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楷模的英国君主立宪模式”认识的确立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混合制政体，可谓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中的有利元素。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都以本国的体制为荣，认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启蒙时代的法国知识界，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推崇成为哲人的一种共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将英国的分权体制奉为值得法国人效仿的典范。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期间对英国的政制做了深入的探究，他在《哲学通信》中盛赞英国“建立了一个举世唯一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将英法革命及后革命时代的经历作比较，在法国思想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法国革命初期的穆尼埃（Jean-Joseph Mounier）、托内尔（Clermont-Tonnerre）等自由派贵族，因在法国倡导引入英式的立宪君主制，更是被冠以“仿英派”的名号。

　　1790年在法国革命中倾向于效仿英国的王政派倒台前，海峡对岸的柏克出版了反“法国平等派”的名著《法国革命论》。柏克的主旨是据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立宪原则，来谴责日益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革命论》结尾处，柏克将英国的幸福境遇归功于若干次政治改革中保存下来的东西。他宣称过于激进的法国革命从根本上冲击并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终将导致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建立的霸权帝国，在相当大程度上证实了柏克的预言。从专制君主制的崩溃到共和国的成立，从军事独裁统治到皇党复辟再到七月革命，法国革命经历了一段与英国革命颇为相似的演变历程。这从查理一世与路易十六之死、克伦威尔与拿破仑的上台及1688年与1830年间的相似性中显露无疑。英国革命的循环止于1688年，其果实是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之相对应的法国革命，则直至1830年都没有终止的迹象。

　　英国17世纪的历史经验将为法国革命后的政治困境及未定的将来提供多重的参照，对此比较过英法革命的法国自由派思想家都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斯塔尔夫人的《法国大革命》（1818）是首部系统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比较史巨作。在此书的第六卷中，她试图弥合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蓄意制造的英法历史间的裂痕。斯塔尔夫人把1789年法国革命与1640年英国革命相比较，找出了两者主要的共同点：“都有一位国王被民主思想带上了绞刑架，都出现了一位军事首脑夺取了权力，以及最后都是前朝复辟。”在《法国大革命》的结尾，她强调两次革命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国大革命几乎走上了和英国革命相同的路线，都是因为同样的痼疾而引发危机，都遵循了同一个历史规律。”斯塔尔夫人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清算法国大革命的全面框架，也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自由主义学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贡斯当在其著作与演说中也和他的思想伴侣斯塔尔夫人一样，多次援引英国革命的先例来为法国指路。在1814年出版的《有关一立宪君主制国家中宪法、权力分配及保障之反思》前言中，他毫不掩饰地声明：“我并不追求原创性，在许多方面我完全无法离开英国的宪政体制；与其说我提议了许多新的见解，不如称我阐明了为何在英国存在的制度是良好的。”1818—1819年，贡斯当在巴黎皇家学术协会作了包括《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在内的总称为“英国宪政”的系列演讲，系统地向法国公众阐释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优点。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后，波旁王朝的统治逐渐偏向反动。19世纪20年代后期贡斯当在议会的演讲中多次引证英国宪政史，强调法国复辟政权坚持君主立宪原则的重要性。1829年，贡斯当在《论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论克伦威尔治下之英国议会及被清洗前共和八年宪法下之保民院》等多篇政论中，又进一步对英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及英国政制对法国现实政治的影响作了一番综论性的回溯。他强调英国的立宪君主体制不只是英国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而是具备某种其他国家值得效仿的典范意义。英国17世纪动荡历史结出的果实君主立宪体制，代表了法国可努力追求的一种政治方向。当然英国已完成的革命与法国正在演进中的政治变革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法国可凭借其后见之明的优势，避免英国革命所犯过的错误并对英国的宪政模式加以改进。

