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走进图书馆时，请确保在未了解其所富含的内容之前，不要出来。

　　该句出自穆罕默德《圣训录》（hadith），根据昂布罗修（Ambrosiana）的行政长官阿基莱·拉蒂（后成为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意愿，由艾布·苏富扬将其放在图书馆入口处。

　　米兰的心脏：昂布罗修

　　昂布罗修坐落于古罗马广场旧址，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这里在过去两千年间一直是米兰的中心。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米底奥兰努姆（今米兰）同罗马、君士坦丁堡和特里尔，成为帝国的四大支柱城市。古罗马广场（55×160米）是米兰的心脏、商业中心和通往世界的大门。特别是在公元4世纪，瓦伦丁王朝统治的圣安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时期，这座城市在从希腊东部到拉丁西部的区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古罗马广场的铺路石，目前就保存在11世纪初建造的圣墓教堂以及昂布罗修图书馆底层。到了10世纪前十字军时代，圣塞波尔克罗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精神中心。帕塔林人的改革团体将其作为社会和宗教革新运动的堡垒；精神领袖圣·阿里亚尔多斯（St. Arialdus）逃到这里后，1066年在安格拉被俘殉道。这里是一个迷人且极具感召力的地方：它会让人想起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和耶路撒冷基督圣墓的神秘主义，并萌生一种建筑与宗教之间的和谐交映之感。在这里，信仰、文化、艺术和科学共生共荣。

　　　达·芬奇手稿的真实命运

　　在圣墓教堂昏暗的地下室里，几个世纪前曾存放着耶稣受难像的摹本，如今仍能唤起人们对于复活奇迹的渴望。列奥纳多·达·芬奇常在此构思，并绘制宗教和民用建筑的设计手稿，大部分手稿现珍藏在昂布罗修保存的《大西洋古抄本》(Codex Atlanticus)之中。几步之遥处，便是他的高徒伯纳迪诺·卢伊尼（Bernardino Luini）于1521—1522年在圣冠庇奥学院的文艺复兴艺术厅南墙上绘制的壁画，背景是玫瑰圣母教堂的多米尼加回廊。这幅壁画的名字是“荆棘冠冕”（Caput Christi spinis coronatum），描绘了一系列受达·芬奇和宗教典故启发的奇形怪状的头像。在这里，圣查尔斯·波罗缪主教（St. Charles Borromeo）曾受特兰托委员会之托做晚祷，为教堂的天主教大改革祈祷，并在昂布罗修教堂的基础上创建了献神学院（Collegio degli Oblati）。

　　迎接新世界的新图书馆

　　圣·查尔斯的继任者，是他的堂弟、米兰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费德里安·波罗缪（Federico Borromeo）。1595年，费德里安准备在米兰建一所可以与欧洲最著名的学院相媲美的多元文化中心，并努力使其名扬千古。费德里安年轻时在罗马学习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梵蒂冈图书馆的重要性。1451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为了学者的公共利益，创建了这座图书馆。由于深受传统人文主义的启发，费德里安对意识形态改革和学术研究持自由开放态度。他从当时欧洲（即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最领先的艺术和学术创新中找到了灵感：1560年，桑索维诺在威尼斯设计建造的圣马可图书馆向公众开放，馆藏有红衣主教贝萨里翁的遗赠；1563年，费利佩二世在西班牙授权兴建埃尔·埃斯科里亚图书馆，那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艺术家工作数十年才建造完成的一座辉煌的图书馆。费德里安还参照了英国托马斯·博德利爵士的做法：托马斯于1602年从世界各地为他的图书馆购买书籍，并在1613年去世时将图书馆捐赠给牛津大学。

　　　“不朽的图书馆”

　　1572年，在耶稣会倡导下，收藏丰富的米兰高等研究学院附属图书馆在布雷拉向公众开放。米兰红衣主教费德里安·波罗缪喜欢与罗马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学者来往，并与安杰洛·罗卡（Angelo Rocca）交往甚密。安杰洛既开设着天使图书馆，又是费德里科·塞西（Federic Cesi）于1603年创建的“猞猁学社”（Accademia dei Lincei）的成员。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最终接受了红衣主教的提议，于1604年9月6日下令，从帕维亚阿尔莫学院拨款6000斯库多，用于修建昂布罗修图书馆及其博士学院。1603年6月30日至1607年8月，在法比奥·曼戈尼的指挥下，这座宏伟建筑建造了起来。1607年9月7日，昂布罗修图书馆及其博士院正式成立，提供面向“全人类的服务”。1609年12月8日，这座被伽利略（在1623年）称为“不朽的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一座美的学院

