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新闻媒体中有关苏军的报道，经历了从“一流军队”“人民军队”“和平基石”等正面形象到“占领军”和“复杂面相”的变化，终以良好形象而退场。无论何种媒体无论何时关于苏军的报道和描述都是与国内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的，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分和理想化的色彩，特别是把苏军看作是战后和平的基石，希望苏军能够给中国带来福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弱势地位。试图依靠苏联来为自己伸张正义，打击日本，与中国一道建立世界和平，终以苏军占领东北后的表现而破灭。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国家利益的考量及政府决策的取舍同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很多时候又很难合拍和一致。人们在赞赏苏军的同时，很有可能会对中共产生某种程度的同情，也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有所想象。这种同情和想象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实际的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苏军；新闻媒体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其胜利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其中苏联是最早向中国伸出援手的世界大国。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抗战初期中国新闻媒体持续关注苏联，积极塑造苏联在华形象，为维护中苏邦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在苏德战争爆发、苏援中断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仍高度关注苏联这一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力量，及时报道战场动态，并对苏军的重大胜利致以热烈祝贺。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呈现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华形象，但尚未有专门反映抗战胜利前后苏军在华形象的成果。研究抗战胜利前后苏军在华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及战后的大国关系。本文以《中苏文化》《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等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报刊为主，系统梳理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媒体对苏军的报道，分析苏军形象的呈现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并揭示影响这一形象生成的多重因素及后续影响。 

　　一、“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新闻媒体对苏军的报道主要集中于苏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以突显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经常以头版头条报道苏军的重大战役，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等，赞扬苏军的顽强抵抗和战略智慧。随着苏德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阵营分化也更加清晰。

　　 1941年6月22日，德国以空前未有之庞大规模突袭苏联，苏军奋起迎击，欧洲战局风云突变，对世界局势影响至大。德军先发制人，战前动员充分，占据进攻优势。苏军由于准备不足，在战争初期频频失利，引发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忧虑，而中国各方面的新闻媒体仍坚信胜利必属于苏军。《解放日报》的社评，从道义、军事实力、后勤保障和国际局势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德国的弱点和苏联的优势，最终得出“苏必胜，德必败”的结论。香港《大公报》也相信：“红军这次抵抗德军的进攻，历史上不久将可又多一个苏联保卫国境、击溃侵略者的例子。”在多数国人看来，苏联抗德实属正义之举。正如陈乃昌所指出，希特勒不宣而战，企图侵占苏联领土，暴露其不义的侵略本质；而苏联抗战是为了捍卫自由、打破法西斯奴役，是正义的反侵略革命。《中苏文化》副主编翦伯赞称苏联抗德是“自卫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反对侵略的革命战争”。国民党要员梁寒操从国际视野指出：“由于纳粹进攻苏联，使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的敌对阵线从此分明了起来，一面以德国为首的不义战争，一面以苏联为主角的正义之战。”正义与不义的用语，提示了中国新闻媒体的鲜明立场与价值取向，以及中国站在正义一边、抗日不孤的暗示。 

　　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不到两年时间就侵占欧洲11国，横扫欧洲大陆。因此，战争初期，苏联失地导致中国部分人士悲观动摇，反苏人士借机攻击。文化界人士沈志远指出，这样的“悲观动摇与反苏暗箭”，只会“有利于希特勒，有利于整个侵略轴心，对于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因而亦对于中国抗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他看来，苏联正在大量消耗敌人，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以待有利时机。即使苏军处于明显的不利局面，更多的人依然抱有信心，认为苏军面对德国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仍能扼守阵地毫不退却，堪称“虽败犹荣”，而德军必然“先胜后败”。

