运行都需要一定的人口聚集度才有效益。郊区和乡村人口密度若在每平方公里5人以下，显然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在5—50人地区只能提供初等教育和最基本的医疗；只有在100人以上地区，才可能有金融直通，有良好的中学教育，有医院，有休闲设施，集中式消费才能得到满足。因此，从政府层级，到乡民层面，都成了增加乡村居民的推动者。

　　其次是乡村经济结构和人口从业结构“类”城市化。这一变化，始于19世纪欧洲实现基本工业化时。那时，农村的一些小工业存活下来了，还出现了新形式的乡村工业。许多无地农民无须迁徙就可找到工作，许多小农也将务工与务农相结合。交通革命有利于大宗货物如建筑材料的运输成本下降，有利于农村建筑业发展。汽车革命后，服务业和城市性工作也适合乡村居民，他们可开车上下班。通讯革命和教育普及逐渐解除了乡村与外界交流的障碍。到20世纪末，西欧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以农民为主的乡村社会，不再是西欧乡村的本质。经济部门的多样化、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居民与经济的“类”城市化，成为现代西欧乡村的基本特征。21世纪初英国乡村人口从业结构（即经济结构）及与城市的对照，清楚地体现了这一转变。

　　根据资料可以发现，（1）大部分行业城乡占比差别很小，多在1%以下。（2）农业渔业主要在农村，但城市也有居民从事农业，说明交通便捷也可使务农者居于城市。（3）批发、零售贸易和汽车修理，运输、仓储和通讯，金融、媒体等城市比乡村高1.3%—1.5%，说明城市作为商业、金融、交通、物流和信息等中心的职能更突出，地产、租务活动城市占比更高,说明城市流动人口比例比农村高。（4）教育人员比例农村比城市高，说明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班级规模相对较小、数量相对较多，所需教师更多；公共管理和社会治安人员比例农村比城市高，说明农村居民相对不集中，治安和管理难度更大，需要人手更多。不过，虽然城乡从业比例相近，但乡村经济重要性仍远不如城市。资料显示，占英国面积80%的乡村，人口仅占全国的 20%。乡村也有经济重要性上扬的趋势。乡村环境宁静，更能保持商务的独立性、私密性，因此，不少公司设于乡村。如英国约克郡约39%的商务公司位于村庄；全英设于乡村的公司数量也占37%。这也是科技与时代进步的反映。20世纪后期以来，网络办公和电子商务逐渐成为流行的商业交往形式，坐在僻静的农村照样可处理各种事务，不需要像以往那样须在城市进行面对面交易。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有30%的人员从事信息产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运用电子商务方式，使得生产的空间布局更广，甚至扩展至乡村。

　　某些新经济部门成为乡村的支柱产业，如乡村旅游业。以英国为例，以休闲观光为主的乡村旅游在20世纪80年代有较大发展，乡村旅游从业者增多，20—30人规模的乡村旅游企业普遍涌现。政策的引导、学术界的认识、民众的需要、条件的改善，是英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推手。21世纪初，乡村旅游既在英国旅游业中举足轻重，又是乡村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报告，2001年全英乡村旅游业创造了140亿英镑收入。乡村旅游业为英格兰提供了38万份工作，超过了农业的 37.4 万个岗位。英国政府统计，2015年，全英旅游业中有 42.1% 的企业、25.7% 的收入、44.4% 的就业机会来自乡村，乡村旅游成为旅游业最大的分支部门。乡村中有10.6% 的经济单位与旅游业相关。乡村旅游业收入每年超过 290 亿英镑，提供乡村 12% 的工作机会。英格兰西部科茨沃兹乡村，旅游业在21世纪成为第一大经济部门，年创收入达1.3亿英镑。伯克莱银行2007年报告显示，科茨沃兹户均年收入60800英镑，在英格兰各区中除伦敦外排名第二，远高于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法国东南部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每年因旅游带动的GDP占经济总量的15%，其中阿尔卑斯山区旅游贡献极大。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开发了乡村旅游精品项目“浪漫之路”和“古堡之路”，并结合进行“农业—结构更新”，达到了农村发展的一系列目标，包括提高农业产业框架基础、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增强村庄文化意识、保存农村聚落特征等。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旅游，成为世界级旅游热地，对该国经济贡献甚巨。1980年后，因为有阿尔卑斯山区旅游这一金牌项目，赴奥旅游者人数稳定，旅游产值逐步提高。据统计，1980年、1990年、2000年、2005年，在奥停留一天以上的游客人数分别为1.187亿、1.236亿、1.137亿、1.192亿人次，旅游业收入为60.58亿、110.78亿、123.61亿、154.28亿欧元,呈持续增长之势。

