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清晰可见且易于落实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举世瞩目。您认为此次全会向世界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您如何评价全会设定的有关国家未来改革道路的愿景与目标?
阿万: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际人士一直对中国历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重大改革政策充满期待,二十届三中全会因而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政治日程表上的重大事件。全会让世界倾听中国对于国家前进道路的设想与愿景,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声音。应当说,中国在此次全会上向外界释放的积极信号是多方面的。作为历届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改革”二字贯穿《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始终,“体制机制”成为高频词,“完善”“健全”等字眼也反复出现。《决定》涵盖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其中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确承诺,表明了中国持续进行改革、并在未来加强改革力度的意愿。“进一步”意味着在过去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推进,而“全面”则反映了涵盖社会各层面和各部门的综合改革策略。这种整体性的长远方法体现出一种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思维。
二十届三中全会尤其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等主题,也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防风险、强监管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这些领域的高度重视,表明中国将目光投向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重点事项,以应对新形势下国内外不断涌现的新挑战。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如同中国共产党那样,以定期召开全会的方式反思过去的政策,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表明中国专注于为国家发展作出长远规划的优秀能力,以及“中国之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决定》既涵盖了中国的长期改革目标,也通过细致的条例划分,将这些长期发展目标分解为一个个清晰可见且易于落实的中短期目标,字里行间透露出周密的部署。全会将目光投向了本世纪中叶,部署了2035年之前尤其是未来5年内的改革任务。《决定》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目共睹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实现国家重大发展的历程中,获得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未来,我对于中国在2035年前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充满信心,这些目标将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所作的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提到,“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一直以来,中国的做法始终是先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中国充分认识到,目前的改革举措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种不满足于现状、居安思危的意识十分难能可贵。
紧紧牵住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紧紧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牛鼻子”,仍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外界认为,《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力度大、举措实、含金量高。您对此如何解读?
阿万:我认为,此次全会宣布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将显著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随着中国继续优化其经济模式并接纳更高水平的开放标准,新的经济改革目标有望使中国成为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并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的角色。中国包容性的经济开放愿景深深植根于其国际性政策之中,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是这一愿景的典范。通过打造一个广阔的贸易路线网络、基础设施项目和经济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更远的地区紧密连接。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改革举措覆盖范围广且影响深远,涵盖了税收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以自上而下、中央—地方协调和长期规划等为特征,并强调渐进式、分阶段的方式。相比之下,西方的改革措施常常依赖市场驱动机制和分权治理方式。受选举周期等因素影响,表面上看,西方的经济改革方式更为迅速,但事实上却不彻底,存在许多顽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凸显国家发展事业需求的同时,也融入了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整体愿景。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为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包括对于国家战略和长期规划的重视,以及对于均衡性的关注。中国成功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为其他寻求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优秀典范。如今,不少国际学者对中国脱贫制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同时,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证明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方面是有效的。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为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方向。《决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决定》也提到,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您对此有何评价?
阿万: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高度关注,凸显出中国意识到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优先列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中国正在努力营造一个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以逐步从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知识驱动型、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在改革初期,中国侧重于向发达国家学习,为随后几十年里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过去十几年,中国在科技改革领域的专注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采取了多项重要举措,这将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并进一步将中国置于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经过几十年的积淀,中国已经从技术模仿者转变为自主创新者,这一转变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
一是中国政府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如今,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支出国,仅次于美国。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研发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可观,主要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先进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例如,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一直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研究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如今的中国,大量研发投入带来的效益已经充分显现。在科技指标方面,中国成为全球专利申请的领先者,仅2021年一年就申请了超过140万项专利,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此外,中国已成为全球科研论文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研究人员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高影响力论文。研发成果的商业化转化也在加速进行,技术、医药和工程等领域的创新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市场产品和服务。
二是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强调,与创造一个创新蓬勃发展的知识型经济目标相一致。中国强调为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推出了大量激励措施,并提供各种优惠以鼓励创新,包括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初创企业的补助和资助。中国政府在5G、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提供资金支持的积极态度,大大加速了创新的步伐。源于政府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国家科技进步中发挥了领军带头作用,为各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作出了贡献。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对高技术产业的人才队伍支持和战略措施聚焦,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电信、电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引领者。
中国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愿景,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中。它强调了更优生产的重要性——即利用技术提升产出的质量和效率,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思维与科技创新思维的重大演进,高科技行业自主创新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可以预见的是,以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改革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体制和机制,以确保原创性技术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效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蓄发展势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肆虐的形势下,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
阿万: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彰显了中国适应不断演变的国际格局的新努力。当前,全球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充斥着“黑天鹅”(不可预测的、高影响力的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显而易见但易被忽视的威胁),这要求中国具备高度的适应能力和韧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际冲突频发的现实,为中国的改革议程增添了复杂性。然而,中国始终能够自如地航行在这些波涛汹涌的水域上。通过倡导多极化世界秩序,中国力求实现不仅有利于其自身,也有利于世界的改革目标。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表现无疑是值得赞扬的。过去,中国政府通过推出诸多战略性改革,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个风险,处理了一个个问题。困扰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环境可持续性和技术伦理等问题,在中国得到了有效应对。这归功于强大的中央领导、周密的长期规划以及灵活的政策执行方式。在面对障碍与阻力时,依然坚守改革的初衷并保持足够的细致与耐心,这彰显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
我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尤为强调“自信自立”,这是出于对当前全球背景的综合考量。“自信自立”意味着沿着一条符合中国独特文化、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的发展道路走下去,而非遵循西方模式。通过专注于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中国正在尽其所能地减少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气候危机、国际冲突等外部冲击带来的脆弱性。面对西方大国发起的一系列贸易与经济制裁措施,以及强加于中国的种种压力,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方面不曾动摇或退缩。这将使得中国更为从容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蓄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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