　　新闻报刊为苏军鼓劲打气，旨在希望反侵略国家尽快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德日侵略国。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除肯定苏联抗德的正义性外，特别强调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苏联抗战形势，“一面固赖于苏联政府与人民坚毅勇迈的奋斗，而尤赖于中苏英美的协力”。为此，他呼吁中苏英美四国“进一步坚强团结起来，以加速并保障苏联抗战的胜利”。《中苏文化》主编侯外庐则把苏联视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捍卫者、文明进步的守护者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支柱力量。同时，在苏援中断的情况下，中国新闻媒体对英美两国给予更多关注，特别是希望美国能够加强援华力度。中国的社会舆论希望美国能当机立断，充分发挥中苏英美四大民主国家的协同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集团。从中可见，时人越来越倾向于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中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

　　 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在一年之内进行了50余次秘密谈判。在此过程中，中共旗下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持续揭露英美绥靖政策，批判“东方慕尼黑”阴谋，呼吁其承担起反法西斯的历史责任。1941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驻华海军陆战队撤离中国，此举被解读为“应付任何远东之可能急变”的战略举措，预示日美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上升。果然，20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1942年1月1日，随着《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签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3月20日，《中苏文化》出版“苏联红军24周年纪念专刊”，更加系统地讨论苏德战争的趋向。根据侯外庐的预测，德军对苏联的攻击是“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这个发展过程取决于双方人力和物力在量上的变化。尽管就战争局势来说，当时德军攻势还只在“再而衰”的阶段，但等到不久的将来，苏联占据人力和物力优势时，纳粹攻势即将完全步入“三而竭”的阶段，亦即全盘崩溃阶段。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王昆仑也有类似看法，他说，红军抗德战略与中国抗日战略“同为反侵略的革命战略”，核心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长期消耗敌人，由防御转为反攻，最终彻底消灭敌人，这种战略对追求速胜的德军构成致命打击。这些分析显然不是盲目揣测，而是根据苏德两国国情与战争性质作出的判断，无疑是有预见性的。 

　　 1942年，德军发动更为猛烈的夏季攻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由此打响。10月，苏军突破德军包围线，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迎来重大转折。在10月12日至16日短短数天之内，他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三篇社论，深刻分析这一重大军事突破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认为世界局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有法西斯国家实质上均已丧失战略主动权。“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很快，毛泽东的预言得到验证，一个月后苏军开始转入大反攻，战争主动权逐渐向反法西斯同盟倾斜。同年11月，苏军在冬季反攻中取得重大战果，在高加索方向歼敌两万人、斯大林格勒以南攻克关键高地、沃尔科夫前线歼敌5000人。南线红军全线出击，迫使德炮兵团投降，连克12城，俘获德军3个师，成功解围斯大林格勒。一个月内，红军南线推进180公里，中线在加里宁、尔热夫两地发动攻势，德军被迫全线后撤。苏军在1942年冬季不仅抵抗住德军的猛烈攻势，而且完成规模宏大的歼灭战，取得“耀眼世界战史的战绩”。此次保卫战打得极其艰苦，苏军“在破瓦颓垣中，每条街、每所楼、每间屋子与优势的敌人厮打”。时人注意到德军闪电战存在的致命问题，在于“完全强调坦克机械化部队的突击力量，而损害其他兵种的配合作战”。换言之，德军闪电战虽以快速突进著称，但存在显著缺陷：坦克部队与步兵脱节，形成孤军深入，缺乏后方支援；钳形战术暴露侧翼，易遭反击；过度依赖火力优势，轻视后备兵力，导致持久战中陷入被动。相较之下，苏军战术灵活机动，精通多兵种协同作战，运动战与阵地战互补，而且善于抓住德军弱点，通过反攻切断德军先锋与后续部队联系，孤立并打击敌人。这种综合应战能力使苏军在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引起中国新闻媒体的格外关注。对军事素有研究的屈武认为，这场包围歼灭战“写下了战争艺术史上空前的一页”，自称“世界无敌的德国陆军”最精锐的22个现代化师团，竟然不能突破红军的包围圈，结果“德军三十三万大军全部覆没，被俘元帅一人，将军二十三人，军官二千五百人，且被红军夺获了飞机七五〇架，坦克一五五〇辆，大炮六七〇〇门”。中苏文化协会驻苏记者胡济邦在实地考察后，从前线发来电报称：“在这里，红军使德国受到了在她的历史中最惨重的军事溃败。”她还指出，这次胜利对苏军意义重大，“暴露出德国战略和判断方面的基本弱点”，使“红军攻势随后的一切成就成为可能”。鉴于苏军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当时还有人建议应派遣“战事参观团”赴苏学习，以“获得军事方面种种重要的知识”。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中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苏军将赢得战争。以中国对日之战来看苏联对德之战，或以苏联对德之战来看中国对日之战，成为新闻媒体报道和评论苏军作战情况的两个重要视角和倾向，其中明显有中国抗战必胜的寓意。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胜利，极大振奋了中国的抗战信心。1943年4月，《解放日报》全面公布苏军冬季攻势战果，称：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给予德军“以战争史上空前未有之挫败”。苏德战场两年来血战的结果，证明苏军是世界上不可战胜的军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头等军队。蒋介石向斯大林表示祝贺：“数周以来，贵国军队连克名城，扫除敌寇。因念确立世界彻底和平，必先摧毁东西轴心之武力，故联合国家使之完全同一，胜利不分彼此。”冯玉祥则表示，无论就人员、装备和军事思想来说，苏军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毛泽东在给苏联的贺电中指出，“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世界和平的急先锋。”这样一种认知显然会形成一种很深的印象，在一定的时候自然会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产生影响。

