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聚焦21世纪开端年代世界不平等、危机以及体系变革基础上的秩序重构。诚如人们所看到的，当前各种不平等、危机是由于世界体系本身出了问题，因此需要系统性的变革扭转或者根除不平等、危机所造成的世界断裂与破碎的现状。世界秩序重建不仅需要联合各方力量管控危机、消除敌对、增加互信；而且还需要在长期可持续发展上达成共识。世界秩序系统重建，需要个体在行为上做出改变，更新主体行为，与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建立新的契约。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人类以及自然生物生活的世界。人类个体为世界万物之一。更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行为主体，就是重建我们的世界观。只有认识到自我在生命上与具体而完整的世界的关联，人类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生命存在的本来状态。同时也只有在这种开放的世界观中，个体才能从自身狭隘认知的辖制中释放出来，以独立、自由与完全的平等生命主体与社会、环境、世界互动。新的世界观要求人类个体彻底挣脱自身狭隘认知局限的捆绑，投身于造福于社会和世界的新的主体行为之中。在新的世界观中，改变我们自己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否则就没有世界秩序重建的新的行为主体认同。

　　只有个体在生命层面完成了这种世界观重构才能达成一个与他人、社会、生态环境更加公正与平等的新的生态—社会契约。众生平等是生命受造的本义，因此需要人类克服自身认知局限并且不受这些局限所造成的困境的辖制，挣脱其捆绑，才能在新的行为主体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与生命受造意义上同一的独立、自由与平等的自我认同。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时时、处处受到自身认知局限及其行为的影响，不仅造成个体自身深陷困境，而且还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困扰及灾难。对世界而言，人为的灾难和危机连绵不绝。唯一的解救之道，就是生命主体重建，在主体行为和文化上重塑自我，让个体自我成为开放世界的一员。总之，在世界危机面前，只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为主体得以更新，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与理性再次结合，形成合乎世界秩序重建要求的新的生态与社会契约。　

　　一　

　　新冠疫情大流行给21世纪20年代初的人类社会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余波不断向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渗透，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未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发展为战争对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冲击后果同样难以预料；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继续威胁人类生存；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对脆弱的欧亚接壤地带增加了诸多不安的变动因素。这些突发的危机冲击整个21世纪开端年代，对世界和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从新的行为主体的行为来说，这些变量改变了行为主体既有的认知框架，举例来说，新冠疫情带来的不仅是非传统安全危机，而且产生随机多变的国际关系以应对世界的断裂与破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网络分化给国际社会制造了更多的碎片化空间，一如全球供应链重组和高科技网络重构所产生的各种碎片化空间。断裂和破碎是当前世界不平等、危机和各种与不平等有关的突发危机的主要特征。

　　按照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对新冠疫情发生后以及此前的国际社会发展的评估，当前的危机只不过是系统性危机的延续，其根源在于不平等、非均衡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地区与国际社会之间已经突破了安全红线。突发的危机加速了世界断裂与破碎化的进程。在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22年度旗舰报告《不平等危机——转移权力形成新的生态社会契约》中，世界的破裂状态其来有自，由来已久，具体表现就是不平等、危机与社会契约毁弃。因此，人类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模式，为更平等、更公正、更可持续的世界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社会契约，才能以更强的韧性应对危机。

　　无独有偶，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在反思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不平等、危机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仿照当年路德提出划时代的95条宗教改革论纲，提出“有关全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95条论纲”。该系列论纲致力于重构世界观，将生命、国家和自然置于首位，并使物质文明进步与身体、情感及智识发展，个体和社会生活质量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生命质量相协调。这种体系性的决策系统是由涵盖以上领域的全面世界观所提供的。　　