　　英国革命史在复辟时代的法国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关注重心，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复述17世纪的英国史，而是探究历史的政治用途。 在倡导古为今用的史学家中，基佐是最重要的代表。他强调将法国革命合法化的最好方式就是研究欧洲文明史，以证明无论革命还是代议制政府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基佐坚持历史的延续性和长期格局，他相信过去的历史知识应用来为当前的政治目标辩护并引导未来。19世纪20年代初基佐在巴黎大学讲授《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时，就讴歌了英国的立宪政体和自治传统。19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准备《法国文明史》讲稿的同时，也撰写了《英国革命史：从查理一世即位到查理二世复辟》。基佐力图证明英法两国的政制有着相同的构成要素：贵族制、王朝政治和民主；而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个人自由和代议制。基佐认为英法革命“它们的趋向和它们的起源是相同的；它们的愿望、它们的努力和它们的进步，也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他强调英法“两个革命是如此值得相提并论，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第二个革命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我们就无法彻底了解第一个革命”。基佐坚信英国的光荣革命最终会在法国复活，在王权之下、在没有陷入革命罪孽的情形下确立代议制。1828年基佐在巴黎大学所作的《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系列演讲中，更是从宏观层面对比总结了英国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异同，他强调两者的政治演进道路和目的最终都是一致的。

　　如果说在18世纪末法式和英式的自由主义呈现着某种矛盾与排斥，19世纪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却逐渐趋于融合。法国需要引入一种柏克式的历史观，来缓解其抽象、激进的大革命态度；英国则需要通过与法国式的理性主义的联系，将新生活混入其传统主义。以贡斯当、基佐为代表的自由派在法国复辟时代所追求的，恰是洛克在英国复辟时期所试图实现的。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在他们看来仿若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灵光再现。即便是认为法英两个民族在天然秉赋上存在深刻差异的托克维尔，在其应密尔之邀所作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1836）中也承认，1815年以来的和平相处和交流使许多习惯与观点已成为英法两国人民所共有。“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法英两国都需要把其历史与民族才智最特殊的因素馈赠给另一方。

　　“作为法国未来的美国式民主”：托克维尔等人的论述　　

　　早在美国革命时代，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被许多欧洲人誉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度。一些美国学者承认英国的政制比欧陆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形式自由，可他们又强调美国比英国更自由。美国人最早以成文宪法的形式明确表述了英国自由传统的精髓，提供了一种理想政治模式的典范。美国联邦宪法于1787年底传至法国，在“亲英派”和“亲美派”间引发了英美两国宪制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辩。在法国大革命初期部分法国人曾效仿美国革命，试图在欧陆建立首个新型的大共和国。华盛顿的好友、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拉法耶特极力倡导法国效仿美国宪制。由拉法耶特和杰弗逊协助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行文风格和内容上均酷似美国的《独立宣言》。美法两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自由宪政与建立共和国。不同的是美国革命面对的是英国有限君主制的历史遗产，法国革命则要直面欧陆最强大的绝对君主制的政治遗产，这就导致法国革命的激进程度远超美国革命。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开启了19世纪新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反观法国，被期待成为“法国华盛顿”的波拿巴以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动荡不已的共和国。一成一败的美法革命，使两国在政制演进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即便在共和国覆灭后，在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代，法国自由派的领袖贡斯当依然认为存在着一些独立于一切政体、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原则。贡斯当在《适用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原则》（1806）的导论中大段摘引杰弗逊的就职演说辞作为全书的主旨，他还宣称“这些在一个巨大、繁荣的共和国（即美国）里被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原则”，就是他力图在法国奠定的政治原则。

　　1815年拿破仑的帝国瓦解后，波旁王朝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复辟。19世纪20年代后期，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再次引发革命。法国的1830年革命以英国光荣革命为榜样，却只是一场对1815年《宪章》予以有限修订的温和革命。七月王朝建立不久，对新政权不满的托克维尔踏上了访美之旅（1831年5月至1832年2月）。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预示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时代的来临。在《论美国的民主》问世前，按传统的欧洲文化来思考美国就像欧洲的童年；托克维尔的巨著扭转了这幅图景，他指出恰恰相反美国展示的乃是欧洲的未来。尽管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很少谈到法国，但他“在写下每一页文字时都在思考法国”。他“之所以突出美国的特点，之所以要让人认真理解它，与其说是为了完整地描述一个外国社会，还不如说是为了对比它同法国的异同之处”。托克维尔对大西洋彼岸政治制度的思考，也是他正在寻求的对七月革命以来如何稳定法国政局的思考。他强调美国三权分立制之类的政治经验，是合众国的国父们从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处学来的，也可以改良后被再度引回欧洲。