　　二、“人民即是红军，红军即是人民” 

　　人们在惊叹苏军强大战斗力的同时，也在探寻其力量源泉。1946年3月，郭沫若发表诗歌《红军为什么那样英勇？》，歌颂苏军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指出其英勇源于“人民武力”，“人民即是红军，红军即是人民”。这一“人民军队”的称谓，自然令人想到中共军队，其政治态度不言自明。苏联实施“全民皆兵”战略，工农子弟踊跃参军，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强制征兵模式。在时人看来，苏军之所以坚强有力，主要是因为“红军所奋斗拥护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适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苏军之所以能不断取得胜利，是因为它是“爱人民的，与人民结成一片的军队”。

　　 苏军将政治教育置于战略高度，始终强调其“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并将其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予以推进。无论是前线作战的红军战士，还是随军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必须经受严寒酷暑、饥饿疲劳、长途行军和残酷战斗的严峻考验。这种精神力量的培育，正是苏军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义所在，目的在于使每一名战士都信奉这样的理念：“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且很瞭解政府放在他们面前的目标和任务。”这无疑将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使其在作战时普遍产生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在长期战争中，“军队作战精神、军队的数量与素质、军队的武器、统帅人才之组织干才以及大后方政治经济之组织”，这一切都是决定战争前途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苏军的优势。从军事实力的对比来看，苏军在坦克、火炮、飞机等重型武器装备上远逊于德军，但其卓越的战术运用可以弥补这一差距。苏军指挥官不仅善于运用现代化武器有效打击敌军，更善于通过深入研究德军战术特点，精准把握其薄弱环节，从而成功削弱敌军的技术装备优势。特别是在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苏军展现出卓越的战略远见和灵活的战术配合能力。因此，苏联这一伟大胜利，“不是那一部分人的胜利，而是其全部军民”同心合力的共同胜利。 