　　二　

　　在重构世界观认识和理解当前不平等和危机上，个体为了实现超越世俗生活的自我认同，获得新的生命主体性，不仅以时时、处处、彻底这些副词加强自我认同，而且增加了“国际”一词强调理性自我认同的普遍性，实现超越具体个别的一般与整体的世界观。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上，对于这种超越个体自我局限的新的生命主体认同的把握，为了强调这种行为及文化的绝对性、普遍性，可以随时随地添加“国际”作为形容词或者名词构成复合名词，强调其具有普遍的文化价值。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并没有突破自身认识的行为与文化，并没有意识到其自身行为所身处的世界整体性，而盲目将自己的行为局限于所能看见的人和事情以及周边环境上，同时还将这些显而易见的局限当成了世界的全部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生活。在很多时候，人类确实会处于这种自身认识的困境当中，并带来各种社会和世界问题。绝对化的观念世界如果是来自自身局限的狭窄的认知，其行为和文化将给行为主体自身以及他人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困扰，甚至是悲剧。因此，人类为了极力摆脱这种困境，从超越自身的处境回到世界创造的本体上思考自身的命运，从生物行为主体与环境的角度认识到自身与世界的联系，从社会行为主体与环境的角度认识到自身与世界的联系。生物—社会行为和文化是世界的有机内涵，是世界的一币两面。这些开放反思自身的主体行为带给世界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以及更具包容性的行为与文化。

　　因此，人类需要在强调我们自身处境局限性以及与世界的关联的整体性上随时携带增量扩容工具，随时随地反思自我认同局限性问题，摆脱愚昧盲目妄为的自我设限悲剧。在这种便携的增量与扩容的世界观下，我们可以更加审慎地认识当前全球各地人们作为行为主体的行为和文化对于世界体系变革的影响。　　

　　三　　

　　在危机与多边国际秩序兴起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多极、多层、多领域的秩序的分化、流动与组合。安托万·罗特在《危机时代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兴起》一文中论证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表明，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尽管它们仍然比国际社会的几乎任何其他成员都强大得多。第二，这两场危机加速了国际政治的变化，国际政治领域正在兴起一种多极国际秩序。作者认为，在地缘政治上，世界将会分裂成对立的准集团行为体。从经济上看，国际供应链维持着全球经济的三大核心——美国、欧洲和中国，由于对经济安全和国际供应链韧性的担忧，推动全球化的贸易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动力正在某种程度上黯然退场。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向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主要国家赋权，这些国家将尽力避免与任何一方结盟，或被完全纳入一方或另一方的经济轨道。这些国家得益于相互制衡的集团之间的竞争对抗，得益于国际经济流从核心之间的相互交换中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结果，这些国家随时准备成为塑造国际关系规则和规范的关键角色。正在由此兴起的国际秩序是真正的多极秩序，由于牵涉到众多强大的行为体，以及集团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这种多极秩序不太稳定，但也更具活力，因为不同的联盟有潜力形成和实施有时相互重叠的体制。这些体制有可能管控区域或全球层面的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从网络空间到能源流动，从医疗卫生合作到贸易融资。

　　李承柱在《世界经济的网络化与战略竞争——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中分析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及结果，认为充分利用在世界经济网络里所处的位置因素，从而寻求一种新型经济方略，是复合地缘经济学的特征。目前广泛使用的“网络制裁”“聪明制裁”“针对性制裁”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拜登政府为了应对供应链重组，正在寻求重新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式，反映了作为一种战略竞争手段的供应链地缘经济学的价值所在。

　　全球数字不平等现象是各种不平等危机的一部分。互联网便利了全球连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在高科技、互联网经济等数字应用高地，发达国家垄断了源代码开发等与底层构造有关的核心技术，与供应链重组结合后，全球数字鸿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更加扩大，断裂和破碎的状态更加严重。张晋岚在《全球数字治理秩序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成为影响大国综合实力对比与战略博弈态势的关键因素，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数字治理秩序的演变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中国的治理方案对该秩序的演变产生了相应的作用。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数字治理秩序的演变？既有研究尚未能够充分回答该问题。作者在明晰全球数字治理秩序的核心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来自体系层面和单元层面不同因素对全球治理策略的影响，构建了由“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竞争性—合作性”组成的影响类型分析框架。

　　在突发危机的应对方面，全球各地都在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应对乌克兰危机，欧洲仍然依靠北约的协防。随着战事持续，北约战略主导性增强，坚持欧洲“战略自主”显然意义不大。欧洲战略自主问题是近年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在乌克兰危机持续之际，欧洲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战略自主、是依靠地区合作还是被美国主导，欧洲与北约的安全与防务应对在不断调整当中。赵纪周《重新审视欧洲“战略自主”》一文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重新审视欧洲“战略自主”十分必要。首先，共同防务力量建设让欧盟近年来取得一些成就，但欧洲安全仍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北约。其次，从欧美关系演化看，跨大西洋联盟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最后，受乌克兰危机和对俄制裁的“反噬”等影响，欧洲在安全、能源领域更加依赖美国，“战略自主”会走多远，仍有待观察。