　　美、真理和信仰之间的和谐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也是源自文艺复兴传统的假定。出于这方面考虑，红衣主教费德里安·波罗缪成为圣路卡学院第一批支持者。这所学院于1577年应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圣愿而建，于1593年由费德里安·祖卡里（Federico Zuccary）主持开幕。当波罗缪以红衣主教身份到达米兰时，他已经决定建立一所类似佛罗伦萨和罗马艺术学院的学院，并与他的新图书馆相连。在这里，美学的经典将与科学的创新以及更传统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相融合。这个红衣主教项目的顾问是鲁汶大学的教授尤斯塔斯·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米兰帕拉丁学校的教授普泰努斯（Erycius Puteanus，Erick van de Put）和布里尔兄弟（Brill brothers）等艺术家。波罗缪在1613年完成博罗尼亚画家协会的学业后，于1618年向这座正在崛起的学院捐赠了自己极其丰富的藏品，包括拉斐尔、达·芬奇、提香、勃鲁盖尔、卡拉瓦乔等数百位名家的作品。与此同时，他命令著名的南部图书馆的建筑师曼戈尼（Mangoni）为学院增建两座北部大厅。这些工作都是在1618—1621年间完成的。

　　自然和形而上学的“水果篮”

　　《水果篮》（Canestra）很有可能是1597—1601年间卡拉瓦乔在罗马时，受费德里安·波罗缪主教委托创作的作品。在1625年昂布罗修出版社出版的《昂布罗修艺术博物馆》(Musaeum Bibliothecae Ambrosianae)中，红衣主教波罗缪讨论了他最喜欢的画作及其他艺术作品，讲述了“水果”篮子，“水果”这个词在转译成拉丁语时被错误地理解为“花”。据玛丽亚·特雷莎·菲奥里奥（Maria Teresa Fiorio）回忆，现在人们较为认可的创作顺序是从《捧果篮的男孩》开始，到《酒神巴克斯》，再到《水果篮》，最后是《以马忤斯的晚餐》。在这些作品中卡拉瓦乔特别注意到水果所影射的基督论意义。

　　与勃鲁盖尔的作品一样，卡拉瓦乔的《水果篮》也可以被视作上帝造物最现实的表现之一。对于波罗缪来说，元素性的自然本身就具有精神意义：风景画的精神意义植根于生物、物体、构造和自然现象本身，而不是植根于包含宗教人物或叙事的作品。波罗缪对于静物的欣赏也与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相关。在《出于研究的目的》一书中，红衣主教在阐述了他对风景画的思考之后，接着提到他对静物画的类似思考：“（在我的书房里）天气炎热的时候，鲜花让我感到愉悦，桌上放着的水果也是如此。我最喜欢的是春天的水果和花朵，以及在夏天——根据天气的不同——（我很喜欢）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花瓶，根据时节和喜好放上不同的花瓶。然而当冬天的冰雪阻碍和限制这一切时，我从视觉上——甚至从想象中的气味（如果不是真实的气味的话）上——喜欢人造的花朵……绘画中的花朵……我希望看到五彩缤纷的花朵，不会像自然界的花转瞬即逝，而是稳定且永久的。”该书原本即藏于昂布罗修图书馆中。

　　卡拉瓦乔的《水果篮》可能是他收藏的第一件静物作品。由于卡拉瓦乔的早期赞助人是波罗缪的朋友和同事，因此后者一定非常熟悉这位艺术家在罗马时期的作品。虽然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尔·蒙特（Francesco Maria Del Monte）曾拥有其一幅年代不详、现已遗失的《水瓶》，但卡拉瓦乔的大部分静物绘画似乎都在较大构图中突出表现某些局部的细节。昂布罗修的《水果篮》是他唯一幸存的此类作品。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篮子，被置于壁架上展示给观众，画上水果和树叶的细节与持久的物理性尤其值得留意。在《昂布罗修艺术博物馆》一书中，波罗缪赞扬了这部作品的美丽和卓越……卡拉瓦乔遵循伦巴第传统，通过免去特殊的布景来聚焦于主体自身。卡拉瓦乔画作中充满活力的静物，隔离于任何背景，独自被照亮在苍白、平铺的背景前，想必波罗缪认为这是一种冥想祈祷的离散愿景。此外，红衣主教大概将篮子里被虫蛀的水果和干燥的叶子解释为暗示了上帝世俗礼物的短暂性。