　　西欧乡村的居民越来越多元化，社会构成日趋复杂。特别是进入汽车时代后，旅游者、退休者、往返于城乡（工作于城市、住在乡村）者开始组构新的社区模式。郊区城市化（suburbanization）和乡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完全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使其越来越像城市社会。今天西欧的村庄居民，大多不是农民。农民拥有家庭农场作为西欧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有单独的农舍、住房、车库、农具库、畜厩、饲料库和仓库等，一应俱全，有的还有农副产品加工厂，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村镇街道居民包括有第二居所的城市人，从城市退休、住农村养老者，短期居住的自由职业者、旅游度假者，村镇社区工作者和服务业者，村镇的房地产主等，其日常活动基本与周围土地无关。比利时埃诺省贝尔吉勒村几百名“村民”里，绝大部分来自附近城镇，真正从事农牧业的只有几户人家。小农庄主吕克所在村子有百余住户，居民主要来自周边城镇。他们白天在城镇工作，晚上回到村子生活休息。吕克拥有30公顷土地，种植饲料和牧草。邻村菲利普·素多耶是一家经营150公顷土地、350头奶牛和肉牛的中型农庄。贝尔唐和赛佛丽娜的农庄还有出售土鸡蛋、自酿酸奶、果酱和鲜榨果汁的小店。整个比利时农业就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所谓西欧乡村人口占了20%，其中大多数其实是非农业人口。

　　至21世纪初，西欧的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差别主要体现为居民居住地取向不同。城乡功能区和居住区的分布特征大致是：城区为商业中心区，居民除房地产主外，多为收入较低者，或需晚上和节假日轮值工作者（如零售商业、社区管理和治安管理）；近郊以工厂、物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为主，居住者多为朝九晚五的通勤族，收入水平处于中产阶级下层；远郊为乡村，居民多为中产阶级中上层（白领），拥有第二居所者较多；僻远的乡村，是城市的后花园，休闲度假者居多。

　　由于城乡差别缩小，以及乡村在经济整体中的比重降低，因而对乡村的管理被大多数西欧国家纳入了城镇体制之中。如意大利，行政区划分成“大区—省—市（镇）”三个层级，市（镇）作为基础层级，共达7987个。德国的行政层级分成“州—市（镇）”两级，全国大小城市（镇）有3000多个。英国为适应乡村城市化进程，行政管理体系不断演变。19世纪末，曾将郡下二级行政区分为城镇区（平均4000人/平方英里）和乡村区（平均158人/平方英里）两类。189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690个乡村区、773个城镇区，几经增减，1899年城镇区达813个。这种划分虽然反映了乡村城市化，但不利于城乡融合，因此20世纪英国又有将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的改革。1972年废除原有城镇区和乡村区，设立296个区，都市郡下设都市区，非都市郡下设非都市区。20世纪90年代，郡和区都为单一体当局（unitary authorities），均可包含城市和乡村。乡村腹地与城镇中心由此相联结，并以城市为主导，顺应了城乡一体化趋势。

　　乡村较好发展并缩小城乡差距，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除各国各级政府外，超国家的欧洲联盟也对促进乡村发展作用巨大。乡村发展政策（rural development policy）是欧共体时期开始的欧盟农业政策双支柱之一，欧盟及各国政府着力于乡村快速发展并创造工作岗位。欧盟层面有“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和“哥德堡可持续发展目标”（Gteborg sustainability goals）。如2007—2013年乡村发展政策目标就有增强农林业的竞争力、改善农村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和优化乡村经济分工等。各国还制订了本国的战略目标和发展纲要。总之，农村发展为乡村实现与城市的一体化提供了基础和底气。

