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必然要面临艰巨繁重的时代任务，必须始终坚持先进思想的引领、科学理论的指导、非凡事业的推动和伟大实践的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中创立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鲜明印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伟力，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盛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覃成林，围绕全面阐释“三新”要义，深入解读“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学理逻辑。

　　新发展阶段：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崭新征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阶段。从理论和现实来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有哪些深刻判定依据？

　　刘守英：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判定依据主要是发达程度、主要矛盾和制度特征。

　　首先，我国发达程度有所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经济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历史成果。这些实质性变化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历史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要之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使其与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环境承载力等方面之间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

　　第三，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定型与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阶段不仅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明确混合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不仅强调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同时重视第三次分配作用；不仅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注重市场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定型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防止因忽视发展阶段而产生的错误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前，“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具有哪些新特征？

　　盛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于“七五”期间提前实现，第二步于“九五”期间1997年提前实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阶段性目标——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一五”末期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20年目标任务胜利完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大台阶。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十五年”的新世纪新阶段奋斗目标，即第一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它的新特征表现为：一是新背景。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日趋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霸权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和平发展与对外开放构成威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与挑战叠加，改革到了攻坚期与深水区。二是新目标。“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三是新发展理念，即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四是新主题，即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将从重视经济规模的“高增速”转到强调效率、质量与结构上来。五是新发展格局，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发展阶段提出了哪些任务和要求？结合这些任务和要求，产生了哪些新的发展思路？

　　刘守英：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新发展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其奋斗目标是对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的更加明确和进一步实现，其着力点仍然是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生产力，走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新发展阶段的任务，一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使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贡献。

　　而分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既体现了对基本国情与时俱进的把握，也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一以贯之的追求。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到二〇三五年，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覃成林：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战略任务。与之相对应的要求是，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加快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和重要领域“卡脖子”问题；通过补链、强链、延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等。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广东把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确立了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功能定位，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破解民生难题等系列政策部署的落地，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目标更加明晰。特别是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难题，是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畅通经济循环的战略举措，对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从新阶段新特征出发，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的重大部署。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更加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有着怎样的深刻内涵和意义？

　　覃成林：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客观上迫切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指明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探索新发展道路、形成新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把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形成创新发展动力。要把握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要把握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加强生态建设，有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绿色转型。要把握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形成高水平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把握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谋发展，着力推动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一重要论断？

　　盛斌：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与目标。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回答了关于如何实现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才能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了评价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针对高质量发展阐述了详细的具象化内容，即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覃成林：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必须立足新阶段，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转换发展动力，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等等，都必须协调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关系。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必须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催生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要坚定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我们要按照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该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些新机遇新挑战？

　　覃成林：在机遇方面，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基本结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加快恢复期；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为我国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抢占先机、开辟新赛道、构建新优势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行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世界多极化发展持续深化，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新机遇，拓展了开放发展的新空间。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国内需求不足、预期不稳、内生动力不强对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形成了制约；美国及其盟国对我国发展持续进行遏制，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和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的风险加剧；世界经济复苏滞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引致国际贸易格局分化，存在发生新金融危机的可能，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国际大循环面临的困难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机遇和挑战及其背后的因素往往是相互关联、交织叠加的，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坚持辩证思维，科学观察、判断新机遇中可能暗含的挑战，新挑战中可能孕育的机遇。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大国经济体的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好发展的主动权。

　　新发展格局：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重大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一季报”显示，我国GDP同比增长4.5%。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实效。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在哪些方面将展现出强劲动力？

　　覃成林：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有良好的韧性，有从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下快速恢复的能力，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有实现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释放的动力。我国立足自身的国情，紧跟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潮流，坚持不懈地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从而释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一季度，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在三次产业中位居首位。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增长13.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2%，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的增速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第二，国内需求释放的动力。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是应对重大外部冲击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三，开放发展释放的动力。我国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经贸不确定性增大等多重挑战，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一季度，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4.8%，其中，出口增长8.4%，为稳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释放的动力。我国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释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一季度，共有23个省区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水平，部分省市的经济规模持续增大；共有12个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安徽、上海、河北，其中，广东超过了3万亿元，江苏和山东超过了2万亿元。

　　盛斌：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使消费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比去年同期明显回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在我国人均收入持续提升和居民消费形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内需潜力十分庞大。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数字经济的兴起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服务型消费迎来回升和反弹，居民逐渐由线下消费转向线上消费，新兴消费潜力不断增强。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增强，进一步促进中国生产率的提高。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茁壮成长，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释放。国家主导与引领的战略性科学计划、科学工程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加强了原创性和基础性科技创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迈进。中国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的依靠自主研发做大做强的国际化企业。

　　此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仍处于发展机遇期，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及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正在蓬勃发展。中小城市主动承接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加快，城乡融合迈出了新步伐。城镇化与区域间融合互动发展为促进人口流动、劳动力市场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联动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城市型社会的高品质生活和高质量发展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上升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如何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覃成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而言，既有重大的发展机遇，也有复杂严峻的挑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明确强调：“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因此，必须把握发展主动权。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构建新发展格局能保证我国在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大趋势，应对世界发展不确定加剧的复杂局面中获得战略主动。构建强大的国内大循环，可以显著增强我国抵御各种重大外部冲击的能力，巩固提升发展的韧性，确保发展的稳定和安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我国国内与国际发展关系的辩证统一。利用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质量效率，依托国内循环增强国际循环的能力水平，可以显著增强我国在世界发展竞争中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和持续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够保证我国在利用国内坚实的发展基础、有利的发展条件、良好的发展趋势中实现战略主动。我国有14亿多人的超大规模人口，居民消费正处于升级阶段，是世界最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我国有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强劲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势头，有科学、清晰、持续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引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这表明，一方面，我国有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我国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能够确保我国实现战略主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发展格局下，我们如何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刘守英：我认为，首先是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坚定不移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其次，正确理解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有其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即是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共同富裕，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在更大范围推进共同富裕，覆盖城乡、区域和全体人民；在更广泛含义上推进共同富裕，不仅实现物质富裕和生活富裕，更要实现精神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超越阶段片面追求“共同”，而应根据现有条件追求“富裕”。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与各自的贡献相一致，以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共同富裕的社会生产力基础。

　　第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建立成体系的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确保产权界定清晰和权能完整，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激发各类主体的市场活力，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交易规则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准入；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职能，其核心是以公平竞争为导向，建立法治化的良好营商环境，维持高水平市场经济秩序。通过法治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

　　第四，正确认识资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当前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本逐利性和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必须正视并重视资本的积极作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不同性质的资本提供同等的产权保护、公正的契约执行、统一的市场体系、平等的市场交换、公平的竞争环境，利用好资本的逐利性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规制，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第五，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模式转型的规律。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结构性矛盾加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把握经济系统的适配性和协调性，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做法，实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的根本性飞跃。例如，平衡好经济增长和低碳发展的关系，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数字化革命在提高政府效能和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同时警惕利用数字技术和治理实现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超越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