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人类精神的食粮。经典艺术不仅属于它所诞生的时代，也属于它之后的每一个时代。如何认识艺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何真正地让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起到“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作用，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议题。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主义、急功近利、泛娱乐化等正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蚕食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的人文价值。

　　文艺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心，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操。党和国家一向重视文艺感化人心、移风易俗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艺、美育的重要性。立足于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直面艺术在当下遇到的问题，深入探讨经典艺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和人生境界提高的人文价值，为加强美育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支撑，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实需要。

　　艺术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但学界关于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对当下国人生存发展的人文价值的深度思考不多，相关研究和讨论有待深入。此外，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我国学界对艺术人文价值的阐释，往往较多关注国外理论，对本土理论资源重视不足。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观点，继承中国传统和现代美学思想，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思想相互融合。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掌握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它所创造出的艺术人生，使人达到诗意的“天地境界”。这种阐释思路从多个维度立体揭示出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的人文价值，同时也为建构本土化的美学话语作出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一、创造性掌握世界的方式

　　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人们习惯了的科学认知和道德实践方式有较大差异（当然也有深刻联系），常被人们忽视或误解，因而需要用美学的思考方式加以理解和阐释。

　　马克思曾提到人掌握世界的多种方式，有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等等，并在论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时指出，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借助想象的超越性。他写道：“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而到了工业社会，这种“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失去了现实基础，受到排斥，“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马克思深刻阐明了艺术掌握世界采用的是想象（“幻想”）的方式，这种特殊方式的实质是对现实的超越，也就是在想象中实现理想。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源于现实，又在想象中超越现实，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来生产。因而，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根本上是创造性的。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人的本质，它与理论思维、实践等能力一起，构成了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把“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看作“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实际上是指出了偏于感性的艺术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部分，因此，拥有艺术能力和素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传统分类，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有认知、道德和审美三种。认知思维追求真，发展着人的智力；道德实践追求善，发展着人的德性；审美体验追求美，发展着人的情感。艺术是一种审美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它和认知思维、道德实践一起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而且还能为人的其他各种能力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助力。因此，艺术能力和素养的发展是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必备条件。我们将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作为人与世界多种关系中的一种，由此引发出对艺术人文价值的阐述，也就是说，艺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决定了艺术人文价值的特殊性质。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艺术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它把艺术置于人的现实生存和发展语境之中，为艺术教育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

　　首先，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偏于感性的创造性掌握方式，在艺术中，人的感知、想象、情感等感性能力和素养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这种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并非专注于对象的性质，而是关注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蕴含很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感悟。正因为艺术更多地显示了“意义”，因此，它与揭示事物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认知不同，可以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产生深刻影响。

　　艺术的实践并非主要建构现实的对象，而是偏于创造非现实的心灵时空。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也有物质性的一面，表面看起来似乎与工匠的劳动成果并无区别。但实际上，艺术家创造的那个“物”是一种意象的替代品，其审美和人文价值不在于物本身，而在于这个物所能体现的意象。例如，一件雕塑品，在非艺术眼光里，等于一件普通物品：它有物的重量、体积等。但在艺术眼光里，这件雕塑品是一个活生生的意象。当人用艺术的眼光看这件作品时，雕塑的物的属性褪去了，而在观赏者的意识中产生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意象。法国雕塑家罗丹这样描述他对古希腊雕塑品《断臂的维纳斯》的感受，他说：“这是真的肌肉”，“抚摸这座像的时候，几乎会觉得是温暖的”。一块被雕琢过的石头，在这位雕塑家眼里完全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意义的。当我们谈论一件艺术品时，“艺术品”有多重存在样态：作为物理存在的一个物品，作为可对其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作为可在市场上交易的一件商品等，而这些其实都不是具有艺术特性的存在。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虚拟时空，创作者或欣赏者可从中体验自然和生活的诗意，领悟生命的意义。此刻，艺术品是超越了“物性”“现实性”的创造性意识的对象，此刻的艺术品是富于“灵性”的。正如宗白华所言：“意境是造化与心源的合一”，“艺术意境的诞生，归根结底，在于人的性灵中”。艺术的心灵状态是对人的生存的现实状态的重要补充。它通过想象创造的虚拟时空，使人的生存时空大大拓展了。这种生存的丰富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含义之一。

