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2期P183—P186 

　　​20世纪中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催生了环境研究学科，美国雪城大学在1956年创建了这个专业。随后在美国和欧洲，环境研究逐渐兴起。1993年，加拿大环境研究协会（ESAC）建立，2008年美国环境研究及科学协会（AESS）建立，标志着环境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学术界的确立。近年来，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来自环境科学、生物学、物理学、医学等与环境对人类影响直接相关的学科，也来自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比如法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使它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无一不借用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由于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也呼唤跨国、跨地域的研究。

　　《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期刊体现了与环境相关的人文研究的跨学科性和跨地域性。该刊创刊于2012年，为半年刊，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涅狄格大学、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环境人文实验室、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环境研究所联合组织和运作。现任主编是挪威斯塔万格大学历史学教授多莉·约根森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富兰克林·吉恩（Franklin Ginn），其他编辑成员来自五大洲多所大学各个学科。 

　　《环境人文》期刊的宗旨是“发表围绕重要环境问题，促进人文学科各个领域之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对话的优秀跨学科研究成果”。它强调跨学科性，尤其欢迎“不适于既有学科框架中某一学科”及“既有学科框架中寻求更广阔的读者群”的研究性文章。除刊登论文之外，刊物也刊登书评性文章以及学术散文、新学术概念介绍等相对短小的文章。 

　　物种灭绝与环境正义 

　　2019年第1期《环境人文》纪念黛博拉·波尔德·罗丝（Deborah Bird Rose，1946-2018），她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该刊的第一任主编。罗丝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物种灭绝、环境伦理、环境正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宗教、时空性等问题。2017年，她与托姆·范多伦（Thom van Dooren）、马休·克鲁卢（Matthew Chrulew）共同主编了《物种灭绝研究：关于时间、死亡和世代的故事》（Extinction Studies: Stories of Time, Death and Generation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一书，主要从哲学和文史方面观照动物、植物的灭绝及其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影响，成为该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 

　　事实上，物种灭绝研究（extinction studies）近年来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之一，在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环境人文》刊出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关注这一方面。如美国文学研究者克里斯汀·卡登（Kristen Cardon）在《物种自杀笔记：讲述气候危机、希望和讽刺》（2021）一文中，将“在人为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灭绝期间写成的，记录了已经在发生的生态破坏”“在事实和虚构的边界上”的小说、网站、科学专著、电影、音乐等视为“灭绝遗书”，即关于物种灭绝的可供研究的文本。英国地理学家杰里米·施密特（Jeremy Schmidt）在《冰山之死，地质学意义上的物种灭绝》（2021）一文中，提出冰山等无生命自然物的消亡是“地质学意义上的物种灭绝”，在人新世的视角下，必须重新思考“物种灭绝”的意义，这种灭绝并不仅限于生物。 

　　罗丝的诸多著作影响巨大，在这一期刊登的新成果中有所反映。纪念刊发表的单篇研究成果，主要从环境正义、环境伦理、人新世等视角，结合田野调查或文本细读，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包括从人类学角度记录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人与环境共生经济的恢复（Bradley M. Jones 2019）、美国保守的阿米什社区将“人新世”时间观与宗教性时间观结合的案例（Teena Gabrielson 2019）、环境正义在媒体中的图像化呈现策略（Teena Gabrielson 2019）、印度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原住民和开采方的冲突问题（Alok Amatya 2019）等。 

　　“毒物躯体化” 

　　2019年第1期《环境人文》还推出了一个从女性主义环境人文理论角度解读“毒物躯体化”（toxic embodiment）问题的专题。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著名的《寂静的春天》（1962），开启了对人类、毒物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不仅改变了自然景观，也通过空气、食物、水、药物和日常用品进入了动物和人类的身体，使得毒物成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毒物躯体化”概念成为环境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专题文章中，挪威环境人类学家雨果·雷内尔（Hugo Reinert）通过对挪威北部一个矿区土著居民的生活进行民族志观察和记录，提出化学暴露、种族主义、文化抹除和建筑环境破坏等问题可以在资本主义“有毒现代性”问题下统一进行讨论。瑞典性别研究学者尼娜·莱克（Nina Lykke）结合生态批评、后人类和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对癌症的产生与宏观、微观的分布情况进行研究，论证癌症流行是一种“人新世的墓地政治”（anthropocene necropolitics）的体现，认为人类当前的社会组织方式导致出现大量人类有组织地对癌症发动“战争”，与此同时缓慢死亡的局面。 