　　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中国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各种措施阻断新冠疫情的传播。薄荣康、徐进在《新冠疫情与国际秩序变革》中分析，新冠疫情加速了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秩序内容和价值观念。首先，疫情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阶段性影响；其次，疫情使得国家中心原则得到加强，国际组织效用受到挑战；最后，各种非中心、非主流的独立思想显示巨大活力。面对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国首先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着力加强实力建设；其次应顺应国际秩序变革趋势，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多边合作和制度化进程；最后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靠路径。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对国际秩序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影响。中国当前应该加强合作，联合各方力量走出危机，以更具建设性的合作方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四　　

　　在全球不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影响方面，我们从理论、历史和实际的角度尝试回答如何联合各种层次的力量应对危机。从国际、地区与国家的角度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内容等方面，或者从更具体的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方面，都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寻找契机联合起来共同发展，保持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线生机。

　　在“不平等与结合发展论”（UCD）的理论探讨方面，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回应当前的不平等危机与世界可持续性问题，2021年5月，《剑桥国际事务评论》与欧洲国际研究协会举办了两次网络会议。其中主要进行学术讨论的第二次会议在5月25日举行，主题为“国际研究中的UCD及其背后”，目的是就UCD的强项与弱点征求相关学者的见解，以及对UCD倡导者关于“‘国际’对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具有根本意义”这一主张的看法和批评。具体而言，罗森博格发表了一篇导言性质的发言，认为UCD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特殊密切关系。之后，参加会议的四位发言人发表了他们“从UCD外部提出的”观点，包括从“全球历史社会学”“现实主义”“去殖民理论”和“葛兰西学派”视角提出的观点。之后，四位评论人从不同视角就以下问题作了评论：UCD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性；UCD与“白色性”的关系；UCD研究进路中坚持多元主义的必要性；UCD对生态理论和实践的潜在贡献。梁光严结合第二次学术会议的内容，详析非均衡与结合发展论研究的上述新方向和最新讨论的问题。

　　在世界历史视角下的战后国际秩序构建方面，邵文实《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后的大国博弈与小国对策》一文回顾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召开前后，世界各国在政治上寻求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方面的相应行动。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联合与共同发展上面临的各种基础性与原理性问题以及可以有效行动的方式和内容。

　　尽管在高科技、互联网以及供应链重组等方面全球不平等危机在加剧，但在联合与共同发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教合作上面还有可以着手的领域。褚国飞在《“一带一路”科教合作——以来华留学生培养为例》一文中详细报道了如何在破裂的世界状态中推动联合行动共同发展的实例。作者基于近五年科技类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情况和数据分析，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定向访谈进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教育合作不仅培养了大批“一带一路”急需人才，而且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科教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危机与安全方面，本期还刊发两篇评论文章，分析技术变革可能给军事和战争带来的影响。梁晓波《辨析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角色和功能》一文，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分析，认为在未来以人工智能支持的战争中，人依旧发挥主导作用。随着无人机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无人机系统如何影响现代战争，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研究的问题。刘书雷、徐海洋《无人机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评析》一文就无人机对军事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无人系统将对军事领域产生变革性影响，这个影响的产生将遵从量变到质变的普遍性规律，直到改变未来作战概念和作战样式。　　

　　五　　

　　世界以万物受造于地球并以所有国家、地区以及人类和生物共存的事实告诉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是以受到自身狭隘认知局限及困境辖制的行为主体、主体行为和文化为圭臬，那只能给个体自身、他人和社会，以及国家和世界带来灾难。必须以开放、独立、自由、平等的生命主体居于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和文化的首位，重构世界观才能造福于人类社会与世界。重构世界秩序端在于突破主体受限的困境更新主体，让主体能够有自身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完全的认识，才有对众生平等的自觉认识，对世界和社会才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性互动行为与文化。重构的世界观将在人类反思自身生命受造与成长的理性认同上重建行为主体，致力于构建长期可持续、全面发展和以生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