　　 国民体质的全面提升，是国家国防实力建设的根基所在。苏军在战争中展现的强大战斗力，与苏联政府高度重视体育运动息息相关。苏联提出“体育与生产和国防相结合”，大力发展国民体育事业，建立起由全苏联体育协会领导的层级化体育管理体系，涵盖各共和国、地方、工厂、学校和集体农场的体育组织。每年6月，莫斯科隆重举行体育检阅节，其规模与庄严程度可与十月革命纪念日相媲美。与以竞技为核心的运动会不同，体育检阅节更侧重于群众性体育成果的展示与检阅。检阅队伍除红军以外，还有退伍军人方队，以及各民众团体队伍，在组织上、纪律上、编制上乃至步伐上，“没有一队不和军队一个样子，没有一个不是雄赳赳的挺身而前！整齐、严肃、雄壮、健全地流露在人们的眼前。”因此，苏联的体育检阅可以说是民众军事训练成绩的检阅。苏联除了加紧红军的军事教育、政治训练与技术设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外，还特别鼓励红军营外的体育运动，以增强战士的体力，给每一名战士以充分发展其技术能力的机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苏联的体育运动事业已经遍及各大中小城市，渗透到各个民族群体和集体农庄，构建起一个全民参与的体育网络体系。尤为重要的是，苏联国民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显著增强军民体质，为苏军提供稳定的兵员保障。 

　　 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协会是苏联推行国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组织。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协会已发展成为苏联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国防团体，组织网络遍布全国各个领域。从工矿企业、国营农场到拖拉机站，从各加盟共和国到偏远乡村，均设有完善的地方分支机构。该协会作为国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培养红军后备力量的关键任务，更是实施全民军事训练的重要平台。协会除对会员进行军事化训练外，还向广大群众普及军事知识，不仅进行野外训练、军事演习和技术普及，还在工厂中建立特殊军事团体，如铁甲车、军事化学和通信技术研究团体，快速培养各类军事人才。同时重点加强适龄青年军事训练，定期组织为期一周至一个月的夏季军事野营。截至1937年，该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10万个基层单位、逾2500万会员的庞大组织，其中女性会员达到600万，展现出协会在社会各个层面广泛传播军事知识和组织国防训练的努力。此外，国防航空化学协会还针对不同体育项目进行评先评优，以激发会员的运动热情。截至1937年，协会评选出“伏罗希洛夫射手”称号者共计80万人，这些“射手”无疑将成为苏军优秀的后备力量。⑤苏联通过这一组织，开创了全民直接参与国防建设的新模式，被视为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学习的典范。 

　　 苏联民众高度凝聚的集体主义精神构筑起苏军的坚强后盾。在现代战争中，要迅速且完全战胜敌人，就必须有稳定的后方保障。苏军强大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其完善的战时动员体系和持续稳定的后勤保障能力。《中苏文化》的一篇译文描绘了战时苏联强大的动员能力：“苏联所有工厂、作坊、科学研究机关，都为国防而工作。男子上前线了，妇女就代替丈夫、儿子和兄弟，踏上工厂的机架，踏上联合机掌舵板，踏上行政机关的岗位。留在后方的男子，也是不遗余力的工作，以最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煤油、煤炭、五金、机车、坦克、飞机、弹药，源源不断供给作战的军队。”在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战时苏联的工厂经常提前完成生产计划，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充分利用机械和牲畜进行收获，尽量减少战争的影响。《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谈到，苏联工业生产力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猛发展，特别是“军火产量已数倍于战前”，而尤其“表现在质的提高上”，许多工厂正在大规模生产最新型、最具威力的武器装备，同时各类作战装备的性能也在持续优化和提升。这种生产力的猛进，是苏军坚强战斗力的基础。经过20余年的建设，苏联不仅在精神上树立起不可战胜的信心，而且在物资装备上也居于先进地位。战时苏联科学家全力投入军事技术研究，通过军需工人的高效生产和交通运输机构的迅速调配，为苏军提供最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苏联红军的强大不是偶然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当中，红军的装备已经机械化了，红军的组织和战斗准备，在全世界上已数一数二。”也就是说，苏军之强大，不在其武器装备，而在其本质是“人民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新闻媒体对苏军的赞扬常常与其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且还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其话语系统，称之为“人民军队”。张申府指出：苏军击溃德军“简直是一个历史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苏联红军是人民的，是为人民的，是重视人民、保护人民的”，“红军就是人民，是有严密组织的人民，是有特殊训练的人民，是精通战术会打仗的人民。”梁寒操也认为，苏军的精神优势建立在进步政治和社会制度之上。苏军的作战不仅为了实现军事目标，更为了实现政治和社会理想，苏军并非维护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是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服务。当苏联政府喊出“一切为前线”的口号后，就有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到前方。感同身受的共产党人对苏联红军的称赞更加带有一种暗示性：“红军就是民众，民众也就是红军。”苏军凭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全面成就，与人民群众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这种军民一体的独特关系，既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得益于苏联在国防教育和社会动员方面的成功实践，使得苏军真正成为一支“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人民军队。当时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苏军的强大战斗力与其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由于此，当1944年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遇重大失利时，要求进行深层次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衡阳之战再次印证：缺乏政治上的根本改革，纵使兵力雄厚、掌握制空权、装备精良，终将无济于事。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在于民众。唯有解决依靠民众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打开局面。可知，赞扬别人，正是为了改变自己。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苏联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优越，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苏联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人民性”无疑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属性。“红军之坚强战斗力之形成，实为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综合发展之结晶。”也就是说，苏军的强大不仅得益于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更得益于苏维埃政府强大的战时动员能力。苏军“人民军队”的形象在中国民众中形成积极的认知基础，这种情感认同往往能自然延伸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政治支持。

