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摘要

2022-11-23 来源:“方志中国”微信公众号
    关于全力做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2022年卷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
  多措并举,开创年鉴事业新局面
  阎 峰
  充分发挥年鉴在增强历史自信中的作用
  洪民荣
  创新引领年鉴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功用
  左健伟
  实现“五个转变”,书写年鉴事业新篇章
  江 涌
  担当使命,推动重庆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刘文海
  继往开来,忠实记录伟大时代
  张军利
  新时代综合年鉴动态条目编纂刍议
  滕 坤
  摘 要:近年来,综合年鉴编纂中动态条目在年鉴条目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动态条目内容丰富、生动鲜活是志书资料的有益补充,也是时代印迹的细微再现。但是动态条目的搜集与编纂需要打破原有的资料来源途径,要求编辑主动搜集线索,了解动态条目的内涵及在类目、分目中的分布,并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科学编辑。笔者从新时代背景下年鉴动态条目的内涵、编纂意义、现状分析、搜集、编辑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提升年鉴编纂质量提供有益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新时代 综合年鉴 动态条目
  县级综合年鉴索引编制的设计——以绍兴地区年鉴为例
  张卓杰
  摘 要:年鉴索引是年鉴检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读鉴用鉴的利器。多年来,县级综合年鉴索引编制逐渐常规化。但至今部分地区仍存在忽视索引编制的现象,其索引编制存在问题偏多且问题具有地域普遍性。文章定义了地方综合年鉴索引,介绍绍兴地区县级综合年鉴索引编制类型、索引范围、使用说明、目录索引比、排序方法等现状,指出县级综合年鉴索引编制存在类型局限、索引范围不齐全、规模偏小深度不足、使用说明交代不够清晰、主题词提取及索引排版缺乏规范性等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提出解决根源性问题的主要思路,并呼吁年鉴编纂要重视年鉴索引编制,提高索引质量,提升年鉴使用价值。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 索引 绍兴地区
  年鉴框架设计突出特色三题——以《义乌年鉴》为例
  楼向华
  摘 要:近年来,地方综合年鉴的作用日趋重要,其编纂工作越来越为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所重视。为避免地方综合年鉴出现“千鉴一面”的局面,年鉴工作者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需要牢牢把握好地方综合年鉴的特征,创新年鉴发展思路,形成独有特色。一部年鉴的特点由多方面组成,而框架不仅是地方综合年鉴的纲目,是其信息资料的科学组织形式,更是体现一部年鉴的编辑思想、内容结构和特色形式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框架设计作为年鉴编纂的首要任务,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年鉴全面性和地方性,也决定年鉴编纂的整体质量。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 框架设计 突出特色
  新时代军事年鉴编纂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高跃群 罗有敢
  摘 要:军事年鉴是不忘初心的最好教科书、铸魂育人的宝贵资源、同步存史的重要载体。新时代军事年鉴编纂应当坚持姓党为军、守正创新、严谨治史,注重把握编纂价值意义、严格编纂要求、深化开发利用三个方面。突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共性要求、遵循军事训练工作运行特殊规律、加强编纂实践创新探索,充分发挥存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注重紧贴强军兴军伟大实践,深化军事年鉴理论研究,打造军事年鉴系列精品,激浊扬清、固本清源,激发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加强年鉴资源多重开发,编纂适合官兵的军内版、军地通用的脱密版、国际交流的公开版,打造系列衍生文创产品,进一步提升军事年鉴使用效益。
  关键词:新时代 军事年鉴 编纂工作
  年鉴政治部类篇目设置和内容记述
  黄玉华
  摘 要:政治部类是地方综合年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否编好政治部类直接影响到一部年鉴的质量高低。政治部类的篇目设置应该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民主党派与工商联、人民(群众)团体、法治、军事。政治部类的记述内容要注意充分反映人大、政协的职能与作用,要注意加强政治部类重要会议的记述,要注意政治部类的相关重要内容不能缺漏。政治部类的条目编写要关注常规条目的设置记述,要关注条目内容的交叉重复,要关注条目资料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关键词:综合年鉴 政治部类 篇目设置 记述内容 条目编写
  年鉴政治部类的框架设计规范性
  王 源
  摘 要:年鉴政治部类涉及面广、重要程度高、敏感性强,因此备受关注。多数年鉴重视政治部类的编纂,能够做到观点正确、分类科学、层次清楚、排列有序、内容完整。但也有部分年鉴政治部类存在着概念和内涵不明确、归类方法不统一、篇目设置不科学、内容记述不全面等问题,影响了年鉴的质量。本文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制度,从年鉴政治部类所涉及的多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针对既往年鉴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索提高框架设计规范性的方法和措施。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 政治部类 框架设计 规范性
  承续与创制: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年鉴编纂研究
  牟国义
  摘 要:政府主导年鉴编纂是近代中国年鉴发展有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之一。年鉴界鲜有从这一角度发掘和呈现相关史实。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承续清末旧制,颁布实施一系列涉及年鉴编纂的法令,以国务院(政事堂)、内务部、交通部、财政部等为代表,在一批统计学者的参与下,“远追成例,近仿良规”,开始“藉作年鉴之嚆矢”的各类年鉴编纂尝试,并在机构设置、统计方式、调查内容,尤其是年鉴编纂体例等方面有诸多创制。尽管时局多变、举步维艰,大规模筹办全国性年鉴的计划在短时期内未见成效,但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能,持续不懈的统计调查和努力,催生了《观象岁书》《外交年鉴》《江苏省政治年鉴》等一批数量可观的编纂成果,开启了年鉴编纂的现代法制进程。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仍不难看出其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彰显出的时代转换意义,对民国年鉴发展的“先导”之功和承前启后作用更不应忽视。
  关键词:北洋政府 民国 统计调查 年鉴
  来源:《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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