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通讯员 秦静雅 张莉媛）5月20日，“中华文化传播与影响高端论坛”暨“《暨南史学》创刊廿周年恳谈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2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学者及暨南大学文学院师生90余人与会。会议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暨南史学》编辑部、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暨南大学出版社、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丝绸之路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

会议现场 通讯员供图

　　缅怀先辈 继承传统

　　会议围绕纪念朱杰勤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南史学》廿周年及中华文化传播与影响、边疆治理与中华文化认同等主题而展开。

　　论坛开幕式由暨南大学《暨南史学》主编马建春教授主持。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致辞表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文史学科和学院都已创立90多年。中外关系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学科有着历史悠久的学术根系，有朱杰勤、卢苇等老一辈学者开其学脉，有全国最早硕、博士点及211工程建设项目等固其枝干，是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南方重要的学术阵地。朱杰勤先生是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始人，通过本次会议纪念朱杰勤先生诞辰110周年。缅怀先辈，追远思源，继承传统，有利于学科进一步发展。中外关系史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学科，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于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次学术会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将从不同角度和视角探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这对于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和推进中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与会专家展开分组讨论 通讯员供图

　　暨南大学是国内最早以中西交通、南洋史、华人华侨史研究为主的学术重镇。《暨南史学》立足于学校学术研究优势。20年的学术风雨和坚定不移，《暨南史学》屹立不倒。暨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张晋升表示，构建人文共同体、搭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平台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朱杰勤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古籍洋书，并列案头”，一手创办了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培育了杰出的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研究的团队。今年除了纪念朱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暨南史学》创办20周年。创刊以来《暨南史学》专注于中外关系史、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兼顾宏观和微观研究的视野，积极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自第4辑起入选CSSCI目录。暨南大学出版社至今已成立34年，立社以来坚持以“侨”为“桥”的特色定位，积极推动华文教材、华侨华人研究、岭南文化研究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出版，近年来，出版社围绕学校的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主动承担职责使命，积极助力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

　　作为朱杰勤先生的弟子，暨南大学原副校长纪宗安教授介绍了朱先生的生平并表达了对先贤的缅怀之情。追远思源，希望中外关系史学科能继续巩固学术血脉，不忘学术初心，卓砺前行。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李庆新教授以《从岑仲勉先生到朱杰勤先生：20世纪“南学”发展的海洋取向》为题，就纪念朱杰勤先生诞辰110周年发言。他指出“南学”这一概念既包括南方地域性研究，也有南方学者学术流派的复杂意蕴，海洋叙事与海洋学脉则一直是其重要内容。就其代表人物而言，从20世纪学术史看，30年代前后我国边政之学、边疆史地、中西关系史研究兴起，岑仲勉先生关注学术新潮，热切投入南海史地、中西关系史这一热门新领域，成为该领域卓越之大家。70年代以后，朱杰勤先生接续传统，在更广阔领域开拓创新，成为我国中外关系、海外交通、华侨华人、东南亚历史等多方面的学术领军人物。当代广东学人应该胸怀“国之大者”，发扬“南学”优秀传统，传承创新，为我国海洋事业和海洋史学发展多作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暨南史学>的开创与坚持》为题，向与会人员谈了创刊于2002年的《暨南史学》在当时学术环境下刊出的可贵，弥补了中外关系史学科集刊空白。刊物自2006年第四辑开始，被收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估中心公布的cssci核心期刊名录，保持至今。著名的历史学家陈高华先生曾经说，《暨南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已经广为人知，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更是绝无仅有的一块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学术阵地。

　　多角度看中外关系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以《“蒲陶酒”的丝路旅行：从西亚到东亚》为题，通过丰富的史料和考古文物，展示了酒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酒的普遍消费影响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多层面。从祭祷仪式用的“清酒”到“酒池”“酒泉”“酒河”，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水准和民俗风貌，也成为生活富足、优裕、闲适、浪漫的象征。葡萄酒酿制技术最早在尼罗河和波斯湾之间发展。通过考证张骞引入“蒲陶”一说，“蒲陶酒”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成为上层社会喜爱的饮品。此后，随着丝路历史文化作用，“蒲陶酒”进一步东传至朝鲜和日本。但在古代朝鲜，葡萄以一种外来水果，仅作为药用和给文人提供一定的文学享受。韩国人不得不等到现代才普及了葡萄和葡萄酒。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晓教授以《元初一位基层军官海外远征的真实记录--〈关氏创修墓志铭〉读后》为题，讲述了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小人物——元朝百户关秀的传奇经历。该问题研究源于偶然在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元朝时叫平阳路绛州太平县）发现的《关氏创修墓志铭》。关秀在《（光绪）太平县志》中仅有寥寥数笔。碑刻的发现为丰富关秀这一基层军官的生平提供了依据。碑文除了关氏家族世系与经营家族坟茔始末外，还记载了关秀参加平宋尤其是远征占城、爪哇的战绩。通过与史籍的互相印证，还原了一个援朝基层军官不平凡的经历，丰富了这段历史的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盖金伟教授以《因势利导：清朝札萨克制与吐鲁番的治理》为题，指出边疆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民族史和边疆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古代边疆史的研究中，清代对新疆的治理成效较为突出，由此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在清朝与准噶尔部矛盾激烈时期，处于交通枢纽和丝路重镇的吐鲁番成为新疆治理的关键地区。通过探究札萨克制度在吐鲁番推行的背景和成效，反映了清朝在吐鲁番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体现了清朝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前瞻性和包容性。吐鲁番共有九代郡王，其中多数为清朝边疆稳定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扎萨克军政结合中的农奴色彩，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一定阻碍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朱明教授以《全球史视阈下的印度洋区域史研究》为题，探讨当前海洋史研究，尤其是印度洋史研究，从年鉴学派和地中海史到欧洲东方学传统，再到美国的区域史研究、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研究所呈现出的学术谱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人的流动受到极大关注，商业精英和普通民众成为历史研究的目标；物质文明、生态史、疾病史和环境史的研究；思想和知识的流动、传播；重新反思帝国与国家的传统范畴。印度洋区域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突破民族国家历史书写传统，反思帝国史研究范式。此外，要注重跨区域研究，补充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径，重视在地化的区域研究。最后，注重生态环境史，更好地理解海上丝路沿线的多元文明。

与会学者合影 通讯员供图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郭渊教授在闭幕式学术总结中表示，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人数多，学术气氛浓厚，学术质量高，学者们的发言相当有高度和深度。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一时代课题贡献了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