　　托克维尔在访美后，于1833年和1835年两度赴英国考察，他渴望在这个欧洲最自由的国家看到美国式的民主的进步。可托克维尔并没有对已进入重大政治和经济改革时代的大不列颠撰写一部“论英国的民主”式的著作。因为经过比较之后，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了比洛克式自由主义（支持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制）更合乎19世纪思潮的杰弗逊式自由主义（赞同共和制和普选制）。托克维尔将美国视为一个民主化了的英国，在他看来美国的建国史可谓是一部简化版的英国史。通过将英国放进美国这个过滤器中，托克维尔获得了一个化学提纯版的英国。在托克维尔眼中，一个美国人就是一个摆脱了固有羁绊的英国人。他以为真正的英国革命不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是英裔移民跨越大西洋的移民运动及由此演变而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它标志着向起点的复归。美国不仅是英国的替身，而且是变成英国的真性所在。美国之所以对法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与英国相比代表着更彻底的民主革命，而美国与法国相比则意味着彻底的非革命的民主。密尔在为《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书评中也承认，英国的国民性不是对美国性格的回应与拔高，而是正在逐渐地接近美国人的那些特性。这位英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英国最终也无法避免美国的制度。

　　托克维尔为调和两个世界间的差异而努力，即一个理论重要性已确定的新世界美国和一个动荡不已的正在变成新世界的旧世界法国。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提出的民主社会，不是平等主义理论家想象出来的乌托邦，而是正在美利坚合众国落实的实例。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像是欧洲的一个简化的预先的特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建构了某种民主社会的理想类型，并从中推导出未来法国社会的某些趋势。托克维尔提出了后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凸显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面向来揭示民主的实质，以更加鲜明地显示这股席卷近代社会、推动它向着更大的平等前进的力量。托克维尔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政治思想中蕴含的历史维度，他强调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历史的演进之中，主导的政治原则也不能被永远的固定化。托克维尔将自己定位为一位“新式的自由主义者”，他描绘和伸张的并非先于实践的抽象的自由原则，而是正在美国践行并将于未来在法国落实的自由。作为具有预见性的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因深信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托克维尔常使用某种普适性的话语，有意地向那些希望改变其看法的现代人进行言说。

　　爱德华·德·拉布莱（Eduard de Laboulaye，1811-1883）是贡斯当的推崇者和托克维尔的重要继承者。他在法兰西公学任比较法教授期间，向法国公众讲授美国宪法与美国政治史。和贡斯当与托克维尔一样，拉布莱认为法国能从美国的政制中学到很多。他在第二帝国后期倡导效仿美国进行政治改革，以在法国建立起选举真实、政府负责的代议制。拉布莱强调美国内战不仅是美国国内的重大冲突，还是事关法国和欧洲的民主前景。他盛赞林肯在内战的非常时期亦未破坏宪法和法治，将之视为危机政府的范例。1865年林肯遇刺后，拉布莱撰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悼词，赞颂林肯对美国和包括法国在内的全人类自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为纪念1876年美国独立100周年，拉布莱萌生并组织向美国赠送自由女神像的计划，以彰显法美之间历史悠久的友谊和两国对于自由的共同追求。

　　法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坎坷之路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崩溃，狭义的法国革命经历了其首次循环；自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广义的法国革命则经历了其二度循环。 法国革命在近一个世纪里每个看似中止的时刻——热月九日、雾月十八、1814年、1815年、1830年、1848年、1852年、1870年——都很快被发现仅是暂时的并逐步被超越。法国整个19世纪的政治史，可谓是法国大革命原始版本（1789—1799）的扩展性重演。法国人力图在十年内快速完成美国革命式的历史进程，却花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复试错后才回到正轨。从长时段来探究法国革命为何始终中而不止，对理解近代法国的政治转型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在法国革命的首个循环期，在宣布共和、处决路易十六后，法兰西共和国经历了一段螺旋式的上升路线。热月政变后督政府使共和国陷入左右摇摆的困境中，僭主拿破仑颠覆了法国人期望其拯救的共和国，他穷兵黩武走向专制最终以失败告终。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法国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战争中脱身。可好景不长，查理十世的反动政策再度引发反抗，开启了法国革命的第二个循环期。1830年革命爆发后赶到巴黎现场的密尔，很快就对七月王朝失去了信心，他悲叹法国正在变成“金钱主导的……狭隘的寡头政体”。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概括更是精辟之至：“1830年便采用了那种1688年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1830是一次在半山腰里停下来的革命。半吊子进步，表面的人权……出现在1814年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情况又出现在1830年查理十世之后……这是1830和1848的中间站。”奥尔良王朝引入的妥协性政治解决方案，还远不能平息法国社会所累积的矛盾。

