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代际划分的“80后”“90后”乃至“00后”标签正逐步丧失它的话语力量，而“00后整顿职场”之类的网络热点日渐被证明是一场集体幻想。陈旧的标签被撕去，新的标签接踵而至。年轻人很快在i人、e人的划分中找到自己的新归属，并再次建构起一整套关于自身价值的符号。事实上，i人、e人大致对应的内向和外向人格，在心理学和大众认知层面并非新鲜事物。不过换上一套新的名词外衣，这些社交身份符号却能焕发生机，再次在网络上占据热点，进而左右年轻人的说话方式和日常行为。

　　只是类似的符号往往如走马灯似的变换太快，通过星座标签体认身份早已成为过去时，而i人、e人很快又将被“淡人”“浓人”所取代。不断变换词语塑造新的身份符号，渐成当代青年乐此不疲的互联网话语游戏。这些沉迷于词语界定身份的当代青年，很容易被视作一群玩“词”丧志、随波逐流的迷惘一代，进而遭到批评家的辛辣讽刺。但问题是：热衷于符号化生存的当代青年的身份体认行为，真是无厘头的互联网泡沫事件吗？

　　古希腊圣城德尔菲神殿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早就昭告人类认识自我的意识根深蒂固。身份之谜及其自我的探寻，并不随着时代变化停下过它的脚步。中国古代先哲曾子以“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注入了自省之流。最终，通向自我身份认知的自省之路，开辟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身份追寻之旅。这种身份之旅的寻找，在孔子的时代，是柳下惠和盗跖的区别，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当这种身份标签最终从抽象词语变身为具象的物体时，符号化生存也成为中国古人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

　　是否佩戴玉饰，成为君子与小人身份的分野，而食鱼和食草具更成为身份尊贱的标志。肉食者和草民分野之后，庙堂和江湖的话语不断呈现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诗文集中。汉代大儒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声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隐喻的表现方式在诗文中以象征化的手法，昭示符号化写作成为中国文人悠久的传统。

　　文人至此不必再直陈君子、小人，也无须口口声声于忠奸邪佞，形象化的符号在各个层面代替了词语的直接陈述，虽委婉却明白无误地道出每一个人心中的自我。向往桃花源、终南山的是隐士，而引车卖浆者则将自己定位为市井人物。观念的符号化为文人提供了完整的身份体系，从而使得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小说有了一套简明的话语，可以轻而易举描绘出每个人物的大体身份。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所伴随的诗词，全是通俗的符号化书写，现代读者对此虽感到厌烦，却不难从中清晰辨别每个人物的身份特征。

　　符号化的言说把一切价值的标准清晰化，让生存不再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跋涉。明清时期，头巾轻而易举地将读书人从平民中区别出来，外在服饰代表一整套等级话语，而在文学内部，符号化的身份体认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当著名金石学家翁方纲决定将苏东坡确立为新的精神偶像时，他率先在京师发起著名的“寿苏会”，将苏轼打造成专属于他的文化符号。翁方纲把自己的书斋称作“苏斋”，在苏东坡生日诞辰当天，他们悬挂苏轼画像，欣赏苏轼诗文作品，唱和苏轼旧日所作诗文。通过每年一度的“寿苏活动”，翁方纲和他的“苏斋诗弟子”把这个活动传播到全国各地，他们也更加明确了“苏人”身份。

　　而更为有名的著名诗人袁枚，则将这种身份体认“经营”得更为具体。袁枚在南京建造随园，绘制随园图，自号随园主人，所收女弟子号为“随园女弟子”。随园由此不仅仅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园林，还是袁枚在清代中后期的身份标识。翁方纲、袁枚的符号化生存方式并非明清文人的异数，而仅是稍具代表性的两例。在翁方纲之后，文人们群起效仿，纷纷为许慎、韩愈、欧阳修等前代名贤过生日，通过历史人物镜像确立自己在当代的新身份。

　　符号化身份的确立部分“夺走”了文人本身的名字，甚至也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翁方纲的字“正三”、袁枚的字“子才”，已远不及“苏斋”“随园”响亮。为了“经营”符号化的身份，文人们不断给自己增添字号，通过变动的字号来彰显自身的情志。在广泛使用的印章中，他们将新名号钤印到画卷诗轴或是藏书上，以便新的身份更多地为人知悉，并传播得更加久远。当这种符号为文人集体共享时，他们在诗文集中的宣扬更加不遗余力。“前七子”“后七子”“西泠十子”“江左三大家”“桐城派”等名号，更成为文人们身份认同的集体符号。

　　以中国古代声势最为浩大的桐城派为例，当姚鼐为桐城派建立起一整套理论和宗派谱系后，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加入其中，以桐城派后学自居。在文字争胜变得愈发困难的晚清，小文人宁愿让渡自己的文学个性，依傍桐城派这棵参天大树，以便在竞争激烈的文坛获得短暂的庇护。符号化生存的弊端在此也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当个体无法像翁方纲、袁枚那样打造专属个人的符号时，他们选择加入其间，成为那些名满天下的文化符号的小小注脚。

　　符号与身份的归属和争夺，最终可能遮蔽了现实生存的困境。在知识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儒林外史》通过将科举制度符号化，获得了空前的批判力量，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个性却因此隐而不彰。范进成为吴敬梓讽刺的注脚，其个体的命运悲歌却无法引致读者的同情，拯救范进的一整套生活方案也就无从提起。

　　当历史进程加快，在激烈的晚清变革时代，“洋务”“顽固”“新学”“旧学”等标签符号更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必须不断拥抱新的符号，以确立自己在群体阵营中的新位置。不过，所有人也都清楚，每一个标签符号都无法精准定义变动世界里的自己。于是，新的符号不断被制造，每个人也被迫选择新的标签，以便在加速变化的社会中更为高效地生存。

　　当青年章太炎还是杭州诂经精舍的学生时，他的身份与恩师俞樾同是清代考据家。甲午战争后，自章太炎自觉成为革命党的一员后，由此与俞樾分道扬镳。在章太炎1906年发表《谢本师》与俞樾划清界限之后，符号化生存已经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决裂。身份的标签不断被制造，生存的符号化也随之不断加速，而生活依然以其自在的节奏朝前迈进。

　　历史证据表明，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浸润在符号体系的统辖下，而当代青年对身份符号的追逐，也并非一场又一场无聊的互联网热搜表演。每一个新符号在承载旧内涵之外，必定增添新的意义。如以i人、e人的自我界定为例，它不仅是人们认识自我的测试结果，也无疑有助于人们在互联网上高效地展示自己，以便迅捷地找到预期匹配的社交对象。于是，在这场看似无休止的身份符号追逐进程中，当代青年的生存状况及其意识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

　　正如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历史中体验和符号化的等价物》一文所言，“在意识的参与中，人能够生产符号，用来表达他对实在的体验，而他自身就作为体验着的能动者，他的意识性体验就是参与的行动和激情”。用来追踪和描述当代青年符号化生存状态的新词语，是他们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外在宣示，是互联网大幕下个体情绪的宣泄口，最终为所有人提供了历史意义的联想与阐释空间。宽容的互联网使用者和研究者应该承认，动态的符号化生存词语，是久远历史痕迹的当代延伸，也累积了青年的当代生存经验。在追溯历史上文人的符号化生存经验之后，我们有必要将当代青年的符号化生存历史化，在当代的日常生活史中为它预留位置，并在学术研究中赋予它时代意义。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