　　其次，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给人带来的直接价值是心灵的和谐与自由，这是古今中外美学家和艺术家的共识。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包含了由熟练掌握技艺而达自由自在的意思，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庄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描述了庖丁解牛由技进艺的过程，熟练掌握解牛技艺后，解牛的动作犹如乐舞：“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图片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南朝画家宗炳则说：“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这段话生动描述了艺术家的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畅神”，也就是心灵的自由。宗白华概括中国艺术的“空灵与充实”时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这是对艺术超越物性而彰显灵性的生动写照。

　　德国古典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康德分析了审美活动的一系列特点，认为审美活动就是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自由和谐。席勒发展了康德的这一思想，把审美活动解释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由对立转化为和谐的自由，他把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人性状态称为人性的理想，同时也就是“审美状态”，他提出：精神在审美状态下“是自由的”，“并且是摆脱了一切强制的最大程度的自由”。黑格尔明确提出，美是“自由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这三位德国古典美学家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审美和艺术可使人获得精神自由和心理和谐。

　　最后，艺术掌握世界的能力与素养的发展不仅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还能促进人的审美发展，助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最根本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产生于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人的发展出现了片面化倾向。最早提出用艺术来弥补人性分裂和人的片面发展思想的是席勒。在写成于18世纪末期的《美育书简》中，席勒认为，欲望和利益的驱使、分工的细化和科技的发达，导致现代人性分裂，人的本性成为文化的牺牲品。因此，他提出以美育来恢复被压抑了的人的感性，恢复文化中自然的立法，使人重新获得感性和理性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席勒讲美育不仅注重发展人的感性力量，而且把美育纳入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框架之中。他认为：“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被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审美、艺术也就被提高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尽管席勒的理想在当时没可能实现，但他的美育理论仍为我们认识艺术的人文价值提供了启示。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关于艺术自由的思想，他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批判，人能够以一种全面的人的方式占有属人的对象世界。这意味人的自由解放，这种自由解放中包含了“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写道：“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这种以感觉的方式肯定自己也就是审美的、艺术的方式。

　　人的审美发展同时也是人的创造力的发展。艺术创作和欣赏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创造性，所以，艺术及艺术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还是发展人的创造力的理想途径。艺术能力中包含的知觉、想象、体验和直觉都具有创造性特征，艺术欣赏和创作的个性化倾向有助于丰厚个性的形成，艺术活动中的自由心境有利于灵感的迸发。艺术在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2006年世界艺术教育大会把主题设定为“构建21世纪的创造能力”（Building Creative Capac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会议制定了《艺术教育路线图》。这个文件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作为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艺术提供一种环境和实践，使学习者积极投入到创造性的经验、过程和发展之中。研究表明，引导学生进入艺术实践，同时把他们的本土文化要素融入教育，能够培育每一个体的创造性和原创性能力、丰富的想象力、情感智能和道德‘规范’、批判性反思能力、自主性和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我国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美育对于学生创造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有关文件中明确了美育的属性之一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美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当下，我们正处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需要原创性支撑的时代，大力发展国民的创造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突出的时代命题，而艺术在这方面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二、超越性的人生态度

　　如前所述，艺术凭借想象创造虚拟时空来建立主体与对象间的体验性关系，这是一种非现实性的关系，超越了“物性”，彰显了人的灵性。这种超越性的一个质的规定是无利害性。因此，艺术不仅是一种创造性掌握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对待世界的超越性态度。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艺术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第一，艺术的人文价值既表现为“有用之用”，又表现为“无用之用”，经典艺术可将人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进而发挥出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