　　三、“维持世界和平的坚强柱石” 

　　抗战后期，随着苏军对德军战略大反攻的推进，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局势愈加清晰。1944年初，正值苏联红军诞生26周年之际，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卜道明盛赞苏军：“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红军是阻止纳粹攻势并进而击溃敌人的第一个力量。”他还指出，“经过三年战争，已经证明红军是组织最坚固，战斗力最强的现代化军队。”不过，就在苏军成功抵御德军并转向战略反攻之际，社会上也出现一种“苏联危险论”，援引苏联此前对波兰和芬兰的军事行动，质疑苏军反攻可能侵犯他国主权。面对苏军在战场上已取得对德作战的压倒性优势，有人也怀疑“红军在此次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是否会为下一次大战埋下隐患”。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邵力子并不认同这种论调，强调苏军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苏军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同盟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列宁格勒保卫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历时两年半。战役初期，德军凭借其显著的军事优势发起猛烈进攻。然而，德军推进的速度却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彻底击溃苏军的战略企图也最终落空。时人普遍认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苏军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卓越的政治动员能力等精神因素，成为扭转战局、最终战胜强敌的关键。正如胡济邦所指出，苏联人民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展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抗敌决心。面对德军的封锁，列宁格勒军民以“与城共存亡”的牺牲精神，在党政当局的坚强领导和高效组织下，迸发出超越物质的强大力量，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1944年11月7日，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青年馆举办庆祝苏联国庆纪念会，中苏两国不少高层出席，包括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何应钦、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宣传部部长梁寒操等，与会者约两千人。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和在渝的苏联人士也都应邀到会。邵力子在会上致辞说，苏联的工业进步、英勇战斗、建国成功及抗战胜利绝非偶然。尤其是列宁格勒在敌军长期封锁下，苏军面对严寒、缺煤少粮，但毫不气馁，坚守岗位，为祖国和职责不懈奋斗，取得卓越成就。这种精神无疑值得中国军民学习和效仿。孙科在会上表示：“如此强大的苏联，将是战后世界和平的一个主要因素。” 