　　这样，现代城乡一体化不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城市纳乡村为“领地”，而是城、乡无高低之分，都是统一体中的平等成分。这犹如当下的郊区改城区：未改之前，郊区的功能明确为服务城区；改为城区后，这个新城区成为独立主体，地位与老城区平等。乡村纳入城乡一体化管理也同此理。当然，发展差异性使这个统一体须由先进的城市来主导，城市带动乡村发展，这是一种客观必然。而随着乡村资源被进一步认识和开发，乡村也能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动贡献者。近年西欧的实践正表明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推出了名为“领导者”的促进农村发展计划，认为农村的传统、文化、乡野等因素具有“增值”功能，可视为“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传统、价值观、符号、建筑、古迹等地方性文化和环境可成为商品，而文化多样性对后工业时代消费者有强烈的吸引力，能产生可持续收入和就业机会；利用这些文化资本，还有利于形成基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农村社区，有助于社会管理。

　　三、 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所受的冲击和影响

　　西欧的乡村城市化进程，最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西欧作为先行者，其前行的道路上亦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它们在没有任何前车可鉴的情况下摸索，因此其乡村城市化进程也经历了颇多曲折和磨难。在每次城镇化浪潮中，乡村总是处在受动的弱势地位。一般来说，越靠近城市，乡村所受的冲击和影响越大。

　　工业化时代乡村处在从属于城市的位置。乡村从属于城市，是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城市化”之实质。乡村从属于城市、成为城市的经济“领地”，这一过程始于原工业化时代，工业化以后大大强化。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论：“为了生存，城市从农村攫取生存资源。这种依赖性要求城市控制自己的乡村外围以保证生活物资。这样，城市统治着其农村腹地，就像近代列强对待其殖民地那样”。乡村这种从属地位表现在若干方面。

　　首先，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乡村资源很快被抽空、快速向城市转移，乡村发展空间被挤压。其一是人力资源，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以致乡村人口大量减少，人口密度极小，“如同沙漠”。譬如南欧地中海岸腹地，法国中央高原的90多个行政区里，许多区人口密度已少于每平方公里17人，人口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本地人口已无力维系土地上的生产，耕地被迫森林化。西欧各国普遍使用机器收割农作物后，人力需求减少了，许多无地农民除了外迁别无他路。在意大利第一波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即20世纪初时，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乡村产生了大量无地农民，形成了所谓“农业无产阶级”（agricultural proletariat）。在费拉拉省，在波河流域其他省，无地农民占乡村人口的55%—60%。仅1901—1911年的十年，意大利无地农民就增加了38万；有地的小农数量则急剧下降，从250万减至170万。许多无地农民只得迁往外地去挣微不足道的工资，每做完一项工程后又无事可做；或者移居城市甚至国外。在战后的五六十年代，意大利因家电类工业发展而成为工业国，需要大量劳动力，成百万农民从农村移居城市，1971年只有18.8%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其二是财富资源，农村的财富和资金随人口外迁和商业联系而流向城市。“能使城市对农村施加统治的……就是金钱……钱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市场经济媒介,它控制了城市和乡村间的贸易网络”。其三是农村大量土地资源变成城区，乡村所据空间愈来愈小。其四，由于主要工业再次从农村转为集中于城市，乡村只剩下一些为地方服务和纯乡村特色的微小手工业。如英国，1850年乡村制造业已远不如30年前，19世纪80年代后更是明显下降，虽然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还有一定的工业存在，但多是低附加值的行业。资源被抽空后，乡村长期萧条。当然工业化也能为乡村创造某些谋生机会。如威尔士南特康威百户区，1830年后，因男子从事本地采石业而农户收入有所增加。

　　其次，乡村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向以为城市控制的市场为转移。工业化后乡村经济结构的改变，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粮食种植的经济地位降低，许多耕地变成永久性草地，或为牧场，或做体育娱乐场地。这几乎颠覆性地改变了农村传统景观。为适应城市居民生活的丰富性，乡村农牧生产专业化、多样化。如苏格兰东北部及英格兰坎伯兰郡，19世纪最后30年粮田萎缩，牛的饲养量大增。苏格兰移民将英格兰埃塞克斯郡农田转向生产牛奶输往伦敦市场，经铁路输往伦敦的牛奶从1866年的700万加仑增加到1880年的2000万加仑。剑桥郡查特里斯沼泽地专种胡萝卜，埃塞克斯郡种豌豆，康沃尔种花椰菜和早熟土豆，林肯郡斯帕尔丁一带专种鲜花。19世纪90年代，利亚河（Lea）河谷一座占地300多英亩的温室，向伦敦供应西红柿、葡萄和鲜花。从英格兰西端到东端肯特，到剑桥，整个南方都在栽培水果，以满足城市需要。这些看起来似乎是传统农业演变为现代商品化农业，实则是这一变革来自城市的倒逼，乡村经济变成了城市的从属。