　　从学院到艺术画廊

　　昂布罗修学院成立于1620年6月25日。当时学院任命了三位大师：乔瓦尼·巴蒂斯塔·克雷斯皮、乔瓦尼·安德烈亚·比菲和法比奥·曼戈尼，分别负责绘画、雕塑和建筑。第一批只有九名学生。1626年，费德里安·波罗缪获得了宏伟的画作“雅典学院”，这幅湿壁画由拉斐尔·桑齐奥（Raphael Sanzio）于1510年绘制于梵蒂冈的签字厅。这位红衣主教为这幅杰作支付了600帝国里拉，对于他的学院而言，这幅画是一种激励的象征：在学院里，这个时代的所有学者汇聚一堂，一起讨论和工作，如同画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阿夫罗埃斯和查拉图斯特拉、阿基米德和毕达哥拉斯一样。

　　在1629年和1630年瘟疫肆虐的艰难时期，学院遭到解散；1668年，安东尼奥·布斯卡（Antonio Busca）和迪奥尼吉·布索拉（Dionigi Bussola）重建了这所学院。1670年，他们制作了八座外包铜的赤土陶铜像，代表了昂布罗修的八大技能：语法、医学、数学、天文学、哲学、修辞学、神学和法学。1773年，当布雷拉的耶稣会学院被镇压时，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以皇家艺术学院的名义将其转移于此，即今天的布雷拉美术学院。在拿破仑到来和退离之后，利用天文学家巴纳巴·奥里亚尼（Barnaba Oriani）留下的遗产，古老的玫瑰教堂于1832年至1836年进行了修复，被改造成一座美术馆，展示学院的艺术作品，而学院原来的展厅——现在被称为法尼尼（Fagnani）室和库斯托迪（Custodi）室——成为图书馆的储藏室。事实上，由于米兰贵族家庭捐赠踊跃，藏品的规模大大增加，这些捐赠者在今天依然能通过藏品的名字被人们想起。

　　三个研究引擎

　　博士院（博士委员会）和昂布罗修图书馆的运气要好得多。它们的创始人颇具远见卓识，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了两所机构的日常活动，创建了一个可以提供大量财政资源的理事会。组成学院的神职人员博士最多可达12名，可配4名非神职博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减少到几名神职人员。计划设立三所学院：分别面向博士、教授和学生，每所学院各自推选管理者。三所学院密切合作，促进研究、教学和学习三方面工作的开展。因此，昂布罗修图书馆秉承着博士术业专攻的理念，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卓越的文学、科学和艺术的跨学科中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下来的学院只有第一所，其他两所学院只保留了部分职能，偶尔会被馆长和博士们使用。

　　文化与宗教的对话

　　红衣主教波罗缪曾派传教士和发出信函从世界各地购买书籍，足迹甚至远到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记录中得知，一共有多少手稿和印刷书籍来到米兰。其中包括之前属于G·V.皮内利手绘的五世纪伊利亚特传说、彼特拉克用以阐释维吉尔诗集的手稿、查希兹的阿拉伯语《动物学》（Kitāb al-Hayawān）、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大多数希伯来圣经和古兰经的古代版本。这些书籍被赋予了新使命，抓住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对话的新契机，促进艺术家、科学家和信徒之间的接触与了解。与这些先驱一起，图书馆也邀请了各类专家，收集、编目和研究这些经过数代人努力才汇集到一起的成果；为了传播他们的作品，图书馆采用了最好的、最现代的媒体，涵盖具象艺术、文学和绘画，甚至还有一所东方印刷厂。昂布罗修图书馆名气很大，吸引了许多非凡的捐赠品，如1637年盖里祖·阿考那蒂（Galeazzo Arconati）赠送的《大西洋古抄本》，以及曼弗雷多·塞塔拉（Manfredo Settala）美轮美奂的珍本《塞普里安博物馆》（Musaeum Septalianum ）。