　　审美非功利性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源自英国哲学家夏夫兹博里而被康德作为确定审美快感第一条件的“无利害性”，几乎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公理”。中国美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改造，自王国维创建中国现代美学话语始，艺术的“无用之用”得到了充分肯定，艺术有助于消除人的过分私欲，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过分的私欲从来都被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是个人心灵修养的最根本障碍，而去除过分的私欲或调控个人的欲望也就成了各种人格修养思想的核心目标。先秦儒家基本上不否定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情感是自然发生的，不可压制，但对情感要有所调控，以达到中和。孔子肯定《关雎》，因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否定郑声则是因其情绪没有控制。孟子更强调道德理性，认为人本善的心会由于耳目口鼻之欲或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变坏。他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把减少个人的物欲直接作为修养心性的最好方法。《礼记·乐记》则提出“以道制欲”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这句话点出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对个人欲望的适当控制。

　　儒家如此，道家亦如此，只不过实现的途径或方式不同。老子主张消除过分欲望的途径是“彻底把心知的作用消纳掉”，由“无为”达致“无欲”。但老子并不是否定生命的本能，而是否定把心知的作用加到自然本能上面，产生出过度的欲望，并以谋略、伎俩来实现超出了自然本能需要的欲望。“因为欲望会侵涉及他人，因而也使自身陷于危险。不受心知影响的生理本能，只是在禀受以生的德的范围之内，各人得到自然的满足，与人无争，因而自己也不至受到由争而来的灾害。”所以老子说：“心使气曰强”，“坚强者死之徒”。他所追求的柔弱虚静的人生，就是清心寡欲的人生。庄子也主张去知，就是“坐忘”。“坐忘即忘却一切，而至于无我。去知识，去思虑，自忘其形骸，而与宇宙合一。”一个人摆脱了个人的小我，也就去除了个人私欲，从而能够让个体精神超越一己之形骸，实现自由。

　　先秦是一个纷争不断的时代，儒家和道家都为天下太平或个人平安提出了解决方案：去除个人过分的私欲，最终去除争斗的根源。关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儒家主张发挥人性中本来就有的道德理性，而道家主张恢复人性的自然而然，他们都相信人的本性，只不过对人性的观念有较大分歧，所以关于减少人的欲望的主张并不相同。儒道两家对后世影响深刻久远，不断有人继承和发展，但都基本没有偏离去除过分私欲这一主题。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更是把修身养性的目标直指“私欲”。例如，阳明心学十分重视“克”的功夫，而“克”的对象主要是私欲。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艺术经典中有很多承续了老庄思想，追求平淡、高远、虚静的境界，目的同样也是恢复人的本性，清心寡欲。这些传统被初受西学影响的王国维命名为“美学”的或“美育”的，而这种对于中国美学和美育传统的定位，不仅得到“五四”前后一批学者的认可，并且延续至今。

　　王国维从个人欲望开始探讨审美的价值，认为人心总不可能摆脱利害的束缚，只有“美”能使人忘却个人私欲，达到高尚纯洁的境界。在他看来，审美和艺术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能使人去除过分的私欲，从而减少人生的痛苦和社会的罪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艺术的“无用之用”。“审美无利害性”这个德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经过王国维的误读，成为他承续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解决人生私欲过度问题的外来学理依据。大力倡导美育的蔡元培也把美育作为破除个人过分私欲的特效药，以培养人高尚的思想感情。梁启超主张“‘无所为而为’主义”，就是倡导“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朱光潜在《谈美》中，将审美和艺术看作“洗刷人心”“怡情养性”的途径。审美和艺术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针对人的私欲，从感性层面入手，怡情养性。所以，他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以此作为解决人私欲太重这一问题的基础性途径。宗白华的美学追求也是艺术人生，他认为自然和艺术的美都是超越了个人私欲的人格美的映现，最核心的是人性中不受世俗遮蔽的“真”与“诚”，这种人格的“真”与“诚”又与作为道德范畴的“道”与“仁”直接合一，是中国道家和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人格的根本。

　　从上述两代美学家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美学中，经典艺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少人的物欲、私欲，把人引向内心纯洁、精神高尚的人生境界，这是富国强民的基础。审美无利害性概念与中国哲学关于减少人的欲望的一贯传统相结合，产生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现代性美学思想——“审美功利主义”，由此，也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艺术作为一种对待世界的独特态度的认识，不再仅局限于西方的审美无利害性观念。