　　 就在苏军大败德军之时，中国还在经历日军的强势攻击，中国新闻媒体迫切希望苏联能出兵打击日本。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指出：“日本是联合国家的共同敌人，更是苏联的旧仇新敌，我们坚信最后剿灭日寇之时也必有苏联的力量参加。”不久，孙科也表示，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给纳粹德国以沉重打击，相信“在未来的亚洲战场上”，它“亦能确守自己的岗位”。言下之意，希望苏联在结束欧洲战场后能够迅速出兵援华，直接打击日军。1945年春季，随着盟军反攻势如破竹，战火已逼近日本本土，这一重大转折给中国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中国新闻媒体对美军战况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相关报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集态势。6月2日，《中央日报》刊登美军对日海上作战的报道，“美轰炸机及战斗机，于二十九日一天，即出动达四百次之多。”6月4日电讯称：“航空母舰起飞之美机，本日复袭九州。毁地方机场五处，并在附近海面，击沉敌轮两艘。”两天后再次报道，美“B-29式超级空中堡垒四百五十至五百架，向日第六最大城神户密集之工业区投火弹三千吨，此为超级空中堡垒第三次袭击神户。”从太平洋战场的岛屿争夺到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从海空联合作战到盟军协同推进，国民党旗下的报刊以近乎实时的方式追踪报道美军战果，此举不仅旨在提振国内士气，同时也有刺激苏联、督促其尽快出兵之意。 

　　在苏德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在欧洲或亚洲，苏军都是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它是“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强大的安定势力”。1945年初，为庆祝苏联红军节27周年，中苏文化协会组织吴清友、强立文等人翻译苏联佛米金哥撰写的《苏联的红军》并公开出版。邵力子在序言中指出，红军在27年间始终保持着英勇传统，持续改进战术，将士用命、军民合作。该书详尽生动地记载这一切，读者不仅能了解红军伟大力量的来源，还能预见其力量必将用于巩固世界和平。

　　 1945年8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引发国际广泛关注。同年11月，《中苏文化》杂志推出特辑，梳理条约签署后在中国舆论界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其中认为，条约规定中苏军事合作，共同抵御侵略、防止日寇再起，对远东各国的独立自由意义重大；这一条约“是划时代的，保证了今后数十年远东大陆上的和平，让我们能够安心从事于国内建设工作”，对未来的东方局势具有支配的力量。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条约“等于在西北与东北的边防上重新筑起现代化的长城，使我们真正有了建国的优越环境，可以埋头建设三十年”。由对苏军的好感引发对苏联的好感，这种好感当然是在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心态中产生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强化和加深，即便对方损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了。比如，有人认为条约中“外蒙的独立和长春铁道暂时的共管，以及大连旅顺的处置”都是对中国有利的；苏联“获得的始终是义务多于权利”。在那时的许多人看来，苏联红军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坚强柱石”，苏联是世界民主与和平事业最坚实的堡垒，那么与苏联建立紧密的战略同盟，获得苏联的支援，与苏军携手并进，显然对中国不是一件坏事。 

　　抗战后期，中国新闻媒体呈现的苏联红军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方面都与中国有所关联：一是将其定位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可靠“盟友”，是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二是将其视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和平基石”，是维护国际正义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苏军的伟大“褒不胜褒”，苏军的丰功伟绩“妇孺皆知”，“苏联红军威加欧洲，战胜攻克，必也乐于在东方一显身手，然后止息干戈，缔造永久的和平世界”。看到这样的信息，令人不能不想到美国；而看到社会主义和人民的说法也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国共产党。并且这样一种形象在广大读者心中一旦形成一种印象，可能就会在特定的时境中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当对苏军与苏联的寄望和期待不能如愿的时候，态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四、“应尽速撤出东北” 

　　抗战胜利后，中国新闻媒体对苏军的报道出现了显著变化。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媒体关注的焦点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中国本土。《中央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大量报道苏军进入东北的过程，详细描述苏军与日本关东军的战斗情况。这些报道普遍持正面态度，将苏军描绘成“解放者”和“正义之师”。然而，随着苏联屡次推迟撤军时间以及日资企业归属等问题不断升级，中国媒体对苏军的评价逐渐呈现出复杂化的特征。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中苏关系在战后初期的微妙变化，也折射出国内舆论对东北问题的高度关注。