　　为科学服务的博士院

　　按照每位博士术业有专攻的指导思想，博士院坚持实施以促进现代科学进步和学术研究多样性为基础的专业化标准。博士院遵循通用、实用和持续更新的原则，保证了昂布罗修图书馆能够在学院指导下，不仅忠实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理想，还随着政治和社会变化不断实现自我革新。博士院的成员是依据其学术背景选拔，并由米兰红衣主教正式任命的，最初是由院长主持，6个月一轮换，现在是每5年提名一次。迄今为止，他们的公共活动包括定期举行的文化研讨项目，以及图书馆内部和与国际学术机构联合举办的日常学术会议；目前有9位博士，其中一些人在意大利或其他国家的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他们多为艺术、希腊和拉丁文学、历史、意大利文学、近东和远东研究、早期基督教教父神学、哲学和斯拉夫研究方面的专家。

　　一个国际网络

　　1924年后，随着米兰现代大学（米兰大学和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的崛起，乔瓦尼·加尔比亚蒂和昂布罗修图书馆及博士院其余成员，将既定的与学术团体合作的方式，扩展到这些学术机构，为其能在21世纪蓬勃发展创造了前提。如果说昂布罗修图书馆之前主要与伦巴多科学和文学所、米兰的布雷顿斯国立图书馆、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帕尔马的帕拉蒂纳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等合作，那么现在它的联系还包括了从沃尔芬堡到杭州、从纽约到香港、从耶路撒冷到印第安纳圣母院、从北京到巴格达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

　　碑林图书馆

　　如果想在亚洲找到一种类似于古代欧洲图书馆（如昂布罗修图书馆）的氛围，应该想到伊斯坦布尔的大图书馆，或者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阁：它可以追溯到16世纪，保存着极为稀有的文献，只有最资深的学者才能阅读使用。几个世纪以来，这两座图书馆都扮演着沟通千年文化和文明的角色。在今天从“纸质图书馆”过渡到“虚拟图书馆”的关键历史时期，也必须考虑“碑林图书馆”的作用。在昂布罗修图书馆中，在圣墓教堂、达芬奇室和所谓的阿拉·加尔比亚蒂室（即图书馆中央部分的东翼）之间，有一个用16世纪廊柱装饰的、被称为“魔灵天井”的天井区域。那里放置着制作于20世纪的歌德、夏多布里昂、曼佐尼、托马斯·阿奎那、但丁、柏拉图、帕拉塞尔苏斯、坎泰米尔、佩特菲和莎士比亚的铜像，以及大量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碑文，这些碑文见证了从第一个刻在石头上的拉丁字母开始，到现在普遍用于互联网的拉丁字母的历史演变。它让人想起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碑林——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在那里保存着数千块雕刻着中华文明的石碑。

　　　半球之间的桥梁

　　在西半球，昂布罗修图书馆也保存了这样的“碑林图书馆”，这是17世纪亚欧科学相遇的成果。例如，西安碑林的拓片，一幅源于781年的汉字—叙利亚文书写的铭文，记载着638年唐太宗降旨准许东叙利亚基督徒进入唐朝传教。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石碑是1624年耶稣会传教士在西安（唐代的皇宫所在地）发现的。它现陈列在世界上最大、最为奇妙的碑林博物馆里。它的发现者之一是来自康斯坦茨的瑞士科学家邓玉函（Johann Schreck Terrentius），他曾与耶稣会传教士交往并在昂布罗修图书馆跟随费德里安·波罗缪学习，之后放弃了关于美洲土著人的研究，并离开了罗马的猞猁学社，于1615年前往中国学习。波罗缪送给他一台伽利略望远镜，9年后他将其转赠给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四个世纪的历史