　　在另外五篇文章中，来自电影研究、英语文学研究、哲学、环境和后殖民主义研究、性别研究等领域的学者，介绍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环境人文理论，从后殖民主义、自然科学研究、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环境研究和动物研究等领域汲取灵感，从性别、物种、后人类等角度审视“身体”概念，打破自然/文化、人类/非人类、男性/女性、身体/技术、人类/动物等二分法之间的界限，对生物和环境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根本性的质问。 

　　多物种关系 

　　对动物权利的研究，一直是环境人文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新近的一些研究基于具体案例，讨论了在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中，动物权利受到何种剥削和伤害，以及如何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更趋自然。 

　　在一篇发表在《环境人文》上并被多次引用的文章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莱斯·贝尔多（Les Beldo）（2017）对人类在畜牧、养殖业对动物“生命力”（vitality）的剥削展开批判。他认为，畜牧养殖业，动物自身成长、存活和繁殖的能力被用于人类的生产，从而转化为一种劳动，而相应行业中人类的劳动不过是为之提供生长的条件。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在近年与民族志研究的结合更为紧密。 

　　在《豚鼠之死：秘鲁的悲伤与多物种民族志的局限》（2019）中，美国历史学家玛丽亚·埃琳娜·加西亚（María Elena García）对一个秘鲁豚鼠养殖场进行考察，这些动物在当地被作为食物，因此涉及宰杀伦理的问题。加西亚提出，应使用“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方法来研究和记录动物的痛苦，以将人类与非人类世界联系起来。 

　　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美国学者路易莎·雷斯-卡斯特罗（Luísa Reis-Castro）的《从有到无：巴西转基因蚊子的制造和疾病防治》（2021）一文，同样运用民族志方法，观察和记录了巴西东北部的一个“生物工厂”如何制造转基因蚊子，以便杀灭埃及伊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蚊子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而人类通过操纵蚊子的繁殖和交配，使之成为一种杀灭昆虫的“劳动”，达到对生物数量的控制以及对物种的重塑。 

　　除了对动物的关注以外，与植物相关的多物种关系领域也产生了优秀的研究成果。加拿大社会学家莎拉·埃尔顿（Sarah Elton）的《种植方法：开发一种识别城市植物代理行动者和植物政治的方法》（2021）一文，通过对多伦多一个过渡性社区的植物种植行为进行观察，对“植物政治”的概念进行讨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在植物种植中也有所体现。文章书写了一种关于可食用植物种植的多物种民族志，并且提出了一套研究植物政治的方法论。 

　　在题为《不那么自私的基因：森林利他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生命之树》（2021）的文章中，美国文学和环境问题学者罗布·尼克松（Rob Nixon）基于现有科学研究的发现，讨论了植物之间信息传播的机制和方法。作者提出，植物交流成为一个大众关心的话题，其吸引力在于这是一种可能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可能，植物交流的利他性更适应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存的社区。 

　　文学/文化研究的助益 

　　一些文章将动物研究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英语文学学者劳伦·福盖特（Lauren Fugate）和约翰·麦克尼尔·米勒（John MacNeill Miller）的《莎士比亚的椋鸟：文学史与关于入侵的虚构叙事》（2021）一文，对一则著名轶事进行考证，指出那个关于1890年有一个莎士比亚书迷在纽约放飞椋鸟，导致物种入侵、农业生产受损和生态失衡的故事是虚构的，其广泛流传证明了环境史中的不确定性需要叙事性解释来承担。 