　　第二，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艺术有助于将优秀人文基因深植于心底。

　　艺术对待世界的超越性态度，并非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态度。艺术审美并不能代替道德，艺术修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修养。但是，一个人长期受优秀艺术的浸润，气质、品味会慢慢发生变化，心胸会扩大，格调会提升，趣味会高雅，同情心会增强。这种对人性情的潜移默化，虽然过程很慢，但效果深入而持久。正如《荀子》里说的：“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此处“易”字原文遗漏），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这里讲的“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感人深”“移风易俗易”都是对乐舞潜移默化地感化人心作用的描述，揭示了优秀艺术品“善民心”的价值和特点。经典艺术的这种作用为人格成长奠定内在的坚实基础，因为它把优秀的人文基因深植于人的心底，所以是“诚”的，而非“伪”的，而人的道德态度必须筑基于“诚”之上。席勒把感性和理性协调自由的审美状态解释为“零状态”，没有偏向于任何特殊的能力和素养，但为各种能力和素养提供了发展的良好基础。席勒对于审美状态的认识同样也是对艺术人文价值的深刻阐述。

　　艺术人文价值的发挥与艺术活动本身的内在机制——创造性表现密切相关。艺术的创造性表现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组成：情感释放与形式建构。情感释放是情感由内而外的抒发；形式建构则既是对审美经验的组织，又是对审美对象的建构，这二者是同步的。创造性表现不仅存在于艺术创作中，也存在于欣赏活动中。在艺术欣赏中，审美客体离不开主体情感的对象化投射，也离不开审美主体能动的创造性建构。

　　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形式”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组织结构，它能赋予零碎的感觉材料一个有序的组织形态，在艺术品当中呈现出来的就是杂多的统一。所以，形式是一种具有理性要素的构型力量，使得艺术的创造性表现不仅仅是情感抒发，而且是情感的有序表现和自我塑造，是个性情感的升华。作为一种内在的构型力量，形式是在人类审美活动中长期积累起来的，逐渐成为一种审美范式。这种范式在艺术作品中体现为某种特定的结构形态，实际上就是一定时期、特定民族的“艺术范型”。欣赏者受特定艺术范型影响形成一定的知觉样式，这种知觉样式往往决定了欣赏者主动建构对象的方式。创作者通过学习，熟知并掌握了经典艺术品集中体现的艺术范型，然后在艺术创作中加以运用和创新。艺术范型是在一定文化、一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体现为某种艺术风格或艺术形式惯例，它深刻制约着受其影响的人的审美知觉方式。

　　经典艺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了一定人群的艺术知觉样式，并由此影响了他们的心灵。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的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这个大型公共艺术品以糅合中国传统石雕艺术手法的浮雕形式叙述历史，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史实用人物造型、结构组合等方式加以定格，不仅成为关于这段革命历史的视觉叙事经典之作，也深化了国人对于革命历史的认识。正是因为艺术的知觉样式蕴含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诸多因素，所以，艺术欣赏和创作过程也就意味着个性与社会、文化、历史的某种交融，是历史文化要素向个体内心的渗透，同时使艺术活动同认知、伦理、实践等其他方面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具有厚重审美和文化积淀的经典艺术不仅能提升个体的审美能力和素养，更重要的是把优秀人文基因深植于人的内心深处。

　　第三，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艺术有助于抵御市场思维和资本逻辑的消极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实力显著增强。然而，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未必全是正面的价值，最值得警惕的是市场思维和资本逻辑正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消极影响。市场思维专注于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而资本逻辑就是价值增殖、利润至上的逻辑，也就是无限追逐剩余价值，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思维模式的形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如果不加以适当管制，就会把社会效益，特别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人文价值追求置于脑后。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简单否定市场思维，也不能全然反对资本逻辑。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力大大提升，这是不可抹杀的巨大成就。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市场思维应该应用于经济行为，资本主要也应限于经济、金融领域，而且还需要加以有效监管。如果任由市场思维和资本逻辑无限扩张，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侵蚀到教育和文化事业领域，损害社会事业的公益性质，并在人们思想上形成对金钱的崇拜，会产生严重后果。教育和文化事业领域更重视人文，更崇尚精神，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与市场思维和资本逻辑有很大差异。如果任由市场思维和资本逻辑向教育、文化和人们的思想领域盲目扩张，就会不断强化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人的私欲膨胀，人文素养和灵性则容易受到压抑。