　　不断产出的科学成果证明了学院的科研实力，这使得昂布罗修的生命延续了4个世纪之久。看到这些博士和院长的名字就足够震撼了：意大利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被贾科莫·莱奥帕迪（Giacomo Leopardi）所称道的重写本发现者安吉洛·迈（Angelo Mai）、古叙利亚语专家安东尼奥·塞里亚尼（Antonio Ceriani）和阿希尔·拉提（Achille Ratti）（后来成为教皇庇护十一世）。他们极大地改善了在美术馆和图书馆展出的艺术品质量。教会历史、古希腊和罗马经典、文学、圣经和东方研究是昂布罗修最为成熟的科目。特别是在19世纪，在院长路易吉·格拉马蒂卡、乔瓦尼·加尔比亚蒂、安杰洛·帕雷迪和恩里科·罗多尔夫·加尔比亚提的带领下，学院制作出了欧洲1500年前印的古版本以及希腊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手抄本目录。当编目工作继续推进的同时，四卷巨著《昂布罗修图书馆的历史》（Storia dell'Ambrosiana）也于近期完成。在此之前，帕雷迪已经用意大利文和英文写了两部相关的历史著作。关于学院、美术馆和图书馆的相关目录和最新信息可以登录网站http://www.ambrosiana.it获取。完整的美术馆目录现已基本完成。

　　学院、图书馆、艺术画廊和其他

　　自1963年成立圣卡洛·波罗缪学院和2003年成立圣昂布罗修学院以来，学术研究一直在发展，这两所学院于2008年3月合并为米兰红衣主教迪奥尼吉·泰塔曼齐成立的昂布罗修学院。今天，该学院包括八个研究领域（班级）：（1）波罗缪研究；（2）教父研究；（3）远东研究；（4）意大利研究；（5）斯拉夫研究；（6）近东研究；（7）古典学研究；（8）非洲研究。东方研究包括阿拉伯、亚美尼亚、中亚、中国、希伯来、日本、印度、波斯和叙利亚研究，以及对东方地区不同文化的研究。成员从世界各地的大学教授中选拔，博士院院长兼任学院主席，并在博士院内部每个研究领域选出一名主任，以保证学院与博士院之间的合作。

　　综合文化系统

　　从一开始，昂布罗修图书馆的规划就着眼于国际视角，预设了其不同分支与米兰和意大利的主流文化或民间团体及权威机构之间的合作。如今，这一切之所以可以达成，得益于综合文化系统的建立，这些系统促进了博士院、理事会、图书馆、美术馆和学院之间的合作。这些文化系统特别注意人员的组成和选拔；在人员组成上，负责机构日常管理的人员不多，但都具有高度专业性。自2009年以来，一份完整的计划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手稿和绘画珍品开始展出，包括达芬奇的数千页《大西洋古抄本》和《雷斯塔古抄本》（Codice Resta）。为了庆祝图书馆开馆40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5年米兰世博会成为了向公众展示这些珍宝的最佳世界舞台，展览又相继在耶路撒冷（2008）、东京（2013）、北京（2016/2017）和香港（2019）举办。这些成就以及博士成员增加到8人的事实——实际上，考虑到退休后仍保留头衔的博士和名誉博士，加上学院的兼职大学教授，一共有12人——意味着波罗缪红衣主教最初的规划仍在实行并发扬光大。

　　慷慨的资助机构

　　实际上，这一国际网络向世界上所有类似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独立的研究人员开放，通过所在地机构或网络访问这些服务的人数不断增长。这得益于赞助人慷慨、持续的支持，其中，伦巴地区储蓄银行鼎力资助了1986年至1996年期间的修复和随后的扩建工程。之后，2008年，更多针对发展新学术的项目和对承接新捐赠至关重要的地方也得到了修复，其中包括属于已故恩里科·法萨纳（Enrico Fasana）的印度和东方研究收藏，以及属于维多利亚意大利—中国学院已故乔治·梅利斯（Giorgio Melis）的中国研究收藏。从意大利到全世界，昂布罗修图书馆得到了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广泛认可。新的合作延伸到了与昂布罗修图书馆相关的基金会：米兰的马可·曼陀瓦基金会，该基金会致力于扶持年轻的艺术人才；瓦雷泽的洛多维科·波利亚吉基金会，2008年秋季，该基金会的藏品在圣山的艺术之家陆续向公众开放。

