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非洲的保育（conservation）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本文将探讨狒狒和人类这两种灵长类动物间的关系。在研究过去几千年里这种关系如何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试图塑造一种“不止于人类的历史”（more than human history）。我将介绍如何将古生物学、古生态学、考古学和岩画艺术等不同学科结合起来，而这些学科迄今为止为大多历史学家所忽视。这种研究将为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其他环境史研究提供样本，表明历史经验将有益于“人新世”的保育活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与野生动物的长久冲突。 

　　非洲的保育问题 

　　非洲语境下的“保育”，无关于猫、狗或猪等驯化动物的福祉，而是与野生动物及其保护（preservation）有关。从19世纪后期开始，人类开始感到需要保护野生动物，而不应该只把它们当作害兽。 

　　今天我所在的南非，已经有许多保护野生动物的国家公园。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你时常能看到大象带着它的幼崽穿过公园的道路。公园在南非西部，与莫桑比克边境接壤。另一个国家公园叫卡拉哈迪跨境公园（Kgalagadi Transfrontier  Park），那里是一片广袤的沙漠。它是一个跨界公园，地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在公园内部，人们跨越三个国家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出示护照。野生动物也可以在公园内任意迁徙。非洲保育的历史造就了这一切。南非的国家公园当然不止于此，还有大象公园、斑马公园等以某种动物命名的公园。所有的公园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建立的。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人类意识到许多物种濒临灭绝，于是开始保护野生动物。 

　　克鲁格国家公园看上去非常和谐，大象环绕着游客的观光车，人们可以在公园里自由活动。但实际上，公园雇佣了禁猎区护卫，他们紧盯着偷猎者并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另外，狮、豹和蛇等危险动物随时都会出现。一旦发现黑曼巴蛇，护卫会直接射杀，因为黑曼巴蛇会紧追观光车，极具攻击性，人们很难摆脱。黑曼巴蛇也是非洲致人死亡最多的蛇。即便是看起来无害、憨厚可爱的河马，杀死的人也比狮子多。因此，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人们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进入禁猎区。尽管如此，每年仍有人在克鲁格国家公园丧生，包括那些从莫桑比克非法入境、在公园内被杀死的人。国家公园的边界，既是野生动物保护的边界，也是极具政治色彩的边界。 

　　保育问题的传统叙事 

　　现代非洲对保育问题的思考是具有历史含义的。人们曾将狮子、鬣狗和狒狒等野生动物视为害兽（vermin），是需要消灭的可怕动物，因为这些动物偷吃庄稼和水果，捕食人们饲养的牲畜。大象能在一下午的时间里将人们辛苦一年种植的庄稼通通毁掉。到19世纪末，这种想法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考虑这些动物需要保护。开普敦当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已经灭绝的斑驴、开普敦狮子、蓝马羚羊的照片（图1）。物种灭绝让人们意识到野生动物的保育迫在眉睫。人们发现，过去认为的害兽对于生态系统而言很重要。1884年，南非建立了第一个野生动物禁猎区——德兰士瓦省的蓬戈拉野生动物禁猎区（Transvaal Pongola Game Reserve）。 

　　“白人叙事”（whitewashed version）是保育问题的传统叙事。它隐藏了野生动物禁猎区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阴暗面，最终呈现给公众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故事。南非经历过一段令人悲伤、充满敌意的种族关系史。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非洲裔直到1994年才获得选举权。此前，南非是一个由欧洲人支配，特别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统治的种族主义国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生活在南非的人是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土著，如布须曼人（Bushmen）和桑族人（San）的卡伦（Kalen）、祖鲁（Zulu）等部落。非洲裔参与保育活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不能只是把他们当作偷盗者。在前殖民地时期，有证据显示，一些非洲部落已经有了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如不可杀害怀孕期或哺乳期的雌性动物。此外，部落的规则和传统构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保育。祖鲁人首领拥有属于自己的捕猎区域，普通人不能在那里狩猎。尽管这种规定并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在客观上使野生动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还有另一种无意保护，即图腾动物。一些非洲部落有自己的图腾动物，如狒狒、大象、鱼等。这些动物象征着权力和亲缘关系网，是不能杀害或食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欧洲人统治南非后，文化冲突就此上演。在“白人叙事”当中，全副武装的白人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对抗黑人偷猎者。斑驴在19世纪末灭绝，白人言辞凿凿地将其灭绝归咎于黑人。可历史告诉我们：白人才是元凶。一方面，白人猎杀野生动物，大快朵颐，还用它们的皮毛制作鞋子、皮包和帽子。从约克来的竞奖猎人（Trophies Hunters）在此展开竞技猎杀活动，将猎得的战利品当作装饰品挂在墙上。另一方面，畜牧业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白人需要时刻与鬣狗、豺狼或狮子等家畜的天敌周旋。而上述这些都与黑人狩猎者无关。白人到来之前，当地的土著部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野生动物并未因此消亡。在“白人叙事”中，白人男性被塑造成英雄形象，他们从偷猎者手中拯救了非洲伊甸园。人们经常将这种叙事用于野生动物禁猎区，但在谈到那些邪恶的偷盗者时，他们并没有提到这片干涸土地上的大多数土著不得不靠打猎养家糊口。就保育成效而言，不得不承认“白人叙事”算是个成功的故事。例如，20世纪初南非的白犀牛仅存20头，在所谓的白人英雄的保护下，如今白犀牛的数量恢复到了2万多头。 