　　艺术态度有助于抵御市场思维和资本逻辑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消极影响。朱光潜在《谈美》中比较分析过木材商人、植物学家、画家对一棵古松的态度，木材商人的思维与画家的思维很不一样，前者是实用功利性的，需要掌握市场信息和精明的计算；后者则对松树的实用性和市场价值毫不关心，只做无利害性的观赏，注重想象与体验。如果用市场思维来看一幅画、一座雕塑作品，看到的不是美，而是“钱”；如果用资本逻辑来评价对古松的静观，那是浪费时间，徒劳无益，资本的过度扩张甚至还会危及生态平衡。而用美学的观点来看，对古松纯粹的欣赏是心理的满足和精神的提升。由此可见，艺术更关心人，关心人的灵性。通过经典艺术的学习和熏陶，人们可以在经济行为之外，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世界，打破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观念对思想的禁锢，从单纯的物质利益关系中摆脱出来，追求人文的、精神的价值。艺术的态度是一种人文的态度，有艺术态度的人对自然和人生怀有深情，做事待人不会“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更不会凡事皆谋回报；他会在现实的养家糊口和日常生活的“实惠”之外，追求艺术化的生活。

　　艺术化的生活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美学介入，是对人文精神的保护和弘扬。这种对现实的美学的介入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人们精神的激励。例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孙少平，胸怀理想，历经生活磨难而百折不挠，面对命运挑战而奋斗不息，在平凡的生活和平凡的职业中成就了自身的伟大，在平凡中超凡脱俗，成为广大中国青年勉励自我、不断奋进的精神偶像。再如，20世纪80年代由老一辈艺术家特伟、马克宣、王树忱等人编导的动画片《山水情》，通过水墨动画的形式讲述了师徒传承琴艺的故事，表现了“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天人之境，传达出来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人文传统感染了几代观众，成为中国水墨动画的经典之作。这些当代经典艺术品以超越性的姿态，为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人文精神提供了积极的动能，成为艺术对现实美学介入的成功案例。

　　必须说明的是，艺术的“超越性”是扬弃，是一种辩证否定，既有所保留，又有所抛弃。一方面，艺术摆脱了人们惯常的科学认知思维，对世界采取静观的掌握方式，但仍保留了认知的成分：不仅对对象外观的知觉具有认知的属性，而且对由外观透露出来的审美意味的感受也具有认知属性。另一方面，艺术并不全然否定人的欲望，只是把人的欲望减少，并引向更高的层次；艺术并不否定道德，而是以一种体验的方式把道德内涵化于情感之中，使道德与人性达成和谐，也为道德向更高层次发展奠定内在基础。把艺术与认知、道德、功利性追求完全对立起来的“超越性”观点是片面的。当然，艺术的态度并非为人处世的唯一态度，我们还需要科学的态度、道德的态度、实践的态度等。只有全方位拥有多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和态度的人才可能拥有完整的人生。而在今天，艺术的态度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超越单纯的物质利益关系，使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人生更完整、圆满。　

　　三、艺术人生的“天地境界”

　　在人生的多重维度中，艺术人生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是一种创造性掌握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待世界的超越性态度，这两者使艺术人生成为可能。艺术人生就是超越了物质层面和人的单纯生理需求、功利追求的人生境界，借用冯友兰的概念，是诗意的“天地境界”。

　　冯友兰在《新原人》一书中论述了人生四境界：“就大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境界有高低之分，“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人都是逐个人之利，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并不了解。而处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行义”的，也就是逐社会之利。到了“天地境界”的人认识到，“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这种境界就是“尽性”，就是将人之为人的潜能尽量发展。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的显著特点是从人性完满的理想来论述人生境界，并把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宇宙联系起来考察，主张把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思想特色。在最高的层次上，人生的各种价值，如真善美，综合为一体，呈现出高度融合的状态。