　　　欧洲图书馆和档案馆：未来的宝藏

　　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公共和私人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是有关东方研究文献的主要来源：在阿姆斯特丹、柏林、伊斯坦布尔、莱顿、里斯本、伦敦、马德里、米兰、巴黎、罗马、圣彼得堡等地，我们可以搜寻到东方研究的新资料。自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以来，地图一直是研究与文化和社会相关的政治、科学、哲学和神学背景的重要文献。世界性的主义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可能会激发对宇宙结构体系的想象，其中几何、地理和圣地紧密关联，如艾儒略（1582年生于布雷西亚，1649年卒于延平区）的《万国全图》。自1492年以来，除了耶稣会传教士为鼓励文化间交流所做的一些努力外，欧洲横跨大洋航行在各个地方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在日本和中国的范礼安（1539年生于吉耶提城，1606年卒于澳门）和利玛窦（1552年生于马切拉塔，1610年卒于北京）以及在印度的罗伯托·德·诺比利（1577年生于蒙特普齐亚诺，1656年卒于马德拉斯），推广了这个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新观点。

　　　“西方”视角下的“四海”

　　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和评估，主要取决于经济、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等因素。符号语言与分析性的科学评估往往交织在一起，自从西方文明起源以来，古地中海文化中的地理研究就深受“神”“世界”和“人类”等普遍概念的影响。自从中世纪早期欧洲文明与远东文明接触，发现了丰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开始，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接触的积极后果和影响反映在13—14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中，这一运动演变为文艺复兴，也开启了现代科学和15—16世纪全球海洋探索时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意识不断增强，进一步推进了20世纪人类对于何为“东方”与“西方”的认知，这些评估往往更趋平衡且或多或少具备一些批判性。

　　亚洲中心的视角

　　关于我们的主题，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于1953年在其《亚洲和西方的统治》（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一书的概述中提出的方法论，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辅以丹尼尔·R. 海德里克（Daniel R.Headrick）在其2010年的著作《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力量：技术、环境和西方帝国主义》（Power over Peoples: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Western Imperialism）中提出的观点可以作为补充。我们所认同的每一种说法都将影响我们如何收集和挑选与亚洲相关的信息和文献。引用弗朗科·马泽伊（Franco Mazzei）和维托里奥·沃尔皮（Vittorio Volpi）最近一篇文章的观点，“亚洲中心”的理念（即以亚洲为中心的观点）可以与其他如“欧洲中心”（即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太平洋中心”“中印中心”（即以中国—印度为中心的视角）等理念，相对存在并保持平衡。从更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的研究资料可以来自不同的领域：地理和航海、商业和经济、宗教和传教、军事和技术、科学和艺术、文化等。因此，对亚洲相关文献的系统研究应会涉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所有机构。帕尼卡尔提出了“西方统治”亚洲的第一个时期（1498—1750）为欧洲向东亚的“扩张”，海德里克等许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从互惠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预见，关于“欧洲相关文献”的类似研究不仅会在东亚进行——正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讨论的那样——也包括关于阿拉伯/穆斯林与东亚和欧洲相关联的“西方—阿拉伯”奥斯曼文献。这些观点中的每一个——以及许多其他观点——都将丰富我们的讨论和研究。正如我们在第一届“欧洲档案、图书馆和收藏品中的中国相关文献”国际会议（2012年10月5日至6日）上看到的《关于在欧洲收集中国相关文献的意见》，不同学院和机构的学者都需要收集有关欧亚关系的文献和信息。遵循这样的精神，我们共同努力，在欧洲建立一个与亚洲有关的资料信息网络。

　　地图、科学、政治和神学

　　自古印度、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时代以来，地图一直是研究文化和社会的政治、科学、哲学和神学背景的重要资料。世界性的主义或宗教——如犹太教、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可能会激发对宇宙结构体系的想象，其中几何、地理和圣地紧密关联着古代地图和世界符号的象征图示。

　　古希腊—罗马关于亚洲的地理观可以在《托勒密地图》（公元2世纪）中得到体现。该地图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前，是所有关于东方海洋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来源。昂布罗修图书馆藏（约1360—1380年）中的一份非常古老的希腊手稿手绘地图，清楚地显示了两千年前欧洲对于远东地区的知识是多么贫乏，直到中世纪都不曾改变。看着这张地图的东侧，我们注意到一个宽阔而空旷的区域。它与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繁荣时期，是被称为宋王朝（960—1279）的伟大“复兴”，而随后就是马可·波罗访问的元王朝（1279—1368）。但地图上的记载寥寥无几：我们只能看到两个非常短的术语，在极北方的“συρικ μ. Sera M[etropolis]”（可能是首都开封或西安的记录？）和在南方的“σινα Sina”（可能是首都杭州和南宋的记录？）。

