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钢琴”与胸中有“数” 

　　领导者不同于一般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倡党委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对此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顾此失彼。

　　 毛泽东同志是“弹钢琴”的高手。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特别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随着毛泽东同志领导职务的变化，他面临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对外工作，等等。毛泽东同志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齐头并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轻松自如。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善于“弹钢琴”。“弹钢琴”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毛泽东同志往往给人挥斥方遒、气势磅礴的感觉，其实他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他也要关注和嘱咐。现在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毛泽东同志的成功，与其既能挥舞大棒又能弄绣花针，不无关系。 

　　学会“弹钢琴”，不但要心中有“谱”，而且还要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同志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胸中有“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成绩和缺点有数。“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当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绩，也不能骄傲，“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历史上有很多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所以，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性政权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志清醒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关于一定要“抓紧”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党委对该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一位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

　　怎样抓得紧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毛泽东同志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其中，“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一年至少检查四次”。通过检查，督促进展，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到底，直到真正见成效才能罢休。　

　　发扬民主和“抓紧”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好各种会。党委会行使职责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开会。党的各级机构和各种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日常工作中，“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开会时，不要照本宣科，充分发挥参会人员的作用。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此间，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

　　对于各级党委来说，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通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划清两种界限”是要害。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西安还是延安？”不懂得划清这种界限，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正如他指出的，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共产党干部偶尔会犯的官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在党护党的立场上，辩证分析我们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而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一无是处，那就完全站在了党的对立面，成了一种资敌行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一班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毛泽东同志写《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形成了一整套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这十二条方法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虽然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历久弥新，对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学习掌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