　　人的生活具有由低到高的多种层次，首先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五类。需求的阶梯形式描述了人的生活需求的层级，是有意义的，但就具体个人来说未必完全适用。例如，孟子曾言“舍生而取义”，裴多菲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都是把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舍弃了，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再则，对个人来说，这五个层次不是自然而然依次向上提升的，并非一个人的物质生活非常富足了就自然会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物质生活是人生的基础，衣食无忧可为更高的精神生活追求奠定基础。但如果物质生活富足而无更高的追求，此人的境界照样不可能提升。反过来，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的人，只要满足基本温饱即可，而如果对精神生活怀有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倒有可能进入人生的高境界。孔子夸奖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不因穷困而放弃自己的“志”，反而安贫乐道，所以孔子对他充分肯定。这说明，人们为了某种道德原则或社会理想是可以牺牲部分物质生活追求甚至生命的。因此，对人的需求层次不能作简单化理解。

　　同样，艺术人生自然不能完全脱离人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温饱的生活一定不是理想的生活；艺术人生也不必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对立，毫无生理快感的“艺术情感”其实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人之为人，除了物质的生活需求外，还应有更高的追求，“超越”就是对物质层面的扬弃，对人生境界的拓展和提升。艺术人生的特点之一是不完全脱离感性生存的扩展和提升，使人生的空间变宽、变大、变高，使人的身体与精神、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地融合，达到人生各种特质高度综合的、诗意的“天地境界”。

　　第一，艺术人生是有品味的人生，脱俗而有灵性。

　　从源头上说，中国美学与味觉有很深的联系。“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从味觉引发出来的，而“品”兼具层级、格调（名词）和评价、体味（动词）的意思，这两个意思相互关联，后者是从前者引发而来的。有品味的人生是指有格调、高品质、有情趣、可体味的生活状态。一方面，艺术人生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欲望，具有较高的精神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这种有格调、有品质的生活可以时刻被感受到，是活泼、有趣的。艺术对待世界的方式和态度使处于艺术状态中的人摆脱了现实功利羁绊，进入脱俗状态。艺术人生脱俗而不死板，是一种有滋有味的生活，就如同与梅兰竹菊和琴棋书画为友的生活，雅致却又有生命的灵性。这就是艺术的人生境界。

　　有品味的人生并不等同于富丽堂皇或精致典雅的生活。有格调、高品质的人生并不以财富的多寡来衡量，而往往是朴素的，其底色是“真”和“诚”。“真”讲的是本色，有品味的生活不是装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合于本人性格趣味的生活。“诚”讲的是心底的真，出自真性情的人生才可能是有品味的。就像陶渊明在诗中所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写的是朴素而有诗意的生活，却最能体现“真”和“诚”的底色。这种真诚的人生境界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高雅脱俗的气质和格调，一种长期修养形成的由内而外显现出来的“精神气象”。孟子提出“养气”说，就是注重内心基于情感体验的涵养，并由心扩展到全身，自然流露于外表：“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达到“四体不言而喻”的修养境界，就是“真”和“诚”的境界。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虽然依据的哲学观念与儒家不完全相同，但注重人诚于中而形于外的气质、风采、格调则与孟子所言有相近之处。宗白华曾提出：“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像‘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而这“光亮意象”的深层意蕴却来自晋人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和对友人、对自然至深的情怀。如今，改善一个人精神气质最好的办法就是长期浸润于经典艺术品和大自然之中，受其熏陶，怡养性情。