　　此外，如果我们参考阿拉伯文化中所展现的不同观点，我们会发现阿拉伯地图绘制中有类似的表达，包括新的地理信息和依据伊斯兰一般宇宙观而发生的一些变化：

　　一方面，阿拉伯人接受并延续了希腊传统的世界观，正如我们在阿拉伯版本的《托勒密地图》中所看到的那样（手稿存放于圣索菲亚清真寺，伊斯坦布尔，N.2160）（该地图带有巴耶济德二世的印章，1481—1512年）；此外，主要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如阿布·哈桑·马苏迪（Abu al-Hasan al-Masudi，897-957）、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bih，820-912）、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isi）和他的《云游者的娱乐》（约1154年），都添加了大量新的信息。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关注在地中海—大西洋贸易中开发最新的海上航线网络，正如我们可以看到，1300年左右在非斯印制的最古老的“哈利塔”（Kharita，即伊斯兰文化中的“地图”）中，有昂布罗修的海港的名字。我们也希望在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中找到类似的“哈利塔”，里面记载着近东、远东或印度洋的海上航线。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古阿拉伯传统中，我们应该考虑宗教宇宙观中所表达的“宇宙”概念：根据伊斯兰的观念，宇宙以麦加（Makka）为中心，整个世界和天空被划分为环绕麦加的12个区域，正如我们在昂布罗修的阿拉伯手稿馆藏的一幅1206年的阿拉伯手绘地图中所看到的那样。

　　这样的宇宙观在阿拉伯文化中很普遍，在昂布罗修的另一份手稿中也是如此，即穆罕默德·伊本·阿比·巴克·阿法里斯（Muhammad b.Abi Bakr al-FARISI）在13世纪撰写的天文学论著。

　　与伊斯兰传统是受《古兰经》的启发类似，欧洲中世纪的传统中最普遍的世界观念受圣经文本的启发，如古拉丁传统中由三部分组成的宇宙结构——亚洲、欧洲、非洲。在这些表述中，耶路撒冷取代了麦加的角色，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但丁·阿利吉耶里在创作《神曲》时也采用了这一观点。

　　伊斯兰在欧洲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和阿拉伯酋长国，可能是一个科学和宗教接触对话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那里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穆拉迪（皈依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和基督徒都参与了相关研究。一些智者的对话影响并改变了中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其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如活跃在托莱多的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1114年生于克雷莫纳，

　　1187年卒于托莱多）、在科尔多瓦的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伊本·路西德（，阿威罗伊, 1126年生于科尔多瓦，1198年卒于马拉喀什）和摩西·迈蒙尼德（1138年生于科尔多瓦，1204年卒于埃及开罗）。与宗教对话的其他例子，还有维恩大公会议（1310—1311）命令在欧洲各大学府内设立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阿拉米文的教授职位，以及胡安·德·塞哥维亚（1393—1458）受艾顿修道院的德·塞哥维亚之邀，在卡斯蒂利亚的大穆夫提、伊本·贾比尔的帮助下，将古兰经翻译为西班牙文和拉丁文。他的座右铭是“和平与学习同在”（Per viam pacis et doctrine），意为倡导与穆斯林在社会、慈善和智者学术方面展开合作，反对军事对抗和战争。在这种倡导相互联系合作的思想下，新的世界发展的观念得到推动，东西方的图像、符号和科学发现得以整合。我们可以期待，如果在当今时代采用类似的方法，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文明冲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欧洲环境下的相互积极影响。在14—15世纪的欧洲，受阿拉伯科学、国际贸易往来和新哲学思想的启发，在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文化和科学复兴的大环境下，古代地理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著名的代表作品是约1450年创作的收藏于摩德纳市埃斯特图书馆的《埃斯特世界地图》，其中融合了传统与更科学的制图方法，增补了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资料，虽然其在未知的东方区域内仍然充斥着神话的形象。

