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首次以国家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智库的组织标准、类型格局、改革方向与制度保障,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由此,中国智库建设正式进入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发展阶段。历经十余年发展,中国智库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跨越。智库日益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稳定且专业化的知识组织,初步形成了国家统筹、功能分化、层级嵌入的政策知识体制。在成就显著的同时,智库创新思想不足、国际影响力有限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当下,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智库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已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主要成就:
从规模扩张到体系初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思想市场初步形成,知识生产范式实现转型。随着中国智库自主研究能力的增强,知识生产不再局限于以往单一的“政策阐释”,以自主、竞争和公共为特征的“思想创新型”知识生产不断涌现。智库开始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围绕国家治理与全球性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对话与竞争。中国智库正在尝试建构一套有别于西方知识霸权的本土化理论话语体系,为全球知识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一努力并非概念自造,而是在解释中国超大规模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将经验上升为理论、将理论提炼为话语的系统工程;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思想市场中确立中国知识的自主供给能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确立自身地位,构成协商民主的制度性实践。中国智库逐步成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关键枢纽。不同于西方对抗性民主框架下利益集团博弈的逻辑,中国智库通过汇聚多方智力资源、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融合,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理性协商平台”的功能。围绕具体公共问题形成的意见交流、专业论证和方案比较,拓展了政策协商的知识基础,提升了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由此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一条独特路径,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初步建立,制度供给与组织生态趋于完善。在政策实践层面,中国智库体系已基本成型,智库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持续进行顶层设计,对智库的功能定位、组织建设、成果评价和决策咨询渠道作出系统安排。连续性的政策供给推动智库建设从相对分散的发展状态进入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多元并存的组织生态正在形成,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日趋清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生态系统初现轮廓。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承担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角色。中国智库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人工智能等议题开展跨国研究和政策对话,以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供给公共思想产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对话交流平台。中国智库逐步实现了从政策咨询机构向全球治理参与者的角色转型。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格局中,智库兼具知识生产、政策沟通、舆论传播功能,能够在政府正式外交之外形成较为灵活的交流渠道。它所提供的思想创新与跨国网络建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动局限,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倾听、对话、协商与合作的平台。
尽管十年发展成就显著,中国智库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有待提升,自主知识生产面临结构设计瓶颈;舆论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存在落差,话语能力存在缺失;国际化程度不高,跨国智库网络尚处缺位状态;官方、高校与民间智库结构比重有待优化;等等。这些问题是知识生产关系、传播格局与治理结构中的深层张力在政策知识结构设计领域的集中投射。
提升路径:
理论创新、体制改革与全球布局
面向新的十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超越之道在于以理论创新夯实知识根基,以体制改革释放组织活力,以全球布局拓展发展空间。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思想参与并引领全球知识对话。中国智库须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形成具有阐释力与引领力的理论和思想,参与全球知识体系对话与竞争。摆脱路径依赖并非拒斥西方学术成果,而是终结对其概念体系的机械搬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以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遵循辩证认识论逻辑,从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概念、核心命题与理论框架,深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学理化阐释。理论建构不能止步于概念推演,需经持续研究与实践检验,不断提升理论的解释力与实操性。唯有形成稳定的原创知识生产能力,完成从“政策阐释者”到“思想引领者”的角色跃迁,中国智库才能真正提升自身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一跃迁的实质是争夺全球知识场域中的概念定义权与领导权。
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人才为核心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智库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其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人才质量与人才机制。当前,部分智库的人才选拔、评价与流动机制仍存在短板,制约了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新阶段智库改革,必须锚定人才核心要素,其实质是降低知识生产与政策转化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智库管理人才,应兼具全球视野、传播意识、政策洞察力与运营能力,担当政策实业家职能;智库研究人才,需兼具扎实学术功底、政治判断力、政策敏感度与国际传播能力,既能精准研判问题,亦能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可用、易懂的政策话语,做到敢言、善言、能言。
加强数字传播能力建设,推进双向对称的国际对话。数字时代重塑全球传播生态,智库传播已从传统文本与学术场景,延伸至全媒体、智能化、可视化的多元场域。中国智库需适配数字传播规律,搭建立体化全媒体传播矩阵,构建内外联动的舆论传播体系。传播逻辑需由机构供给转向受众需求,由单一文本形态转向多元产品。传播范式需从单向话语“独白”,转向双向平等“对话”,这契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核心命题,即真正的传播效力必须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以互动、倾听、信任消解国际认知偏差。传播力的提升归根结底有赖于思想产品的品质与话语的吸引力,这源于知识本身的分量而非传播技术与策略,唯有以高质量学术成果支撑对外传播,方能真正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优化智库生态结构,构建分工清晰、功能互补的体系格局。应明确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依据各自资源优势差异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与同质化竞争。差异化发展的要义在于让每个机构在比较优势领域深耕,形成各具特色的知识品牌。同时,应发挥国家高端智库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专业智库建设,提升对重大风险和战略问题的研究能力。此外,应完善民间智库在法律地位、税收优惠、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适当竞争激活智库产品市场。同时,还应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具有地方特色和专业优势的智库机构,使政策知识体制的层级嵌入不止于中央层级,还要延伸至国家治理各个层面。
拓展跨国智库网络,全面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当前,全球治理危机叠加、国际协作需求上升,为中国智库走向全球、输出公共思想产品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智库应主动拓展跨国合作网络,搭建国际思想对话平台,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中,围绕共同知识基础凝聚起来的跨国专家网络,正在成为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认知共同体”。跨国网络建设遵循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的思路,以议题合作、联合研究、多边机制为依托,构建覆盖全球的智力合作体系。中国智库应超越浅层学术交流,立足人类共同议题,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领域,输出可落地、可共享、可推广的中国方案,持续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与战略影响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智库建设是关乎国家知识主权与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工程。过去十年,中国智库完成了从分散发展到体系建构的跨越,新十年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知识生产、话语传播与全球治理能力的系统性跃升。自主知识体系是根基,体制机制改革是动力,数字传播与全球网络是双翼,三者协同赋能,最终实现以中国原创思想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知识对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