　　 1945年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军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给日本关东军以迅猛打击。总数超过70万的关东军在强大的苏军面前不堪一击，不到一周时间就被击溃。对于苏军参战，中国媒体纷纷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大公报》的社评，称苏军“这百万雄师，与中美英各联合国的大军共同作战，无疑问的，即将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苏军旌旗东指，声威所至，促致了日本的投降，完成了世界大战的全部任务。苏军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大极了。这不特是苏联军事进步的表现，也是苏联对世界和平努力的铁证。”苏联出兵东北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苏军随后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也留下诸多争议。击溃日本关东军后，苏军以战胜之师的姿态进驻东北，对日占时期遗留的工业设施、矿产资源等主要战略物资，大都据为己有。待到苏军撤出东北时，“日资工矿业机器设备的70%至80%已被苏联拆迁”。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接连报道英美等大国抗议苏军搬走日资企业设备，如“英国将不同意片面运移此类资产，并不承认个别政府就处置日本资产所商之任何协议”，以此向苏联施压。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专员张莘夫在奉命接收抚顺煤矿后，于返回沈阳途中不幸遇害。这一事件发生在东北局势异常复杂的特殊时期，涉及中、苏、美及国、共等多方，立即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随着《雅尔塔协定》条款的逐步披露和苏军一再推迟撤军，张莘夫案成为导火索，最终在1946年2月引发国统区大规模的“反苏游行”浪潮。2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质问苏联：苏军进入东北已有半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应该中国收回；我们所付的代价，如外蒙古独立，长春路共营，旅顺港共用，大连港自由港，都已照办。但苏军延迟不撤，中国政府不得顺利接收东北，是何原故？”2月22日，傅斯年、陈衡哲等知识界人士联名表态：“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外交、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蹈人类罪恶的覆辙。”他们甚至认为，这个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2月23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评论，强烈抗议雅尔塔密约，要求苏联按期撤军、归还物资、尊重中国主权、对张莘夫事件负责，并停止分化中国的企图。2月26日，重庆师生举行大游行，打出“苏联：友乎？敌乎？”的标语。同时，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众也发起要求苏军撤军的示威大游行。2月27日，西南联大教授110人（该校共有教授130余人）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重申“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东北问题是世界和平关键”，苏军“应尽速撤出东北”。苏军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的形象迅速逆转自然与其在中国的行为有关，也与此前愿望的反差不无关系，由此不能不使国人反思。有人感慨，“日本去而苏联来，东九省仍鹊巢鸠占”。自身不强，依赖别人的帮助，终归要付出代价。 

　　1946年3月上旬，苏军突然撤离沈阳，引发中外各界猜测纷纷。有人认为这是苏军全面撤出东北的开端；有人推测苏军意在制造战略迷雾，若中央政府不及时驻军，苏军仍可借保障旅顺交通之名随时重返沈阳；还有人认为，美英两国对苏军在东北行为的公开谴责，可能是促使苏联决定撤军的关键因素。比如，英国外交部长在下议院宣称：“中国以外任何国家无权搬东北物资”；美国方面则谴责苏联人的“双重性格”。反苏运动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加紧对苏交涉，要求其迅速撤军。另一方面，鉴于国内反苏情绪的不断激化，国民党担心过激言论影响中苏关系，特意指示各地党部要把握好分寸，“凡破坏中苏邦交，过分刺激国际感情，及足以引起外交上不必要之误解所有文字图标均应避免”。苏军在各方压力之下陆续撤出东北，直至1946年5月撤退完毕。

　　 反苏运动开始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方面表明“与重庆学生一样关切中苏谈判与东北的现状和前途”的态度，另一方面号召民众不要“轻信无根据之谣传”，并从民族大义出发呼吁苏军尽快撤出东北。在苏军撤离之际，则尽可能渲染友好的气氛，以弥补此前产生的裂痕：从公园到火车站的主干道上，数万市民夹道相送，现场人潮涌动，场面热烈而感人。各地相继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充分表现了东北人民对苏联红军衷心的感谢”。苏军最终以比较正面的形象淡出中国的新闻媒体。而美军在中国的暴行则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1946年12月底，塘沽一名53岁中国工人罗某在圣诞夜返家途中，遭多名醉酒美兵棍棒殴打，左耳被刀割伤，虽经救治仍于次日病重身亡，引发塘沽民众的反美示威游行。同时，北平发生更为严重的“沈崇事件”，随后引发全国范围的反美示威运动。面对日益高涨的中国民众反美情绪和舆论压力，驻华美军不得不加快撤军的步伐。 