　　基佐在担任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脑前曾是它最佳的理论家，他以自己的著作阐释了这个政权的执政理念。19世纪20年代基佐作为反对派细致地分析了社会和政府间的新型关系，到了19世纪40年代作为政府实际决策者的基佐，却对社会与政府间日益增长的裂痕视而不见。作为史学家的基佐和作为政治家的基佐之间，仿佛是两个人似的存在着极大的裂痕。基佐对于民主的理解过于狭隘和静态，他仅能接受宽泛的、无政治含义的民主，而不能领悟动态的、不断拓展的民主趋势。基佐最终的失败之所以让人震惊，是因为他学者的智慧没有使他预见到原可避免的政治灾难。作为权力理论家的基佐，曾在复辟时代强调权力必须在人民本身当中汲取它的主要力量。但在七月王朝时代成为执政者的基佐，却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人民主权和普选权反对者的基佐，只意识到通过金钱获得特权的“有能力者的多数”。这位曾对政府和被统治者间的必要纽带发表过高论的理论家，似乎忽视了民族共同体的演变、工业社会的诞生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基佐的冷漠使他既无法为民众的激情而激动，也无法理解托克维尔于二月革命前一个月在众议院的演讲中所作的法国“现在正躺在火山上睡大觉”的谆谆告诫。1848年革命毁灭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有曾孕育过它的以基佐为代表的政治理论。

　　在1848—1852年的四年内，从二月革命到第二共和国覆灭，法国政局以浓缩的方式重演了1789—1799年的革命历程。法国1848年的“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却以预言的方式向法国人显示，政治变革既不像社会主义者期待的那样快，也不像保守主义者希望的那样慢，而是沿着改良主义路线逐步前进。第二帝国时代法国在政治上倒退到波拿巴主义的威权统治之下，在经济领域却空前繁荣。拿破仑三世以不符合政治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目标。1870年拿破仑三世于普法战争战败后流亡英伦，共和国在各派势力的妥协下再次诞生。19世纪70年代初在经历了巴黎公社的剧烈冲击和接二连三的政治动荡后，第三共和国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法国从大革命以来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的年代”，几乎试验了每一种想象得到的政体形式，在经历了两次君主制复辟和两个帝国之后，最后建立了一个保守性的共和国。托克维尔的辩证法在此被颠倒了过来，最终战胜既民主又专制的平等的竟是具有保守色彩的自由。泰纳在普法战争后所写的《现代法国的起源》第五卷“新秩序”的序言中，以后见之明对法国19世纪的政治史作了极精辟的概括：“1800年以来，经过八个政治体制的更迭，整个社会秩序仍得以保留。最终的成败得失只有我们的子孙知晓。目睹了结局，他们就会以我们所不具备的智慧对整幕剧做出评价。”随着19世纪80年代第三共和国的逐步稳定，在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新“百年战争”之后，现代代议体制终于在法国确立了下来。

　　法国整个19世纪的历史，可被视为大革命与王朝复辟之间的斗争史。任何一种原路折返——无论是拿破仑的第一帝国，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复辟君主制，还是路易·菲利普乔装打扮的立宪君主制，徒具虚名的第二共和国，抑或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都未能阻断吐故纳新的大革命记忆。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连续的极端主义政治实验之后，到了19世纪末法国唯一可能的政治道路就是中间道路。布罗伊公爵所言极是：“对于自由的朋友们来说，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立宪君主制相邻的共和制和与共和制相邻的立宪君主制两者之间的制度；任何其他共和制都将是大会制，任何其他君主制都将是帝国制。”到19世纪末，以英国为典范的君主立宪制和以美国为榜样的共和制可谓殊途同归，两者在形式上的区别已多于实质上的不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进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逐渐合流后，其终端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立宪体制之滥觞。

　　近代欧洲国家的政治转型，英美法三国革命构成了三方对垒。其中英美属于先发先至的成功典范，法国走向立宪制的道路却一波数折，是先发后至的反面典型。要理解法国革命的起因和结局，应具有长时段和跨国史的视角。唯有置于英美法比较革命史的宏观视野下，近代法国曲折的立国之路方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就民主发展为“自由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发展成“民主的自由主义”而言，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对最佳政体的探索，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上自由民主体制转型的关键性一环。法国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其他后发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第三世界的各类革命均深受法国革命模式的影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