　　同一时期的另一幅“世界舆地图”，是约1450年的“毛罗地图”（Mappamondo di fra’ Mauro），克服了传统欧洲关于世界描述的局限性。其中，地理描述中不再有神话或宗教元素；然而，在对亚洲地区的描述中，该图仍然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文学文本来代表这些地区。

　　根据安杰洛·卡塔尼奥（Angelo Cattaneo）的说法，“毛罗地图”是“西方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世界形象”。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可以证明在科学和文化领域进行跨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当代中国，在这类符号学—科学的地图学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向杭州的浙江大学已故教授黄时鉴（1935—2013）致敬，他是昂布罗修研究的伟大导师。

　　　来自东方文化的经验

　　从互补的亚洲观点来看，我们还应该关注中国古代地图，包括1405—1433年间郑和（1371—1434）作为正使太监在印度、阿拉伯和非洲旅行前后绘制的地图，以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Honil kangni yǒktae kukto chi to），其可能制作于《毛罗地图》之后的几十年，灵感来自更古老的亚洲模式和阿拉伯资料。我们注意到，与西方传统地图相比，除了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具体地理方法论外，这些地图最大的区别是其没有参照亚洲语境下任何具体的象征性或宗教性参考资料。这是由于，两千年来，印度先进文化（前佛教社会和佛教社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经常进行成熟的文化交流，几乎没有发生过文明冲突。

　　　军事、经济、艺术和精神视角

　　在15世纪的欧洲，“想象地理”与航海和航运方面的新技术同时发展起来，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均产生了影响。

　　得益于航海家收集的丰富信息和愈发精密的计算，“世界地图”的绘制比例越来越精确，其中，用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术语和分析来说，“想象地理”占据了上风，基于空间中位置的概念，它能够使“大脑通过戏剧化处理远近之间的差异，从而来强化自我意识”。这种差异和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一些航海家、商人和传教士的著作，特别是耶稣会士的作为珍贵的宣传媒介的《年鉴》。

　　自1492年以来，无论是在军事或经济方面，还是宇宙学和人类学方面，西方跨大洋航行都毫无例外地秉持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在接下来的16世纪，也有一些耶稣会学者和传教士致力于促进跨文化关系：在拉丁美洲，他们与印第安人开展合作；在日本和中国，他们通过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年生于基耶蒂，1606年卒于澳门）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生于马切拉塔城，1610年卒于北京）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而在印度，罗伯托·德·诺比利（Roberto de Nobili，1577年生于蒙特普齐亚诺，1656年卒于马德拉斯）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协调西方和东方的观点。努力协调西方和东方观点的一个范例是《万国全图》，它是耶稣会士17世纪初在中国印刷的第一批地图之一，结合了自伽利略以来在天文学方面的所有重大发现，以及自瓦斯科·达伽马和麦哲伦以来在地理学方面的所有重大发现。《万国全图》的作者是来自意大利布雷西亚莱诺的耶稣会士艾儒略，他追随利玛窦的足迹来到中国。他以利玛窦制作印刷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为榜样，与杨廷云等其他中国学者和朋友共同在杭州学习，出版了一幅缩小比例的世界地图，并在1623年出版印刷了一本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文献。这个地图的印刷版和他的一些著作，目前存放于米兰的昂布罗修图书馆。明朝灭亡后，他离开杭州，于1644—1649年，即他去世前不久，印刷了另一幅更完整的地图册。在第二版中，他增加了一篇中文前言，以及一张南北极和日食的地图。在第二个放大版《万国全图》的书册和地图中，艾儒略肯定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观和宇宙观：

　　造物主化成十二重天，而火气水土四行从轻至重，渐次相里。地在天之中……地与天同一圜体……五州之大，万国之众，其于上天不过圜中之一点也……吾之所驻足，又大邦之一点也，令我比天为何如乎……虽为微而一点，灵才为造物主所赋，自能包括天地，而明天地万物之真……

　　我们可以从东方和西方文化中的其他宇宙观和学说中发现类似的范例。今天，从日本、中国或印度的视角来看，当我们试图建立新的全球视野时，辛格（Rana P.B. Singh）建议并希望不只以欧洲为中心，“犍陀罗文明启示我们，东西方之间的相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在不同的知识领域达到相当繁荣的高度，这一点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国际关系领域”。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