　　美国文化学者安德鲁·麦坎伯（Andrew McCumber）和社会学学者帕特里克·尼尔·德莱顿（Patrick Neil Dryden）的《糖果屋的动物图册：意外之处的自然之框架》（2022）一文，从动物研究和饮食人类学的角度，探讨现代人如何获取关于动物和自然的知识，现代日常生活如何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环境和自我的认知。作者从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对本雅明《拱廊街计划》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寻求日常生活的文化塑造意义，对儿童常常食用的动物软糖进行文化解读。文章认为，动物软糖就像古代的动物题材壁画一般，是一种“现代动物图册”（modern bestiary），帮助儿童从味觉、形状和环境等各个方面形成对动物的认识。 

　　从对文学/艺术文本的细读中提取关于环境话题的记录和态度，是又一种研究方法。美国政治学学者弗兰齐斯卡·斯特拉克（Franziska Strack）（2021）从动物政治学和环境研究理论出发，对法国导演让·潘勒维（Jean Painlevé）的实验性水下纪录片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电影作品通过与动物进行跨物种的“交流”和展示，用艺术方法使政治和环境话题获得直观可见的形态。美国文学学者肯特·林西克姆等人（Kent Linthicum et al. 2021）研究了19世纪初印第安人英语文学文本，细读其中对于电力能源的自然化、有机化理解，认为这是对于殖民者能源想象的反抗，以此充实能源人文的研究。美国文学学者费尔南多·巴雷拉（Fernando Varela）对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讲述猎兔故事的电影作品《狩猎》（La caza 1966）进行解读（2022），揭示其时代背景中的环境话题：20世纪50年代欧洲使用黏液瘤病毒灭野兔，以及西班牙的核能研究带来的环境失衡问题。 

　　德国文化学者菲利普·哈普凯斯（Philip Hüpkes）和加布里埃尔·迪贝克（Gabriele Dürbeck）的《变动世界中的美学——反思杰森·德凯雷斯·泰勒和罗伯特·史密斯森的作品》一文（2021），将英国艺术家泰勒的水下雕塑和美国雕塑家罗伯特·史密斯森的“大地艺术”作品纳入考察，在“人新世”的视野下论证艺术可以作为地球发生物质性改变过程的见证者。 

　　结  语 

　　自然环境本身并无国界之分，但是人类的行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民族、文化、经济等因素所制约甚至规定。因此，环境人文研究也必须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加以考虑。有一些文章讨论常见的环境相关话题，如碳排放和石油开采带来的环境伤害，而另一些文章则探讨环境危机的深层机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李瑞福（Ralph Litzinger）和在美从事研究的中国媒体研究学者杨帆在题为《中国生态媒体事件：从黄色生态危机到媒体唯物主义》（2020）的文章中提出，通常国际社会将在中国发生的尘肺病、矿难、工厂劳作、数字消费实践等问题与中国本身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生态危机，并由此产生“黄色生态危机”的话语。然而，采取一种“媒体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它们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此种话语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文章反对用种族化的生态“他者”来描述此类事件，反对学术和新闻著作中的“黄色生态危机”话语，认为应该在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理解这些事件，并呼吁探索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深层纠葛。 

　　这篇文章富有启发性：对现存话语的警惕、分析和批判，为在中国、亚洲乃至全球思考新的环境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类例子还有瑞士历史学家梅兰妮·波希（Melanie Boehi）的《克尔斯滕博斯国家植物园的激进故事：新兴生态学对殖民叙事和西方认识论的挑战》（2021），她对成立于1913年的南非克尔斯滕博斯国家植物园进行研究，分析其策略，论述其作为被殖民地区的自然遗产如何展示出西方中心观和殖民主义叙事的深刻影响。 

　　这些富有启发性的优秀研究显示，作为一个跨学科性质的新兴研究领域，环境人文研究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拓宽现有知识的潜力、联系实际的能力、理论深度和强大的批判性，值得密切关注。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突破更值得期待，《环境人文》期刊可以作为了解这一领域前沿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参考。 

　　原文责任编辑：张南茜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