　　然而，欧洲人的保育伴随着“堡垒保育”（Fortress Conservation）现象的出现。禁猎区只允许付费的游客进入，偷盗者或是贫困的土著狩猎者一旦踏足，就会被逮捕或射杀。这是一种将土著排除在外的保育方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所转变。“堡垒保育”最糟糕的一点是高度军事化。为了野生动物禁猎区的建立，土著被强迫离开，从土地上举家迁走。那些土地并不是无主地，早就有人在那里生活。雅克布·德拉米尼（Jacob Dlamini）在《狩猎国度》（Safari Nation）中讲述了在克鲁格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土著是如何被迫离开这片土地的。他还展示了一些令人悲伤的照片，照片记录了当局为了建立野生动物禁猎区，用枪威胁土著带着他们的孩子离开。不仅如此，当局给土著分配的往往是难以耕种的贫瘠土地。 

　　保育问题的新叙事 

　　最新的保育叙事方式是探讨城市和郊区的动物重新野化（animals rewilding），动物由此成为叙事的中心。例如，在开普敦旅游景区，弗雷德（Fred）（图2）是一只“恶贯满盈”的狒狒（baboon），2011年被政府当局枪杀。它因恐吓游客、偷盗、抢劫的行为而为人所知。弗雷德长得强壮、脾气暴躁，任何挡路的人都会遭受它的恐吓和暴力。但也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事：它曾经闯进一辆汽车，但并没有伤害车上的婴儿。因此，当弗雷德在2011年被政府处决时，许多人哀悼它的离开，怀念它的英勇。人们为弗雷德举办了一个公共葬礼，手捧着蜡烛跟它道别。南非在20多年前开始实施保育政策，杀害野外的狒狒成了非法活动，于是狒狒进入郊区，与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大城市问题。 

　　谈到狒狒的保育，需要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与狒狒的关系。历史学者虽然不知道古时的非洲土著如何谈论狒狒，但已经了解到许多非洲部落把狒狒当作图腾动物，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狩猎部落就是如此。非洲土著非常重视狒狒，模仿狒狒的行为，观察狒狒寻找水源的过程，了解狒狒的饮食。人类尊重狒狒的状态持续了近千年，直到两者的关系发生重要转变。非洲人转向种植农作物和蔬菜，饲养鸡、绵羊和山羊等牲畜。但狒狒喜欢吃农民种植的作物和水果，掳走牲畜的幼崽。由此，狒狒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非洲人与狒狒的斗争开始了。在一幅古老的非洲岩画中，愤怒的农民试图用农具赶走一只狒狒（图3）。从那一刻开始，狒狒成了人类的敌人。 

　　进入20世纪，人们对狒狒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1924年，伦敦动物园从非洲订购了一批雄性狒狒。雄性狒狒有长长的牙齿、庞大的身躯和独特的屁股，而雌性则缺乏观赏价值，因此动物园只订购了雄性。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雌性狒狒也在运送之列，结果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在狭窄的笼子里，雄性狒狒杀害了很多雌性狒狒以及在笼子里出生的狒狒幼崽。15只幼崽只有1只存活下来，剩下的要么被具有攻击性的雄性杀害，要么被它们高度紧张的母亲杀害。朱克曼（S. Zuckerman）受邀到动物园研究这场大屠杀。他认为，所有的灵长类社会都是基于暴力，残暴的本性是天生的。他将“杀手狒狒”的理论写进《类人猿的社会》（The Social Life of Apes）这本书里，并在1932年出版。该书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接踵而至。战争的频发使得人们易于接受这个理论，认为人类如果无法控制社会惯例和其他行为，就会像伦敦动物园的狒狒一样残暴。随后，这个理论传播到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是，“杀手狒狒”理论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对狒狒的看法，全世界都将狒狒视为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动物。这种想法大错特错。一方面，狒狒是一种对活动空间要求很高的动物，他们平时活动的地盘大概是笼子的10—20倍。伦敦动物园的大屠杀是人造成的，而非狒狒的本性。另一方面，“杀手狒狒”理论似乎呈现出一种父权制色彩的达尔文式社会秩序，这一点尤其为女权主义者所关注。但20世纪70年代研究狒狒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指出，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狒狒的污名化已经造成了，公众对“杀手狒狒”理论深信不疑。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罗伯特·阿德雷（Robert Ardrey）等人将这种理论写进了电影和文学作品。以开普敦为例，狒狒与人类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最糟糕的变化。受“杀手狒狒”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开普敦郊区的狒狒有着难以置信的敌意。人们建造了高墙，避免狒狒跳进花园。人们对狒狒感到害怕、担忧，但他们无法摆脱狒狒，所以在狒狒身上施加暴力，甚至诉诸枪支和毒药。显然，狒狒是受害者，人类建构了狒狒的有害形象。那只叫弗雷德的狒狒被枪决之后，人们通过X光片发现它的身体竟有72道伤痕。这些伤痕是人与狒狒充满冲突和仇恨的证据。人们对狒狒的暴力从何而来，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怒？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狒狒的生态学，还需要了解人类心理的阴暗面。为了拯救狒狒，更有必要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狒狒的。通过思考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历史学家可以思考一种新的城市保育方式。一旦消灭了当地的狒狒群体，人类失去的不只是动物和遗传学材料，还有狒狒群体的文化。因此，在理解保育之前，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换一种眼光看待保育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