　　结语 

　　 近代以来，随着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新闻媒体逐渐成为各政治力量塑造政治形象、引导舆论认知的重要工具。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媒体通过精心选择报道内容和角度，积极引导公众舆论，为抗战大局服务。大体说来，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新闻媒体中的苏军经历了从“一流军队”“人民军队”“和平基石”等正面形象到“占领军”和“复杂面相”的变化，终以良好形象而退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不同政治倾向的媒体进行的描述不尽一致，大都有言外之意、话外之音，特别是在国共旗下的媒体中间。无论何种媒体无论何时关于苏军的报道和描述都是与国内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世界日益分化为法西斯侵略势力和反法西斯势力的两大阵营，中国和苏联同处于反法西斯的前沿阵地。中国新闻媒体密集报道和称道苏军之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那么，对苏军战斗力和胜利的颂扬和渲染，无疑可以给中国的抗战打气，从国际上高扬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获胜大势，也可极大地提振中国抗战的信心。显然，那个时候的媒体人大都认识到，中国早已与世界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有什么样的国际报道，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内认知。如果把国际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国内就很难见到光明。五四时期，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留下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颇带绝望的疑问后投水自尽，至今仍令人感叹不已。相反，人们若感到世界是在朝着正义的方向、朝着光明处走，则会平添生存的信念和意义，或倍增抗争的力量和勇气。 

　　 不难发现，各类新闻媒体对苏军的报道和称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分和理想化的色彩，特别是把苏军看作是战后和平的基石，希望苏军能够给中国带来福音，这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弱势地位。正义与非正义，时常取决于一时的认知判断与立场，并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而不断调整，这构成了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原因就在于国家利益之考量，而国家利益又依赖于国家之实力。道义、正义的旗号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实力。不顾正当与否，以实力来获取国家利益者，在国际上一直大有人在。那么，当时的新闻媒体试图依靠苏联来为自己伸张正义，打击日本，与中国一道建立世界和平，终以苏军占领东北后的表现而破灭。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国家利益的考量及政府决策的取舍同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很多时候又很难合拍和一致。当苏军久居东北而不撤走时，国民政府显然有意纵容或鼓动媒体大肆渲染其不正当性，激发民众反苏情绪，引发民众反苏运动，以此在外交上向苏联施压。外交上无论硬或软，都是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旨归。从另一个角度看，外交又是妥协的艺术，一旦民众运动起来往往会有更高的诉求，激昂到一定程度，又很难使政府有妥协和回旋的余地。因而，由媒体引发民众的对外态度和情绪实则是一把双刃剑，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有此自觉，但处理起来往往是进退失据。 

　　 几年中，中国的新闻媒体不断地报道苏军的英勇作战，一种正义之师的形象经过反复强化，逐渐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建立起来，甚至形成一种深刻的印象。而印象一旦形成和沉淀，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此后其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不如愿的地方，也很难改变已经固化的印象，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比如，《雅尔塔协定》中苏联对中国主权的损害，一些人的谅解态度就是如此。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发现苏军并非想象的那样，特别是久居东北以后，态度便很快转向反苏的一面。苏军的形象是与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大程度上对苏军的赞扬即是对苏联的赞扬。众所周知，中共与苏联有着特别的关系，谈到苏联的社会制度、组织动员能力等，不能不想到中共正在中国所努力实现的。因而，在赞赏苏军的同时，很有可能会对中共产生某种程度的同情，也很有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有所想象。这种同情和想象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实际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常州市委党校常州三杰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