　　再次，乡村被改造为城市居民“后花园”，这也有赖于城市需求的推动和城市财富的投入。英国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乡村改造”，西欧大陆20世纪中叶后的乡村建设，其驱动力不是来自乡村自身，而是来自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一，它是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负面影响所刺激的。工业化使得快速发展的城市人口拥挤、环境喧闹、治安混乱，中等阶层以上社会不能忍受，产生返居乡村的意愿。由于城市危机加重，激起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怀念。而古老的乡村虽然自然风光好，但居住条件和卫生设施却极端落后，必须对其彻底改造。其二，工业化和城市化所积累的财富，为乡村改造提供了资金准备。这些财富主要集中于社会中上层，他们又有返居乡村的强烈愿望，因此自然成为乡村改造包括住宅改造（如19世纪后期英国流行宽大舒适的“维多利亚”式排房）的资金主力。其三，技术革命推进了乡村改造。交通条件的改善，如19世纪铁路时代，20世纪汽车时代，使城乡联系日益便捷，不但社会中上层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普通阶层也开始作于城而息于村。宜居环境使19世纪末的英国人将乡村视作“真”英格兰。20世纪来临之时，越来越多的人从城市“逃亡”农村，同时也引起了与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冲突。

　　20世纪后期全球化浪潮下，日常农产品可从国际市场获得，西欧乡村也越来越蜕变为城市的“后花园”，由此还衍生出一种以保护自然和传统为己任的新生态主义。乡村概念发生了改变，农民被当作景观园艺师而不是生产者。如瑞士把旅游视作国家资源，山区农户得到补贴。新的乡村理想景观有两个元素，一是生态，二是能赋予乡愁。于是，有立式建筑的传统小型农场被认为是富有情调的绅士农场。绿色草地中，高尔夫练习场多于牧场，牧场也非真正的生产部门，而只是用来放马。最近30年西欧许多地区都在实现这一转型，特别是那些维护第二套住房花费不高的地区，如瑞典和法国。另一个做法是保护自然，如认为人们应主动腾挪空间给狐狸、野兔、蛇类和鸟类，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同时又需要有观景道路、打鸟通道，乡村地貌景观颇像18世纪花园一样被修整。

　　最后，对乡村区的划分也依与城市的关系而定。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形态学定义，现代乡村包含三类：位于城市功能区内、毗邻城市功能区和远离城市功能区。各国也有自己的做法，但大原则上还是以与城市的联系来区分。如意大利划成三类乡村：集约化耕作与平原区、中间乡村区和发展落后区。还有与城市联系密切譬如能分享城市中心的中学、专科医院和铁路火车站等公共设施、驱车最远75分钟可达的“内环区”(Inner Area)。法国则以不同人口密度社区的日常生活能接近公共服务和福利设施为标志，将城乡划分成人口稠密城镇、人口中等密度城镇、人口稀少管理区和人口特别稀少管理区，还考虑了对卫生、教育、体育、休闲、旅游、文化设施、饮食点、商场的可接近性等因素。芬兰则按与都市的远近而将乡村划分为三类：靠近城区的乡村、心脏地带的乡村和人口稀少的乡村。在有些欧美学者看来， 除了城市核心区外，其余四类地区都受城市影响较大：（1）城市内缘区（inner urban fringe），紧靠城市、住宅密集、消化了许多原有村庄；（2）城市外缘区（outer urban fringe），特征是土地的多重性质混合用途，如宅地、农业、娱乐、工业和商业，总体上仍呈现乡村地貌；（3）乡村通勤区（rural commuting zone），可以看作城市控制下的乡村腹地；（4）人口稀少的残破乡村（countryside with relicts of old landscapes）。