　　第二，艺术人生是人与人和谐的人生，克服专己走向共融。

　　艺术的态度是一种无私的态度，因而艺术可以突破隔阂，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艺术表现了人内心的欲望、情感、思想，具有交流性质，任何艺术创造其实都暗含着与他人交流的诉求。艺术的这种人际交流属性和功能具有情感性与非语词性特征。情感性是指艺术分享的是情感经验，因此也需要他人以情感体验的方式来分享或体验。非语词性是指艺术分享所用的媒介不是社会交流最常用的方式——语词，而是直接诉诸听觉、视觉等感觉系统，即使是文学，虽然它使用了语词，但还是要对日常语言加以创造，使之成为文学特有的体验性话语。所以，古人论诗有“意在言外”“不落言筌”之说。情感性与非语词性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艺术交流的主要内容，它决定了艺术交流主要采用非语词性的方式，这种非语词性的独特语言能准确、生动地表达艺术家丰富而复杂的情感。所以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说：“艺术必须被看作是人类掌握的最精确的表达方式。”艺术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艺术的情感分享是使人处于同一情感体验之中，从而获得感同身受的体验和理解。这同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有区别。对于艺术的这种特征，托尔斯泰有深刻认知。他主张把艺术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并认为艺术交流与理解具有把人们“联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特殊功效，因而是人类走向完善的手段。鲁迅曾说文艺是人类相互沟通“最平正的道路”，而蔡元培则把美感作为克服实现人类共同理想最大阻碍（“专己性”）的“良药”。艺术不仅是情感交流和理解的有效途径，而且是传递爱的一条有效途径，艺术人生就是有爱的生活。对个人来说，有爱是最大的幸福；对社会来说，爱是社会的融合剂；对世界来说，爱是一种促进和平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论述深刻揭示出艺术具有促进心灵沟通和人类融合的作用。

　　第三，艺术人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生，基于理智更发自内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当今文化的很多矛盾都可以在这对关系中找到根源。工业革命以来，人对自然的大规模深度开发，一方面生产出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造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人们开始认识到，单靠理性恐怕并不能给人类带来永久的福祉，我们还需要情感，需要艺术，需要理性与情感的平衡与协同。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埃伦费尔德提出，要重新审视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他认为，情感应成为“现代决策的一个必要部分”，单靠理性，人类无法生存下去。在工业化的地球上，艺术是情感的绿洲，艺术保护、滋养、表现和提升着人们的情感，而艺术的情感又是保护自然的人性力量。艺术培养了我们观赏和聆听自然之美的感官，让我们加倍热爱自然、敬重自然；艺术培养了我们体验动物情感的心灵，使我们越来越体会到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我们一样有爱的同伴。我们保护自然不仅基于理智，更发自内心：“自然艺术就成了自然保护的理论基础。”

　　上文提到过朱光潜分析商人和画家对自然之物态度迥异：商人看到古松就想到利用它，画家看到古松只是凝视其外观。这种不图利用的态度是艺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础。而中国传统对待自然的艺术态度则更进一步，追求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自古以来，我国有大量描绘自然的优秀诗词和山水画，这些“寄情于山水”的作品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审美境界。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景”同观赏者的“情”密不可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作为观赏对象的“景”是有灵性的，是在与观赏者的一种交融关系中被创造和呈现的。所以，古人主张对“景”的欣赏要做到“物我同一”。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艺术对自然景观总怀着一种亲和的态度，一种投入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态度，把自然当作可以寄托情志、慰藉心灵、振奋精神的知心朋友来对待。这种态度不仅有助于我们养成观赏自然景观的审美方式，也为当下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十分可贵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第四，艺术人生是阔达的诗意人生，贯通了现实和未来。

　　我们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财富越来越多，物质生活也越来越好，与此同时，竞争也日益激烈，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社会加速理论”，他认为科技进步、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加快使社会不断加速，却并未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就是所谓的“新异化”，其实质是“缺乏关系的关系”，即人在这个世界上缺少与他人情感和心灵上的沟通与理解。于是，他提出了“共鸣理论”，希望用艺术来建立一种“有关系的关系”。由此，艺术的人文价值就凸显出来：它使人能在虚拟的时空里获得与他人的情感交流及理解，产生共鸣。或许这正是克服社会加速带来的人际关系异化的方案之一。

　　拥有丰富物质资源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美好生活，在满足温饱和安全的基本需求后，一个人生活是否美好，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情感和精神是否富足。对于现实的人生，艺术是一种丰富人生体验的途径。在艺术中，人可以把功名利禄抛开，回到内心，观照宇宙。经典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鲜活记忆，经常徜徉在人类优秀艺术宝库中，可以跨越时空，与全人类优秀的艺术家对话交流，分享他们深刻的思想感情，直接触摸到他们伟大的灵魂和心跳，吸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养分。而这种阔达的境界很多时候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实现，因为艺术可以超越日常生活的羁绊和语言、风俗、宗教等的隔阂。