　　特别要指出的是，比农村依附城市更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断伤害乡村，这是西欧最深刻的教训之一。西欧乡村城市化先后与三次工业革命相联系，几乎每次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运动，都对乡村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至极大伤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农村各类资源包括劳动力、财富、土地等被工业和城市大量抽吸或占取，结果造成剩下的乡村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景观败落。而且在资本趋利倾向和市场“自由”旗号下，乡村缺乏主动治理机制。只是由于“城市病”出现，乡村才被拉回人们视域，出现乡村改造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使用和道路通畅，使城乡之间人口频繁流动。但这种流动是单向度的，是为了城市这个“核心”，是将农村尤其郊区捆绑在城市经济战车上、变成城市附属物的。由于市场和交通网络的发达，城市所需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可从外地输入，本地乡村对附近城市的作用已不重要，并不一定要拿出物品来供应附近城市，这种不对称使农村逐渐丧失经济地位和独立性。随着西欧对全球的控制，殖民地所产大量廉价农产品及原材料涌进欧洲，更使本土农业丧失竞争力，造成19世纪晚期西欧农业普遍危机。西欧农村的乡土性也逐渐被磨蚀，房屋依道路而修，聚居性的核心型村庄景观被扭曲成放射式的章鱼须状，传统乡村社区开始瓦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网络和信息体系，使城乡之间变成零距离，农村更无竞争优势，有的乡村甚至完全依赖城市。如乡村生活城市化后其服务业大为减少，商业设施衰退。据2000年统计，英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村庄没有商店食品店，银行和酒吧等也不断减少，而远行村外购买日用品又缺乏日常公交服务，由此对乡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造成不便，甚至也不方便旅游者。交通条件改善后农村青壮年容易外出，村庄留守老人更感精神孤独。移居乡村的城市退休人等属外来群体，对乡村传统未必有深厚依恋之情，缺乏对乡村社区的认同感。至于移居城市的乡下青年，他们也不再对原籍农村有责任。“移民脱逃了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因移动而衍生了文化震撼，由此也磨蚀了他们对祖辈职业的认同和责任。”

　　随着乡村城市化和土地开发，城市人下乡置地购房，推高了农村房价、物价等，农村原住民收入较低、难以承受；而农村服务业萎缩，也意味着工作机会流失、原住民收入减少。如英格兰东南部农村，成了伦敦等城市高收入人群如高级白领、企业家的歇憩之地，他们在周末或假日住进远离喧嚣城市的乡村，享受平静生活。他们作为城市市民，确实把财富带进了农村，但只是带进了富人的别墅里，对周围村民难有助益，而且还带来了不利之处：这些富人的消费品基本上从城市带来，因而对农村经济的需求亦即贡献很少；而他们的蜂拥而至却使乡村房价地价不断上涨；而工作机会又没有增加，因此年轻人为谋生计被迫迁移，这就使农村的人口结构更加不平衡，经济水平更低，加剧了危机。

　　持续几个世纪的乡村城市化，使西欧城乡越来越同质同构。同质指现代西欧农村生活方式已与城市没有多大区别，同构指现代西欧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城市基本上趋向一致。乡村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优势又使自身变成了城市的后花园，为城市人服务。重要的是，当一切都“类”城市后，农村的特色，即乡土性、传统性、地方性文化和风习等，又会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销蚀，这可能是西欧乡村最大的损失。原有的那种城乡差异基本不存在了，也就减少了许多乡村生活乐趣的品味与体验。

　　西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往往来自城市，与地方、与农村联系不深，制定规划时常常出于各种目的，尤其是忽略相关重要信息，以致缺乏全局性如生态景观学眼光。出台的政策措施有不少与农村实际脱节，或者不能精准反映乡村社群心声。有受访者认为，政策制定者要么是中产阶级人士，要么是土地所有者，其决策往往是在当地人几乎不了解或不关心甚或无法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许多农村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居民认为，他们与地方机构代表间存在认同差异等文化障碍，对乡村变化普遍存在无力感。来自国际的或外部的力量介入甚至控制着地方行动时主观性强，并非因地制宜，如欧盟实施的农业政策，虽使希腊成片的灌木荒地变为果园，但也导致西班牙大量油橄榄树被砍掉。

　　总的来说，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是成功的。从上述考察可以认识到：城市体现着先进性，因此乡村城市化即更多城镇在乡村涌现、乡村人口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城市人口，是历史大趋势。工业化是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也易于造成城市对乡村的强势控制，城市掠取大量乡村资源，乡村则沦为城市的从属者，从而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在城市主导和带动下，加快了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促使乡村生活和乡村经济城市化，同时充分调动了乡村主动性，发掘乡村资源优势，保持一定的乡土特色。这是乡村城市化的理想方向。由此，对工业化以来西欧乡村城市化的理解, 应在充分领会马克思论述之精髓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工业化时代乡村从属于城市的实质, 切实吸取乡村受到冲击和损害的教训，充分肯定乡村城市化对推进城市化的意义，积极把握城乡平等融合并一体化发展的走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 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