　　如此，艺术就有可能引导我们进入诗意的“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天地境界”是合乎“道”的境界，“道”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人到了“天地境界”，也就“尽性”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种境界就是全面发展。艺术人生不仅超越了自然和功利的境界，能在社会层面创设人与人交流融合的途径，而人与人和谐的人生境界把道德境界包含于自身了；在艺术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更是与宇宙之道相通。因此，艺术人生就是各种人生价值高度融合的境界，是诗意的“天地境界”。

　　之所以说是“诗意”的，有两层重要含义。第一，“诗意”不排斥感性，所以诗意人生是不排斥情感的人生。冯友兰继承了儒学传统，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却把人的欲望和情感归为人的动物性，即所谓“人欲”。但是，人是一个整体，“人欲”和“天理”不可能绝对分开。艺术人生的特点恰恰在于对感性欲望的超越，不是将其与理性决然分开甚至对立，而是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因此，艺术人生是贯通身体和精神的一种人生境界，境界的提升不以压抑感性为代价。第二，艺术的人生境界是在想象中创造的，但它积极介入社会现实，既是现实世界的映现，又是对未来的象征或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的人才更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出属于未来的美好生活。

　　结语

　　人文学科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探寻世界对我们的意义，美学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对艺术人文价值的探讨，就是试图揭示艺术对于我们的当下意义。由于艺术的特殊性及美学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美学并未对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产生深刻影响，导致知识界对审美和艺术的特点与价值的认识不足，关注度不高。这不仅表现在价值立场方面，也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因此，用一种能被当下国内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接受的方式，来阐释艺术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特殊价值显得十分重要。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等掌握世界方式的理论，为我们阐释艺术的独特人文价值提供了一条途径：在人与世界的多种关系中揭示艺术的独特意义。由此，艺术成为人的生存发展的一个新维度，它包含了认知的、实践的、现实的因素，但更是创造性想象的。正是这种创造性想象使人超越了现实，使人的心理和精神自由成为可能。艺术掌握世界的创造性想象方式不仅基于现实，同时又超越了现实，更由此带来艺术家主体对待世界自我超越的一种态度。由此，艺术特别是经典艺术，具有遏制私欲膨胀、提升人格修养的功能。以往我国学界对艺术的这两种超越性功能是分开论述的，本文试图阐述二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

　　基于艺术的上述两种超越性功能，艺术最根本的人文价值在于能使人创造一种艺术人生，由此助力人的全面发展。以往对于艺术人生的论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把艺术人生描述为人生最高境界，故而遮蔽了人生的丰富性，排除了艺术人生与人生其他维度之间的有机联系；二是把艺术人生看作对现实人生的摆脱，因此使关于艺术人生的描述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无法解释艺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意义。事实上，艺术人生既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越，更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有效介入和必要补充。艺术人生是人生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是人生的一种高层次境界，但不是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不仅表现在心理层面，也表现在现实层面。艺术人生的意义可从个体生存、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三个角度加以阐述，是一种有品味的人生，是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生。与冯友兰提出的“天地境界”相比，艺术人生是在想象空间实现的“天地境界”，因而是一种诗意的“天地境界”。

　　我国学界对于艺术人文价值的阐释，往往较多关注对国外理论的借鉴，却相对忽略本土理论资源的传承，更缺少将二者融会贯通。例如，以往阐述马克思关于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述时，基本不涉及本土优秀思想传统，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十分丰富的理论资源。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本文只是做了一些初步尝试。又如，将艺术看作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我国学界一般都引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经典论述，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中国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是克服私欲，正是这种传统才使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和重视西方美学。从王国维开始，中国美学家创造了“无用之用”“无所为而为”“以美育代宗教”“怡情养性”等一系列美学话语。这些话语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把西方美学本土化，以解决中国的本土问题。中国美学传统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古代传统，也应包含现代传统。在把西方美学与中国优秀美学思想资源相互融合，使西方美学本土化方面，中国现代美学家做了许多创造性工作。今天，我们应循着前辈开辟的这条路径“接着讲”，以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对艺术人文价值的阐释与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衔接起来，才能使当代美学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更容易与我国的其他人文学科对话。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 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